彭德怀忆庐山会议：主席一讲话干部对我就群起而攻之

核心提示：“难啊！党内的民主作风不见了，一个人的意志就代表了所有人的思想，习惯搞一言堂了。”彭德怀叹道，“主席一讲话，对我就是群起而攻之了。”

9月中旬，彭起超从福建前线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一下了火车，他就径直奔向中南海，要马上见到伯伯。

1958年秋，彭起超从哈军工毕业，被分配到福建漳州机场，任机务大队副大队长。当时台湾海峡战云密布，炮击金门之后，漳州机场是我空军部队与蒋空军争夺海峡制空权的重要战斗基地之一，彭起超工作之忙之累不言而喻。庐山会议后，部队奉命向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会场里的彭起超如坐针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为革命出生入死、戎马一生的伯伯突然间成了右倾反党集团的头子？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到底是怎么啦？闽南正是高温酷暑季节，彭起超却觉得浑身冷汗涔涔。

不等彭起超想明白，领导已经找上门了。要端正认识啦，站稳立场啦，和彭德怀划清界线啦??领导的“教诲”说了一大堆，彭起超沉着脸，一言不发。僵了几天，彭起超直接去找师长刘焕歧，要求请假去北京看望伯伯。刘师长把办公室的门关起来，给彭起超倒了杯开水，坦率地说：“说老实话，我不太相信彭老总会反党，顶多是有点错误罢了。你去看看他也好，安慰一下，少说伤心的话。快去快回，我准你的假了。”

彭起超出了军营大门，拦下一辆顺风车，匆匆忙忙奔漳州长途汽车站了

彭起超在中南海门卫处费了不少口舌，等到日头偏西，才好歹进了永福堂。

见到满脸油汗的侄子，彭德怀吃了一惊：“你怎么回来了？”

彭起超心里好像堵着什么，半天才缓过气，告诉伯伯：“我不放心您，找个理由请下假，回家看看。”

吃罢晚饭，伯侄俩坐下来。沉默了一会儿，彭起超结结巴巴地说：“伯伯，我记得在延安时，你教育我说：如果今后你彭起超做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就不认你这个侄儿；同样，要是我做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你也可以不认我这个伯伯。是不是这样？”

彭德怀点点头，轻轻摇着破旧的芭蕉扇，面无表情，静静地听侄子往下说。

“我们部队传达了庐山会议的文件。中央文件上说，你在庐山上反党、反毛主席，是右倾机会主义头子。我不相信，可又不敢不信，那是党中央的决议啊！我整整三天晚上睡不着，我跑回来，就是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又是一阵沉默。彭德怀望着侄子焦灼的目光，吐了一口长气，站起身来缓缓踱步，思忖良久才发问：“你们领导传达了我写给主席的那封信没有呢？”

“什么信？没有传达啊！”彭起超一脸茫然。

“那好，你是个老党员了，职务上也够看文件的资格喽！我想，你先看看我的那个所谓‘反党的万言书’吧！”

彭德怀从办公桌里拿出一份铅印的文件，递给侄子。彭起超屏息凝神，低头细读，屋子里安静得可以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

“伯伯，我看你这封信没有什么错呀！”彭起超看罢文件，昂起头，打破了房间里长时间的沉寂。

彭德怀苦笑，叹道：“这可是我‘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纲领’哟！是对党和主席的‘猖狂进攻’哟！”他用手把茶杯里绿莹莹的茶叶捞出来，放到嘴里慢慢地咀嚼着，好半天才接着说下去，“我知道你想知道伯伯为什么会成为‘罪人’，我也有责任把事实真相告诉你，由你自己去分析判断。庐山会议本来是想纠正‘大跃进’以来出现的普遍的‘左’的错误，但临近会议结束，仍是开神仙会，吟诗唱和，看戏跳舞，轻描淡写，我心里很着急。总理鼓励我和主席谈谈，不少同志也让我找主席谈谈。可惜，那天我去找主席的时候，卫士挡驾没有谈成。我考虑再三，才给主席写了7月14日那封信。明明白白说是给主席个人做参考，怎么就成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印发全会批判？”

彭德怀的情绪变得激愤起来：“7月23日，毛主席给我一闷棒！这一棒叫作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还将历史上的旧账翻腾出来，又一连打了好几十棒。唉，只打得我遍体伤痕，然后立案画押，以后不准翻案，不准辩驳。还算好，免除‘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我们是31年生死与共的战友，既然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事先不找我谈谈，规劝规劝？在劝而不听再用重刑也不为迟啊！召开八中全会，我就是斗争对象，为什么事先不通知我呢？这不叫作打闷棒又叫什么呢？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嘛！依我看，这个闷棒打得不适当，不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在经济上会打出一个大马鞍形。”

