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土：反人道主义的那四十年

改革开放前后60多年，给人的最大感慨就是昨是今非，但对我们这个特别容易健忘的民族而言，这种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是非之别，往往会被人轻易遗忘。其中，人性和人道主义最为明显。如今，以人为本、人性、人道，起码在字面和口头上已经到了无所不在的地步，连马桶广告都打着人性化的招牌，但在 1980年代，人道主义是有限定词的，人性是不能随便使用的;而在改革开放前，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说法都会遭到严厉批判，还被划入反革命、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右派的行列，除了革命的人道主义，别的是绝对不许说的。可有多少人还记得这种不同?又有多少人还记得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被狂轰滥炸、批倒批臭的那个年代?

其实，正是由于人性、人道主义常年间被定性为反动，正是因为多年间人性、人道主义被不遗余力地批判和否定，才让反人性、反人道大行其道，才让不人性、不人道耀武扬威。终于，一次次政治运动连续结出了非人性、非人道的苦果，最后导致了文革这样的巨大灾难，10多年的人间浩劫掀开了人道主义历史上极其黑暗的一页，也让民族的人性沦落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而且，余波又延续了10几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种种悲剧。时至今日，中国人的内心依然没有将人性和人道作为价值判断，始终没有将人性和人道作为审视历史的主要标准。

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是各类政治运动的靶子

人性论是对人性的认知，人道主义是思想观照和精神关怀，表现的是对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命的基本尊重。对人性的认知，应该说是人道主义的基础，没有对人性的共识，人道主义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中国，人性话题自古有之，性善、性恶，或善恶兼之，或无善无恶，但近现代意义的人性论则是20世纪从外部涌入的各种新思潮之一。人道主义由欧洲早期的人道精神引申而来，15世纪以后的人道主义实际是肯定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人文主义，17世纪以来的启蒙思想家将人道思想引入政治领域，在“天赋人权”思想的引导下，强调尊重人、关怀人、爱护人，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代，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旗帜，这些以人为本、关心人的价值、关注人的生存的人道主义思想20世纪纷纷被转译到中国来。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对大多数传统中国人而言，人性仍旧受到环境的压抑，而且对人性也从来没有像样的认知，虽然外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已经被不少知识分子所接受，但在全社会，人道主义依然是弱项。

在这样一个人性没有得到准确认识、人道主义还是弱项的社会，原本最需要人性的补课和人道主义的洗礼，但与此相反，新中国刚一成立，人性论就成了各类政治运动的靶子，因为早在抗战时期的延安，毛泽东就已经对人性发表过定论，于是，在被批判的对象身上，加入人性论的罪名，就更容易被批倒批臭。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认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正是这段一锤定音的结论，使得自1950年代开始，所有的文章和言论几乎都将人性打上了标签，划入了阶级。凡是受到批判的人物、作品和现象无不被说成是“超阶级的人性论”;凡是政治运动，批判“反动的人性论”几乎都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而且在批判时几乎没有任何分析和说理，无不作为一顶现成的政治帽子扣在被批者身上，可见，在所有批判者的心目中，人性的问题早有定论，无需论述。

1951年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及后来延伸的全面揭批武训的运动中，“抽象的人性论”是这部电影的重要罪名。1954年，在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的浪潮中，人性论成为靶子之一。1955年，在批判“胡风集团”的运动里，批判文章就称：“胡风与梁实秋的人性论一脉相承”，而梁实秋的人性论早就遭到过围攻。1957年和1958年，是批判人性论最为猛烈的时期。这是因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作为右派言论，人性论是一项主要内容。而1958 年“大跃进”的同时，还曾发动过一场“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那些被当作“资产阶级白旗”的人，宣扬人性论也是其罪行之一。

1957年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许孟雄是一只反共毒蜂》，专门报道了中国人民大学批判教授许孟雄的情形，其中就称：许孟雄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反动人性论;同年8月8日，人民日报在批判所谓章罗联盟驻武汉专员马哲民时也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煞有介事、别有用心地高喊维护人的尊严、倡导人性论。 8月26日，新华社在报道上海外国语学院批判教授董任坚时说，“反动透顶的右派分子董任坚提出荒谬绝顶的人性论”。从这两个“顶”中可以看出，这些政治运动的大批判都是“打棍子、扣帽子”，毫无说理可言。在1957年批判人性论的文章中，杂文家徐懋庸成了被批判的典型。9月2日李凡夫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评徐懋庸的“共同人性论”》，还追根溯源：“15、6年前，延安有个王实味，曾经提倡过一种反动的‘人性论’，把人性抽象化。”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人性论也难逃一劫，因为人性论一直被认定为“资产阶级文艺创作的理论基础”，所以也成为文艺界“白旗”们的罪证。 1958年，文艺界领导林默涵5月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一文，批判了秦兆阳的文学创作，指责秦兆阳提倡人性论、否定“政治第一”的批评标准，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因为秦兆阳曾发表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现实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此文成为他被划为“右派”的一大罪状，因而在文坛消失了长达22年。12月5日，电影界领导陈荒煤在人民日报发表《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点名批判《情长谊深》《球场风波》《寻爱记》《青春的脚步》《雾海夜航》《未完成的喜剧》《谁是被抛弃的人》《不夜城》等一批电影作品，认为都是“宣扬资产阶级的所谓人性论”，还将原因归结为“由于电影艺术工作者绝大部分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时常表现出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趣味”。

人性论不但受到社会各界的批判，而且许多知名人物自己也纷纷站出来与人性论划清界限。1952年5月24日，曹禺在《永远向前—一个在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中自我批判道：我却是一个超阶级的人性论者，我相信在那样的阶级社会里，人性也是普遍善良的。1952年6月，军队老资格作家白刃创作的小说《目标正前方》《战斗到明天》受到批判，他为此还写下《决心改正错误、从头学起》的自我检讨，其中称自己“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吗?”

