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邓小平的反“左”和反右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成为了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的领导下，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既坚持反“左”又坚持反右，确保中国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是一次思想解放的会议。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因而有少数人在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分歧很大。为了统一认识，在会议的第二阶段，邓小平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批评“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为刚刚开启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成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邓小平的讲话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胡耀邦在会议的结束语中称赞小平同志的讲话使得整个会议开得相当圆满。满妹在回忆父亲胡耀邦的这一段历程时也指出：“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与真理标准讨论一样，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真理的号角吹得很响，为思想解放进一步打破了禁锢。”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邓小平站在全局的高度，决定作一个新的历史决议，即中共历史上第二个历史决议。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强调全面正确看待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对重大问题的分析要恰如其分，不能写成黑历史；强调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科学分析其晚年错误，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出不能把错误全部推到毛泽东身上，而要集体负责。邓小平领导起草决议的过程，展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超智慧和坦荡胸襟。

  这个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就历史决议的起草问题共进行过多次重要谈话，为决议的最终形成付出了智慧和心血。

  这个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体现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多年来，很多文章都提到邓小平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并有大量的文章充分分析和回顾了“左”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这是很有必要的。但我们同样也不要忘记警惕右。邓小平的整段话是：“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因此，经常警惕右的错误倾向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本文重点谈谈邓小平在反右问题上的一些论述。

  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时候，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一个绕不过的主要议题。早在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就指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

  对于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邓小平也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承担了自己的责任。1980年2月29日，他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道：“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过程中，邓小平专门谈到了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错划右派分子的问题。他还特别指出，对于没有错划的也应该给予全面的评价。他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见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一九八○年三月——一九八一年六月）后来有关部门在右派分子章伯钧等人诞辰的时候召开了纪念会，在会上肯定了他们“曾经做过好事”。

  凝聚着全党共识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尽管有了这个决议，但当时党内有人仍然不顾党的纪律，与社会上的某些人遥相呼应，做出了一些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事情。这引起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注意。1981年7月17日上午，邓小平同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谈话,就当前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发表意见。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像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

  8月3日至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讨论邓小平这个谈话。11日，中共中央印发这个谈话。九月上旬，文化部和中国文联联合召开首都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讨论文艺界如何加强领导、改变涣散软弱状态、增强团结、改进工作等问题。会议一致拥护邓小平这个谈话和胡耀邦在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对于那种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的倾向，要进行正确的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斗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鲜明态度。他在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第一天就发表了讲话，总共有六条意见。在谈到邓小平讲话的核心时认为：“我的看法是一句话：我们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处于软弱的状态，必须改变这种状态。我们必须把这个主题、主旨抓住；抓住了，问题才能研究得透，解决得好。”“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要坚持原则。而在现在，就首先要求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六中全会保持一致，尤其是要坚持中央多次重申、在六中全会又一次重申的四项基本原则。”在谈到当时一个电影《苦恋》时指出：“《苦恋》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类似《苦恋》或者超过《苦恋》的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的错误言论和作品，还有一些。对这种错误倾向，必须进行严肃的批评而不能任其泛滥。”在总结《苦恋》这件事时，胡耀邦有些自责，他说：“本来这个问题好解决，但当时我没有注意到，我也有一份责任。如果当时我们建议文联开个会，请一些作家艺术家来，对《苦恋》作个公正的评价就好了。现在看起来，当时没有走群众路线，如果走走群众路线就好了。现在我想还得这样做。然后按小平同志的主张，由《文艺报》写文章，文章只能写好，不能写坏，请我们的文艺评论家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写文章评艾奇逊的《白皮书》，五篇文章只用了个把月。我们现在搞了半年了，连一个批评稿子都写不出，哪里有这么难啊？这篇批评文章搞好了，对全国人民是个教育，对反革命的气焰是个打击，对糊涂人是个帮助，对白桦同志本人也是个帮助。白桦同志接到很多信，他认为他有群众......。”胡耀邦还语重心长地告诫道：“我们的党员作家、党员艺术家和党员思想理论工作者，时刻也不应当忘记自己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这个家、那个家。既然首先是党员，那就应当象小平同志谈话所说的，首先要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一个起码的纪律。党如果对党员不执行纪律，还怎么能领导群众呢？”他还鼓舞与会者：“不要以为有那么一些人讲怪话，写反动标语，充其量无非是两三千张标语。十亿人口，一千张标语叫一百万分之一，算个啥？人心党心，百分之百是不可能的，但百分之九十五、九十八以上是在马列主义方面，在毛泽东思想方面，在党中央方面，而不是在那些错误的言论方面，更不在那些跳梁小丑方面。”

  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经常提醒全党：有“左”就要反“左”，有右就应该反右，但是不要搞运动。他说道：“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他还特别提醒：“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人人都去作检查，那就会变成运动。”（见邓小平：《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多次谈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左”反右问题。他说道：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

今年是邓小平110周年诞辰。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忘历史教训，继续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争取早日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