“庐山会议上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有问题，其实是鸡毛蒜皮。”彭德怀接着说下去，“又说，浮夸风吹一吹极有好处，风总是要吹的，吹一吹可以教育全党全民。这些讲法，我是不能同意的。浮夸风给我们的事业和人民带来多大的危害啊！”

彭起超不解地问：“对‘大跃进’中的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为什么要翻历史老账呢？”

“算老账、揭老底也可以，但是要实事求是呀！主席说与我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这就不符合历史事实嘛！又说我历来有野心，是个投机分子。林彪给我扣了三个大帽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说到这儿，彭德怀双颊微微抽搐，痛苦地闭上双眼，大口喘息着。

“我给你讲一点历史吧。我参加党的时候，正是大革命失败、蒋介石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在那样白色恐怖的危险中秘密入党，不晓得我是为了捞什么好处去‘投机’的。平江起义后，我们红五军这支能打仗的正规部队上了井冈山，本来是向红四军老大哥学习、取得联系的，没有想留下来。那时朱老总认为井冈山缺吃少穿，不宜久留，应该到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毛主席批他‘流寇主义’‘逃跑主义’，并说下山是死路一条，如果红五军愿留下来，他和彭军长一起守山。在柏露联席会议上，毛说，究竟谁走阳关道、谁走独木桥，事实将很快予以辨明。朱老总决心下山，他心平气和地对毛说，我衷心希望你和彭军长一起守山，打出一个阳关道来。没有想到毛突然态度变化，带着袁文才，一定要随红四军下山，把王佐扔给我，守山的任务全推给我们红五军。我们上山才二十多天啊！为了革命大局，为了掩护红四军，我和滕代远同志说服了五军的干部战士。我们只有七八百人，敌人是我们的三四十倍，怎么能守得住井冈山？最后快拼光了，为了保存这点革命火种，我们从悬崖峭壁上突围出去，最后只剩下二百多人。我要是有野心，岂能冒全军覆没的危险去守山？”

彭德怀又从中央苏区的反“围剿”讲到长征途中摆脱张国焘的陷阱，亲自保护毛泽东的安全；从东渡黄河讲到百团大战，从保卫延安讲到领兵赴朝鲜作战??一桩桩、一件件史实，都说明在重大历史关头，自己拥护毛主席，忠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耿耿此心，如日月之昭昭。

彭起超看看手表，已是下半夜3点钟了。他怕伯伯太累，几次想打住话头。彭德怀摆摆手，继续说：“我们今后再见面也不容易喽！我要对你们八个孩子有个交代。如果连你们都不了解我，岂不可悲？”他又谈起庐山会议：“无中生有地编造出两个罪名：一是‘军事俱乐部’，一是‘里通外国’。现在正在开军委扩大会议，还在深挖这两个问题。有什么真凭实据？没有，罗织罪名，到了如此荒诞的程度。聂帅和叶帅做我的工作，为了党和主席的威信，为了大局，我采取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自己毁灭自己，自己搞臭自己。现在想起来，我很后悔，不该在庐山做那个违心的检查。12号我又向军委扩大会议交了一份违心的检讨，咳，现在想起来真是万箭穿心啊！但是，所谓‘军事俱乐部’‘里通外国’的罪名，枪毙了我，也不能承认的，完全是有意陷害嘛！”

彭起超问伯伯：“参加庐山会议的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为什么不为您和黄伯伯、张伯伯、周叔叔说点公道话呢？”

“难啊！党内的民主作风不见了，一个人的意志就代表了所有人的思想，习惯搞一言堂了。”彭德怀叹道，“主席一讲话，对我就是群起而攻之了。”

“都是哪些人批判你最凶？”

彭德怀想了想，平静地说：“必欲置我于死地的是林彪、康生、柯庆施、陈伯达这些人，我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他又重重叹气、摇头，“庐山会议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从此党的作风问题就严重喽”

彭德怀双目低垂，话音有气无力，身体歪斜地靠在椅子上，实在讲不下去了。这一个晚上，他对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的全面回忆，对庐山会议的追述和分析，宛若一场暴风雨猛烈冲击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彭起超知道伯伯已经心力交瘁，不能再讲了，他站起身，好言劝慰伯伯赶快安歇，随后从屋子里退出来。

彭起超站在小院子里，一股秋风带着丝丝凉意掠过他发烫的脑门儿。黎明前的天幕黑暗而深邃，星斗从云罅中时隐时现，闪烁间似在注视着永福堂庭院里的年轻人，并向他发问：你现在弄明白了吗？彭起超伫立良久，终于从丹田里发出一句无声的呐喊：老天哪，我伯伯没有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