不过，在1963年以前，如果提到古人的人性论和19世纪以前西方的人性论时，并没有都作为反面观点加以批判，而是认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例如侯外庐、张岂之等人在介绍王夫之、李贽的文章中，就用了肯定的说法;而在1959年7月29日人民日报介绍狄德罗哲学选集的文章里还说：他从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这是和中世纪禁欲主义相对立的。

人道主义的遭遇在1949年以后比人性论稍好一些，这是因为老大哥苏联一直将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作为社会进步思想，而苏联所信奉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苏联和东欧国家对人道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文艺复兴时期与哲学、伦理学、艺术相联系的世俗思潮和文化教育思想，是以个性自由反抗抗宗教独裁，以尘世需求对抗禁欲主义，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而广义则指维护人的尊严，重视人的现世幸福，要求实现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追求人类完美的社会进步思想。在他们的论述中，有古代人道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之分，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则是社会主义苏联和东欧国家各类文章的常用词，在他们眼里，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是人道主义的最高阶段，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同时也使人道主义从抽象转变为具体。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既是把人看作最高价值和目的本身的一种世界观，也是实现这种世界观的一种具体社会过程。即使在制造了各种人道主义灾难的斯大林时代，人道主义起码在理论上、宣传上还是被肯定的，从来也不是贬义词。

但是在中国，因为1941年毛泽东曾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四期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所以，在这个一言堂的高度集权体制社会中，只有“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唯一可以公开肯定和倡导的，其他在1950年代则显得含混不清，既跟着苏联肯定人道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又批判现实社会中的人道主义，既肯定国际人道主义医疗援助，又否定西方的“人道主义骗局”。而且，“革命的人道主义”只能放在治病救人中，如果没有革命二字，那肯定是用在了谴责帝国主义对待战俘上，其界限之严格、之清晰，令人感到当时的社会对人道主义存有一种天生的恐惧，与苏联相比，尽管对人道主义的认知距离不小，但又不能公开否认苏联对人道主义的看法。

50年代，中共报章中在提到人道主义时，对美国的人道主义一概持批判态度，比如战俘问题、细菌战问题，但同时又不反对苏联倡导的人道主义。 1953年斯大林去世，中国科学院的唁电还称：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和你们紧密团结在一起，为人道主义的科学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而坚持奋斗!

苏联对人道主义所持的肯定立场可以从著名红色作家法捷耶夫在斯大林逝世时发表于《真理报》的纪念文章中看得一清二楚，文章标题就是“斯大林的人道主义”。其中说：“列宁事业的天才继承者斯大林，在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文章中，就确定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人道主义的意义。”“列宁和斯大林的人道主义，在原则上不仅与所有的和各种形式的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截然不同，而且与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意义的旧的古典的人道主义也是绝对不同的。列宁和斯大林的人道主义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一些善良心愿的毫无根据的人道主义，而是反映着社会发展的客观法则，反映着工人阶级、亿万劳动人民以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期望。”“列宁和斯大林的人道主义的历史性意义，不仅在于它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义的旧人道主义，而且在于它是给人类指出摆脱资本主义桎梏和民族压迫道路的现代唯一的人道主义的学说。”“只有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才能发现和表述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客观法则，这些法则的发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真正胜利。”“这使我们也像称呼其他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一样，把斯大林称为世界上有名的人道主义者中最伟大的一位人道主义者。”

法捷耶夫还引用斯大林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减少个人需要，而是要尽量扩大和发展个人需要，并不是限制或不肯满足个人需要，而是要尽量和完全满足劳动者的所有一切需要。”“社会主义是不能撇开个人利益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这种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社会主义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唯一牢固的保证。”

50年代的中国，对中外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仍然被视为一种进步，这显然是受了苏联的影响。在纪念雨果、安徒生、堂吉诃德、密茨凯维支、居里夫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萨迪、弥尔顿、拉格洛芙、莫扎特、亨德尔、泰戈尔时，用肯定的语气称赞了他们的人道主义;在纪念杜甫、关汉卿、高则诚、曹雪芹时也称赞他们是人道主义者，但冯雪峰在评价鲁迅时则称他是“革命的人道主义”。不过，50年代的各类政治运动，与批判人性论一样，人道主义同样也是靶子，如批胡适、批胡风、批右派分子，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既定罪名，既不必深入挖掘，也没有理论阐释。

此时的中国，对待人道主义和人性也有不同的意见。王任叔是老资格共产党员，又是著名作家，笔名巴人，1957 年，他发表的《论人性》和《文学论稿》中都将人性和人道主义作为正面思想加以肯定，他认为，当前文艺作品中最缺乏的东西，是人性，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原因在于对人的阶级性作了机械的理解。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在1957年也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其中说：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 巴人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论述为依据，钱谷融则借用了高尔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他们的主张后来都受到了疯狂批判，评判者中有知名的姚文元、林默涵、李希凡等。

总之，与苏共决裂之前，中共在现实社会里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想基本否定，而且将此作为一种思想罪名，不断运用在批判对象身上，但对苏联所倡导的人道主义观点还是正面转述和有限认可的，只是不用于中国的现实社会里罢了，此时所谓“革命的人道主义”实际不过是一个虚名，仅在极为狭窄的领域才有使用的可能。

人性、人道、和平是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水岭

赫鲁晓夫主政苏联后，尤其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与苏共的意识形态逐渐分离，矛盾不断扩大和升级，直至最终决裂，决裂的主要原由，也是中共批判苏共的主要理由，就是现代修正主义，中共将苏联在赫鲁晓夫治下的一系列改革和对西方国家的缓和政策，尤其是他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方针，被当作现代修正主义加以猛烈讨伐，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都被视为现代修正主义的核心思想。而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确实出现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人道主义思想潮流，赫鲁晓夫就是在人道主义旗帜下否定了斯大林的暴政，并且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一切人的口号，公开宣布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

进入60年代以后，中共与苏共的分歧走向公开化，尤其在中苏公开论战之后，国内舆论在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时都毫无保留，除去看病疗伤、优待俘虏作为“革命人道主义”外，凡是提及人性论、人道主义，一概都成为丑恶与罪恶，过去未置可否的苏联式人道主义也被彻底否定。

1960年开始，批判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火力变得异常猛烈，而且都与现代修正主义挂钩，其中以文学艺术界、理论界、教育界最为积极，因为这两项罪名在他们看来都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仅1960年一年，人民日报就发表带有批判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文章70多篇，陆定一、郭沫若、沈雁冰、田汉、林默涵、钱俊瑞、陆平、王朝闻、远千里等思想宣传文化界的领导和知名人物，或是撰写文章，或是在各种会议上发言，无不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里面都少不了攻击人道主义、人性论，连剧协、音协、舞协开会都不例外，全国文教群英大会的全体代表向党中央、毛主席的致敬电也不忘顺带着捎上一句。

人民日报1960年1月22日发表林默涵的文章《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其中称：文艺上的老修正主义者卢卡契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歪曲列宁的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和平共处的原理，把它曲解为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可以和平共存，不要斗争。这种“思想共存”论跟王任叔 (巴人)的“竞异求同”论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要同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求同”“共存”。卢卡契认为自从列宁逝世以后，确定共产党的战略的主要矛盾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法西斯和反法西斯的矛盾，这就是要取消阶级斗争。美国共产党的叛徒白劳德也是这样主张的。为了要模糊阶级斗争，他们就提出了抽象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等等来代替阶级性、党性。所谓“人道主义”，就是博爱主义，就是毛泽东同志批判过的那种“人类之爱”。

值得一提的是，女作家刘真是位抗战干部，共产党培育出来的文学家，但她的作品《英雄的乐章》却遭到了严厉批判。1960年元旦刚过，同为抗战时期入党的作家远千里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作家世界观问题》，说刘真“是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来看待革命战争和爱情问题”，据说他还是尽量把握了分寸。可是，最终，远千里却死于毫无人道的文革，而刘真竟然熬了过来，上个世纪90年代移居澳大利亚。

可以说，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文艺界饱受批判的大都是共产党自己营垒的革命作家和艺术家，还都是些资历很老的“老革命”，却都被认为抱有“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修正主义思想”。这是中共文化史上的一大特征。

1963年中苏大论战全面爆发。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声明：“从今日起，《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将陆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的公开信。”同日，第一篇评论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发表。从此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其实原定还有第十评，后因赫鲁晓夫下台而中止。

在北京钓鱼台“九评”写作班子成立的同时，1963年，刘少奇等人提出单是写批判文章不够，还应该写一些小册子，从理论上进行系统、深入的批判。当时拟出了不少题目，其中就有“批判人道主义”。这个课题由周扬主持，他挑选了几个人组成了写作组，有洪禹、汝信、邢贲思、罗国杰、王春元、王若水等，住在中联部的招待所里，集中搜集国外有关人道主义的材料，还编了一本《马恩列斯论人性和人道主义》。可是由于周扬自己很快就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所以，他领导的这个写作班子成立一年多便不了了之。

1963年，苏联电影界的杰出导演丘赫莱依成为中国舆论批判修正主义文艺的重点。诗人和评论家张光年在《文艺报》发表文章《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批判了丘赫莱依最近几年中先后拍摄的《第四十一个》《士兵之歌》《晴朗的天空》3部影片。文章说，“这些影片中间散发出来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气味，正是从艺术领域、从意识形态领域中反映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反映了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政治要求。丘赫莱依的影片反映得比较完全，并且鲜明突出，可以当之无愧地被视为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文章说，“以丘赫莱依为代表的‘苏联新浪潮’的描写战争的影片，几乎每一部影片都是一篇革命战争的忏悔录，一份悔过书。好像这些战争根本不应当进行，好像过去的苏联党、苏联政府领导苏联人民起来消灭白匪军，消灭法西斯侵略者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现在必须通过这些电影向全世界公开作检讨似的!”文章称：“影片《第四十一个》把一个女战士置于革命叛徒的地位;同时把白匪军官打扮成一个善良人物，充分发挥了他精神上、智力上的优越感，从而把正面的东西当成反面的东西来表现，把反面的东西当成正面的东西来讴歌，而在影片《士兵之歌》里，我们看到，同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青年近卫军式的英雄相对立，他创造了阿廖沙式的‘英雄’。导演绝对避免表现这位青年战士政治上的觉悟和精神上的成长，却大力渲染他的恐怖心理和死里求生的本能，这就使‘英雄’的美名成为一个讽刺。在《晴朗的天空》里，导演把个人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人物冒充为‘英雄’。”文章还说：“丘赫莱依主要的哲学概念，他所鼓吹的‘苏联新浪潮’的哲学基础，是抽象的、抹煞阶级性的人道主义，实质上是以极端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是用来代替所谓‘没有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根据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立场，在观察生活、观察人的时候，他所采取的基本的哲学观点，是彻头彻尾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种人性论是用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的。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来顶换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这篇文章曾被新华社作为通稿发出，人民日报则做了摘要。

那个年代，身为中共主管文艺界的主要官员，周扬也是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急先锋，而且是从理论上衷心服膺这种批判的。早在1960年7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作报告，其中认为：人性论是修正主义的一个主要思想武器，他们用抽象的共同人性来解释各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以人性或“人道主义”作为道德和艺术的标准，反对文艺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工具，他们用人性论的观点反对人民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在这种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有一些文艺作品和电影把革命战争描写成一片凄惨景象，对革命战争历史作了极大的歪曲。周扬还说，现代修正主义者以历史唯心论反对历史唯物论，以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人性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人性。这就是修正主义者的人性论的反动实质。1963年 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标题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再次把“超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当做批判重点。

为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而不顾一切

1964年，文革的序曲已经奏响。从这一年起，对内对外，伴随着“九评”的继续，思想文化界都开始了对修正主义思想的猛烈进攻。7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转载红旗杂志12期的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其中借着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召开将现代修正主义骂了个狗血喷头。文章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文艺是一个重要的争夺点;作为文艺的重要部门之一的戏剧也不例外。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包括他们的戏剧中，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大肆散播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等等，竭力反对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贩卖美帝国主义腐朽没落的“新奇”艺术，宣扬美国生活方式，用形形色色颓废下流反动的东西，去毒害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使其思想堕落，意志消沉，道德败坏。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是磨灭和腐蚀人民群众革命意志的文艺，是适应帝国主义需要，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政策效劳，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的文艺。

1964年，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及其不平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发生的事件预示着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走向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正如火如荼，这一运动被认为是文革的序曲或预演;

全国学习解放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组织和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参加农村建设，相继兴起，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职工家属回乡生产大有好处》;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为了战备，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

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做思想准备;

《毛主席语录》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在全国发行，“毛主席诗词演唱会”在上海举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公演;

中共中央批转高教部党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政治工作建立政治机构试点问题的报告》，全国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召开，指出政治理论课应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把毛主席著作作为最基本的教材;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

八评和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相继发表;

关押在中国的日本战犯这一年全部提前释放，对伪满洲国、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则实行特赦，毛泽东接见日本来宾并发表谈话表示：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的斗争;北京各界隆重集会，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归还冲绳的斗争。

当然，在对曾经的民族敌人宽大为怀的同时，即将并且已经有大批“阶级敌人”又被无情地投入监狱。因为那个年代，是阶级斗争主导一切的年代。

1964年开始的全国性批判浪潮，其对象有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孙冶方的经济学理论，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罗尔纲对太平天国李秀成的研究，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等。1964年和1965年中，人民日报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文章连篇累牍，无论古今中外，一律都属于被批判的对象，作者既有学者、作家，也有工农兵。清华大学教师黄美来写了一篇如何改造学生思想的文章，说他帮助学生认识到“爱”也有阶级性，使得他们对自己家庭做了清理和批判。这篇文章可以让人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为什么到了1966年以后，大学里的武斗能够不断升级，学生为什么能在批斗老师、与长辈划清界线时那样不遗余力。

那个年月，翻阅报纸，你还可以看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越南劳动党，甚至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文章都被翻译过来，以增加批判人道主义的力量;印尼总统苏加诺对印尼知识分子”文化宣言“的封杀，也被拿来为批判人道主义助阵。此时，从法国的罗曼罗兰、阿拉贡到苏联的阿尼西莫夫等，这些著名文学家都成了宣扬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反面典型，这种批判与50年代相比，已经走上了更极端的道路，近似于疯狂。仅1964年，人民日报涉及批判人道主义的文字就多达94篇。

到了1966年，党中央机关报涉及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文章有近百篇，基本不再讲理，一概棍子、帽子加无端谩骂。有批周扬、夏衍、阳翰笙、秦牧的，也有批“三家村”、批李达的，历史上的海瑞更不放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5年底，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周扬还在那里批判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转眼间，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就成了他的罪名，他自己也沦为被批判的对象。

对苏联，肖洛霍夫这位世界知名作家成了修正主义文艺的头子，他的名作《一个人的遭遇》(旧译《一个人的命运》)被当作修正主义文艺作品的大毒草在各地报刊遭到口诛笔伐。人民日报1966年发表的“《一个人的命运》—现代修正主义文艺黑旗”里这样评论道：“小说作者通过索科洛夫的‘悲剧’历程，以 ‘一个人的命运’作为整个人类命运的缩影，诅咒革命战争，贩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这样一本反革命作品上市以来，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评论家居然把它作为一面旗帜高高擎起，说它响起了‘新调子’，开辟了‘新时代’，说它‘拟定了一条从思想上、艺术上处理战争题材的新路线。’现代修正主义的作家、艺术家们更一批一批地拜倒在这面黑旗下，竞相仿效，写出了不少宣扬和平主义、诋毁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什么《生者与死者》、《一寸土》、《第三颗信号弹》、《克利契托夫卡车站上的一件事》、《士兵之歌》、《焦尔金游地狱》、《给初生者以和平》等等，谬种流传，贻害无穷。”“既然肖洛霍夫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出发，抹煞战争的阶级性，认为战争‘不人道’，反对战争，就必然在作品中渲染战争恐怖，宣扬战争毁灭一切。《一个人的命运》把革命战争歪曲为一次空前的大浩劫、大毁灭。它把这场战争的矛盾，即苏联人民与法西斯之间的阶级矛盾歪曲为人和战争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人民只有一个结局——毁灭，这不仅是物质上的毁灭，而且是精神上的毁灭。”“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命运》所开辟的‘新路线’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现代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文艺路线。这条文艺路线是为现代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也就是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服务的。因此，我们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战争题材作品上的分歧，不仅是文艺问题，而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帝的根本问题。”“毛主席说：‘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又说：‘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枪杆子‘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因此，革命作品必须如实地表现革命战争如何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压迫，如何使劳动人民砸碎颈上的锁链，获得整个世界，如何迅速提高人民的阶级觉悟，锻炼人民的革命意志和团结精神。总之，‘革命战争万能论’是战争题材革命作品的灵魂。”

在中国文艺界，从1964年起，更多的文艺作品受到了批判和清算，连1960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周扬热情颂扬的那些作品也都成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黑货，从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开始，直至《洪湖赤卫队》《革命家庭》《党的女儿》《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逆风千里》《舞台姐妹》《两家人》《燎原》《怒潮》、《红河激浪》等，受到批判的小说则有《三家巷》《苦斗》《赖大嫂》《广陵散》《杜子美还家》《在厂史以外》)等，戏剧则有《梅龙镇》《四郎探母》《二进宫》《李慧娘》《谢瑶环》等，还有夏衍早年创作的《赛金花》，舞剧有《鱼美人》。宣扬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是这些作品的罪状。其中，对邓拓的《燕山夜话》、吴南星(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可以说是文革的进军号角。

其实，早在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就曾对文艺问题做过两次批示，态度非常激烈，指责也很吓人，反映出他对文艺界的基本看法。1966年 7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干脆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刊登，次年5月，姚文元和戚本禹在上海和北京分别纪念《讲话》发表25周年时都称，“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纲领”。

姚文元的讲话是这样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结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划时代的发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的文件，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纲领性文件，是鼓舞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勇敢冲击的响亮的战斗号角。”“《讲话》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大旗，给予文艺、思想战线上形形色色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观点以摧毁性的打击，彻底揭露了周扬一伙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反动面目，这个批判是这样深刻、这样尖锐和有力量，是这样准确地击中了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核心和要害，使得以后的各种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包括《修养》所鼓吹的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贩卖阶级投降主义的反动论点，包括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奉为至宝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不管有多少伪装，多少变种，多少花言巧语，都逃不脱《讲话》这个照妖镜的无穷威力，只要一照，立刻现出丑恶的原形。” “《讲话》是发展革命文化的万古常新的真理，是无产阶级文艺战无不胜的战斗旗帜，是进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大革命的指南针。”“毛主席这篇伟大著作，同他的《新民主主义论》《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发表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等伟大著作，直到进行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重要指示和文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开辟了一个发展无产阶级文艺、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全新的历史时期。”“十七年来，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恶滔天，干尽了坏事!从吹捧《清官秘史》到炮制《海瑞罢官》，就是他们整整一部反对《讲话》、反对毛泽东文艺路线、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黑历史!”“同以周扬、夏衍、林默涵、齐燕铭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路线(即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相对立，江青同志坚持了《讲话》中阐明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路线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她热情支持了文化界中那些坚持《讲话》方向的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她敢于反抗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种种清规戒律。她所领导和发动的京剧革命、其他表演艺术的革命，攻克了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反动文艺的最顽固的堡垒，创造了一批崭新的革命京剧、革命芭蕾舞剧、革命交响音乐，为文艺革命树立了光辉的样板。这些作品充满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气概，有高度的革命性和艺术性，具有独创的民族风格，是推陈出新的典范，是无产阶级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珍贵的文化财富。这些作品在中国和全世界的舞台上，用典型的工农兵的英雄形象，高高地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舞台上那些剥削阶级的牛鬼蛇神打得个落花流水，一败涂地。”

在1966年的中国大陆，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是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铁定罪状，只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都会加上这两项，批“苏修”文艺时，更是必不可少。在批判的同时，也不忘颂扬，在对京剧《红灯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的赞美中，都将这些作品当作了反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革命样板。

1960年代，就在中国大陆将所有精力都放在抓紧阶级斗争、批判修正主义、逐一扫荡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成果，与苏联彻底决裂的时候，苏联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看法却是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苏联《真理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共产主义建设者的伟大旗帜》。其中说：

社会主义经营和计划方法应该具有严格的科学基础，为企业独立的经营活动和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留有必要的空间。重要的是，完全消除计划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因素，学会很好利用经济杠杆和经营方法：经济核算、价格、信贷、利润，并借助于它们创造出提高生产和加速技术进步的有效刺激因素。凡是符合整个苏联社会利益的，也应该符合每个生产集体和每个劳动者的物质利益。

根本改进一切日用消费品、住房建设，特别是住宅装饰的质量，改善商业和对居民的各项生活服务，这些都应当是党和苏维埃组织、经济机构及其计划中经常关心的问题。

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无论在工业中或是农业中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但是苏维埃制度的本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和优越性可以顺利地和在短期内克服这些困难，逐步发展社会生产，实现我们党及其纲领中所写的伟大口号：“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

培养善于按共产主义方式生活和工作的新人，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在这里，党的纲领突出了两个方面：发扬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树立他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共产主义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自由的人的能力、才华和优良的道德品质将能发扬光大和充分显示出来。新社会的真正人道主义表现在：这个社会为发展人的个性、为人的劳动和生活创造了一切条件。我国在国民教育和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已经让劳动人民的才能充分发展和涌现出来，这是社会进步的强大杠杆。

我们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遵循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上的论点，充分意识到世界热核战争会给人类带来多么惨重的后果，因而特别注意争取和平的斗争，认为这种斗争是自己的革命战略和政策的不可分割的因素。“消除战争，确立地球上的永久和平，是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

个人迷信造成贬低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束缚劳动人民开展思想生活和发挥创造积极性，它同列宁主义的原则是不相容的。党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坚决谴责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恢复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党纲和党章规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反对把权力过分集中到个别工作人员的手中，反对这些工作人员脱离集体的监督。属于这些措施的有：经常更新党的所有选出机构的成员;党组织坚定不移地运用选举制和报告制的原则;提高党员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各级党委员会和其他集体机构的全体会议的作用;广泛地发扬权利义务原则;全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共产主义肩负着使全人类摆脱社会不平等、摆脱各种形式的压迫与剥削、摆脱战争灾祸的历史使命，并在地球上实现各国人民的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

最后这句话来自1961年10月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前面所提到的纲领也是指这一党纲。就是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共与苏共彻底决裂，这也是中共代表团最后一次参加苏共代表大会。

当时的苏联，不但拥有了世界最先进的核武器和宇航技术，而且还致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兴建了大批设施齐全的城市住宅，连24小时供应热水、人民拥有汽车、去海滨度假等等，都成为苏共的奋斗目标。中国却与之相反，将这一切都当作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加以批判，还反其道而行之，城市居民被迁徙到贫困的农村，城市建设基本停滞，在狠抓阶级斗争、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制造核武器的同时，绝大多数人民如厕没有象样的纸张，大多数城市居民家里没有卫生间和厨房，几十户甚至上百户人家共用一个茅房是普遍情景，城乡的厕所多数还都是粪坑型，连起码的上下水都没有;做饭的地方不是挤在屋檐下，就是搭个小棚子;在北京这样的首都城市，一年只能洗几次澡，是老百姓的基本生活状态。所有这些，改革开放前似乎从来也没有进入执政者的考虑视野。

就在苏联反对个人迷信的同时，中国大陆的个人迷信却在加剧。到了1966年以后，权力日益集中在一人之手，家长制、家天下登峰造极，最高指示、语录驾御全国，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风行大地，个人高高凌驾于中共党和国家之上，领袖的言行变成圣旨和神迹，所有这些，还远远超过了中外帝王和教宗。

就在苏联宣扬和平的同时，中国正不遗余力地宣称“要准备打仗”，各类准备打仗的口号贯穿于人民的日常生活，连集合跑步都不例外;文革全过程就是全力备战的过程，城市建设可以停止十几年，而防空洞却挖遍各大城市，江西等地还发明了“战备饼干”“战备酒”，简直难以下咽;60年代和70年代也是拼命批判“三和一少”的时代，这些还成为刘少奇、王稼祥等人的罪状;“战争不可避免”，是那个年代全中国人深入骨髓的意识。

从1966年到1976年，在各类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文章中，有如此三个特点：

一是逢苏必批。苏联开工会，苏联办国际电影节，都被批判为宣扬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连美国代表团到苏联住在高级饭店也都被指斥为“向美国献媚”。著名的导演斯坦尼拉夫斯基在这时的中国也难逃一劫，被批判为宣扬人性论的“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1970年2月，新华社还专门报道日本齿轮座机关报《文艺战士》批判斯坦尼拉夫斯基体系的文章，内容紧随中国，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居然称这是“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要“用毛主席光辉文艺思想粉碎斯坦尼拉夫斯基体系”。

二是在歌颂所谓革命文艺作品、揭露所谓封资修作品中都不忘扯上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在学习杨子荣、称赞李玉和、颂扬革命样板戏、评论电影《闪闪的红星》时，一定要批判几句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而在批判电影《五更寒》《兵临城下》《黑山阻击战》《战上海》，批判话剧《上海屋檐下》，批判戏曲《三上桃峰》《园丁之歌》，批判无标题音乐时，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作为罪状也是少不了的。

三是紧跟形势，无论什么运动都不妨拿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开刀。1971年一年，以人性论为罪名的文章在人民日报突然猛增至186篇，原来当时正在“批修整风”，所以，任什么文章，按照中央文件的统一口径，无不如套话般加上一句：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以后，在批陈伯达、批林彪、批林批孔中，几乎所有运动都有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恶名。1974年，人民日报上涉及人性论的文章又骤然增多，因为这一年有个评法批儒的运动，既是批林批孔的一部分，也可以单列为一项。批《论语》、批《三字经》，歌颂荀况、赞美法家，人性好象自然就成了其中的反面词汇，有一篇文章还引用《论持久战》的话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而且，赞扬电影《闪闪的红星》和小说《艳阳天》时，也需要用批判人性论来反衬英雄的“高大全”。1975年，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文字在人民日报依然不少，因为评法批儒运动仍在继续，而评《水浒》运动又已兴起。批《名贤集》《弟子规》，批程朱理学、批孔孟之道，人性是靶子之一;在评《水浒》时，还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当然也要从人道主义开刀。1976年是逮捕“四人帮”的一年，在逮捕之前，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文字依然持续，但逮捕之后，就只剩下批判“苏修”时还在用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作为罪名了。最有趣的是，就在逮捕“四人帮”后不久，人民日报还发表一文《姚文元是个尊孔派》，不但将批孔的矛头转向“四人帮”，姚文元也从“批孔”转眼间沦为“尊孔”，还将人性论的帽子也扣在了“四人帮”身上，这实际是在延续文革，继承了 “四人帮”的思维方式和批判语气。

文革中，革命的人道主义还在使用，因为这是最高指示，所有的医院都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作为影壁，或悬挂在大厅和室内正中。歌颂医疗队下乡为贫下中农看病，报道中国医疗队赴也门、毛里塔尼亚、几内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刚果(布)等国巡诊时，“革命的人道主义”一概是叙述的前缀。那个年代，“革命的人道主义”最见效果的似乎就是两种，一是“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如今聋哑人会说话”;二是给贫下中农切除肿瘤，而且一个赛一个大，每次都会当作神迹来赞颂，病患也都会在治愈后的第一时间高呼“毛主席万岁”，其中包括一位根本不知道汉语为何物的毛里塔尼亚的聋哑儿童。

文革时期的大批判充斥着谩骂和胡扯

文革时期，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批判，都是胡扯。以1969年11月7日人民日报第3版一篇文字为例，文字在热情赞颂杨子荣这个“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时，还批判了“资产阶级鼓吹的人道主义”，其中称：《哈姆莱特》的主人公是浑身渗透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王子，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评论家都把这个王子吹捧为超阶级的人道主义者，事实上，《哈姆莱特》中尽情描写的，只不过是这个王子在复仇过程中的剥削阶级的变态心理。

在批判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时几近歇斯底里：爱伦堡抛出了恶毒攻击斯大林的长篇小说《解冻》。在爱伦堡带头下，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纷纷出笼，形成了被西方资产阶级称为“解冻文学”的一股反动黑潮。 苏共二十大公开扯起大反斯大林、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旗以后，爱伦堡更是苏修集团的黑先锋。他公开咒骂斯大林是“暴君”，无产阶级专政是“暴政”。他拚命渲染战争恐怖，说什么“战争意味着不单是杀人，而且是自杀”;竭力美化帝国主义，说什么肯尼迪之流“有善良愿望和理智”;鼓吹向帝国主义投降，说什么“这是死对生的投降”。他猖狂反华，恶毒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文学艺术方面，他公开鼓吹资产阶级用以骗人的、所谓超阶级的“人性”、“人类之爱”等等，赞扬帕斯捷尔纳克之流叛徒作家和现代主义、形式主义之类西方颓废艺术流派。他还恬不知耻地公开表示自己信仰“我思故我在”的唯心主义观点。 苏修集团把这样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吹捧为“杰出”人物，使广大苏联人民再一次看清楚，苏修集团也就是一批与爱伦堡同样货色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爱伦堡去世时，中国舆论更是疯狂，标题被做成：“老牌修正主义文人大叛徒爱伦堡病死，勃列日涅夫之流如丧考妣”。新华社报道说：莫斯科消息，苏联老牌修正主义文人、苏修领导集团的得力打手爱伦堡，最近病死。爱伦堡死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名义，替他发了讣告并献花圈。这个讣告对爱伦堡的死表示“非常沉痛”。他们还派出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格奥尔加泽、民族院主席帕列茨基斯前往守灵。爱伦堡是一个十足的投机分子和反革命。他在一九○五——一九○七年俄国革命形势大好时混进革命队伍。一九○八年被沙皇当局逮捕，这个胆小鬼吓破了胆，被释放后即逃往法国，背叛了革命。直到三十年代，他才又投机回到苏联定居，用他自己的话说，要在苏联“占据自己的一席地位”。他说，他这时也“并没有放弃”他 “过去所珍视的东西”，他用“咬紧牙齿”、“沉默”来隐蔽他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苏修领导集团之所以特别赏识爱伦堡，也正是因为他在苏修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中，是最早跳出来进行反革命舆论准备的一个。这个反革命两面派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逝世时，用最美好的词句来赞扬斯大林，可是刚过了半年，他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他早已写成而迟迟不敢出笼的毒草《谈作家的工作》，诬蔑苏联的革命文艺“表现的并不是人，而是机器”，鼓吹要写什么就写什么，写社会上的“不健全现象”等等，赤裸裸地向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

不但批判苏联文艺时信口开河，污蔑谩骂，而且对国内的文艺状态也是帽子、棍子一起上。1967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批判文章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控制下，十几年来上演了大量的毒草，洋人、死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斥舞台，走的是一条为资产阶级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的道路。”“一个反动的、臭透了的资产阶级“权威”(指焦菊隐)居然担任第一副院长兼总导演。这个反动“权威”以中国的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自居，把旧党委书记比做丹钦科，要建立莫斯科艺术剧院式的“剧场艺术”。他拿《演员自我修养》训练演员，要演员从“自我出发”，胡说什么可以从国民党大兵身上体验红军战士，真是荒谬绝伦。”“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问题开始提出来了。为了配合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人艺搬出了一个美化资产阶级，鼓吹“人性论”，宣扬阶级调和的所谓“五四以来的优秀剧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很懂得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在话剧舞台上向社会主义挑战的一次尝试。他们呕心沥血，竭尽全力排练了八个月。为了演得“象”，导演率领演员和工作人员到北洋军阀和许多社会渣滓们的家里去“体验生活”，管老寄生虫叫“老太爷”，和一群吸血鬼打得火热。排练场上，更是一片污浊空气。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个戏搬上了舞台。尽管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在《戏剧报》上写文章肉麻地吹捧，广大工农兵还是反对它。一位战斗英雄看了以后说：“这个戏里一个好人都没有，搞阶级调和”。《戏剧报》也收到了许多批评文章，但是他们却扣压起来不给发表。”“十几年来，北京人艺所上演的许多剧目，都是紧密配合反革命逆流的。在反右派斗争中，正当文联机关斗争右派分子吴祖光的时候，近在咫尺的首都剧场竟在演他的为蒋家王朝招魂的《风雪夜归人》;为了抵制学雷锋和全国人民大学解放军，一九六三年上演了丑化八路军的大毒草《李国瑞》;为了与《海瑞罢官》、《李慧娘》相配合，一九六三年，又第二次重排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关汉卿》……。”“一九六四年演出的工业戏《矿山兄弟》，就是本着他的“敢写现实斗争”、“敢写错误的现象”的黑指示搞出来的。在这出戏里，大跃进被描绘成只顾数量，不管质量，违背客观规律的蛮干，这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诬蔑大跃进是“发疯”，是“跃退”，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等等黑话同出一辙。”“在一九五六年制定的院“十二年规划“中，又以全国第一流导演、第一流演员、第一流舞台美术设计、第一流技师等等为诱饵，使得不少同志走上了白专道路。一些演员左手拿着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修养》，右手拿着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两本《修养》一肩挑，三名三高是目标”，一个是政治上的鸦片，一个是艺术上的鸦片，它们每时每刻都在毒害着人;一个是“发展个性”，一个是“自我出发”，使许多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本无法得到改造，甚至使一些人走上了罪恶的道路。北京人艺旧党委就是靠这两本《修养》来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

疯狂批判人性和人道究竟带来了什么，文革的惨剧说明了一切。无论加害者还是被害者，从上至下几乎都饱尝其恶果。

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余波持续多年

1977年至1979年，可以说是人性和人道在中国大陆遭遇的转折时期。在揭批“四人帮”的时候，“批判人性论”成为“四人帮”污蔑革命和生产的一项罪状，有的文章还斥责“四人帮”将母爱也当作人性论加以反对，而批判人道主义的声音基本停止，“革命的人道主义”则被高频率歌颂。仅1979年人民日报正面提及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文章就高达148篇，但赞扬人道主义和人性时还大都加个革命二字，作家王愿坚就发表了一篇著名文字《大胆表现革命的人性美》，轰动一时。此时，在介绍外国人道主义时也不再属于反面，而且揭露、抨击新敌人越南时还频繁以人道主义作为武器。

“文革”结束后，回首人性沦丧、人道浩劫，从上到下，无不反思，那时的反思还不仅限于有觉悟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包括多数中共高层干部，痛定思痛，使得有些高层干部的反思程度甚至超过了知识分子。反思的人中也不乏后来被定为“凡是派”和“保守派”的那些代表人物，因为文革对他们的教训实在太大太深了，沉重打击了他们数十年坚信的那些信仰，只不过这种反思，在每个人身上反应不同，各有各的角度，程度也不一致。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报告会上，周扬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对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曾经走过一些弯路。这和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后果。这个教训必须记取。粉碎四人帮后，人们迫切需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这是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否定，是完全应该的。周扬的这番话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主流声音，连在场的王震、邓力群等人都认为说得好，其实人人心里应该都很清楚，无论是林彪还是四人帮，只是替罪羊而已。

自五四以来，又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大地逐渐兴起。经过常年的压抑、多年的禁锢，人们的思想终于开始活跃起来，书店里从无书到单一再走向丰富，出版社竞相引进翻译出版了大批影响世界的书籍，图书馆里天天挤满了长期无书可读、如今满怀求知欲望的读者。过去不敢想的，人们在想;从前不敢说的，众人在讨论。就如从前的政治运动先由历史、文学、哲学下手那样，人们的反省也由文史哲发端。

文学的反思自“伤痕”，开始，报刊上已经敢于讨论文艺“共同美”和“人民性”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不同的阶级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审美标准，接着，文艺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多了起来，爱情小说也纷纷出现，并且越来越丰富。在《文艺研究》1979年第三期上，朱光潜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的问题》一文，他大胆反思过去，认为要突破禁区，“首先就是‘人性论’这个禁区。什么叫做‘人性’?它就是人类 自然本性。古希腊有一句流行的文艺信条，说‘艺术摹仿自然’，这个‘自然’主要就指‘人性’。西方从古希腊一直到现代还有一句流行的信条，说文艺作品的价值高低取决于它摹仿(表现、反映)自然是否真实。我想不出一个伟大作家或理论家曾经否定过这两个基本信条，或否定过这两个信条的出发点‘人性论’，尽管在性善性恶的问题上常有分歧。我们中国过去在人性论的问题上也基本上和西方一致。可是近来‘人性论’在我们中间却成了一个罪状或一个禁区。特别在流行的文学史课本中说某个作家的出发点是人性论，就是对他判了刑，至少是嫌他美中不足。为什么出现了这种论调呢?据说是相信人性论，就要否定阶级观点，仿佛是自从人有了阶级性，就失去了人性，或是说，人性就不起作用。显而易见，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 的阶级观点是一种歪曲。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是共性与特殊性或全体与部分的关系。部分并不能代表或取消全体，肯定阶级性并不是否定人性。马克思《经济学一哲学手稿》整部书的论述，都是从人性论出 发，他证明人的本身力量应该尽量发挥，他强调的‘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便是人性。”朱光潜最后呼吁：冲破所设置的禁区，解放思想，恢复文艺应有的创作自由，现在正是时候了!

哲学界的反思自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始，到1979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后更掀起了热潮。1980年，讨论人道主义的文章大量出现在报刊上。最先反思人道主义问题的，正是一些当年积极批判人道主义的理论家和文艺家们，这些具有深厚理论素养和真理追求情怀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亲眼看到了批判、排斥、拒绝、否定人道主义的后果。1980 年，周扬公开承认了他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评是不妥当的，汝信则写了一篇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8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连胡乔木都出面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从1980 到1982年的3年间，各地报刊，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有关“人”的问题的文字发表了400多篇，其中涉及了人道主义、异化、人性等。文艺界和教育界还召开了人道主义的讨论会，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两本论文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关于人的学说的探讨》，前者的副标题就是“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论集”，收录了王若水的同名反思文章。

1980年5月，《中国青年》发表了署名“潘晓”的来信，标题就很扎眼：人生的路啊，怎么会越走越窄，短短几个月内，编辑部收到来信和来稿6万多，整个社会都在关心这场关于人的讨论。一年后，《中国青年》编辑部总结道：“社会应当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当重视‘个人价值’，个人应当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努力满足个人正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逐步创造每个人全面发展其品格、才能、体力和多样化的个性，成为社会真正主人的客观条件。”

女作家戴厚英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更能说明人道和人性在改革开放前后的遭遇。她在描写人道主义经历的小说《人啊，人!》“后记”中说：“我写人的血迹和泪痕，写被扭曲的灵魂和痛苦的呻吟，写在黑暗中爆出的心灵的火花，我大声疾呼'魂兮归来’，无限欣喜地记录人性的复苏。”198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人啊，人! 》，瞬时间销售一空，随后这部作品引来了各种声讨，但也同样引发了反批评，争论的焦点就是对作品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看法。批判者说作者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实际上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而赞成者则认为人道主义有存在的权力。1983年1月17日，《文汇报》发表了王若水的文章《为人道主义辩护》，文章的小标题是“人道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吗 ? ”“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对中国的现实意义是：“它意味着坚决抛弃十年内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人神化而把人民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它意味着反对封建的等级和特权观念，反对资本主义的拜金思想，反对把人当做商品和单纯的工具，他要求真正把人当人看，并且从一个人的本身而不是从他的出身、职位或财产去衡量他的价值。”

1983 年正值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学术报告会，周扬被提名为主要报告人，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尽管周扬同意发言，但他认为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此约请了人民日报的王若水、上海市委宣传部的王元化和中宣部的顾骧协助他起草报告。学术报告会3月7日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周扬的报告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其中不但提出：“我们应该重视恩格斯和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要有同盟军的思想。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些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进步的民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但是，他们可以和我们合作。我们也应尽力争取和他们合作，在某一特定时期，在某一特定问题上和他们合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许多知识分子，就是通过民族解放的要求和爱国主义思想情绪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我们不应该轻视和排斥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爱国主义者。要尊重他们，团结他们，和他们一道努力实现祖国的统一和繁荣的大业。在一定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同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结成同盟。法国的杰出作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罗曼·罗兰，同时也是一位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的英勇战士，是社会主义苏联的真诚朋友。他在三十年代访问苏联后所写的书简和别的文稿中，一再表示，世界进步和人类的幸福是和社会主义休戚相关的。”而且，周扬还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作为最后一部分，专门论述。周扬不仅详细阐释了人道主义，还进而重新看待人性，并延伸到“异化”问题。

周扬说：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讲的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马克思主义讲的全人类解放，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的。马克思把费尔巴哈讲的生物的人、抽象的人变成了社会的人、实践的人，从而既克服了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并把它改造成实践的唯物主义;又克服了费尔巴哈的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并把它改造成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异化”概念的改造起了关键的作用。

周扬认为：我们都知道，从文艺复兴以来，崇尚人的全面发展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本标志之一。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就论述过人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全面发展的主张。席勒在他的《美育书简》中更有出色的论述，他要求通过美育活动，使人获得解放，“成为一个全面的完整的人”。傅立叶设想在他的未来协作制度中，使人“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先进人们崇尚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这里，才有实现的可能。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人道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的现实依据和方法，即改变旧的社会关系，取消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以往人道主义者幻想在人奴役人的社会里，靠“理性力量”、“泛爱”、“美育”等唯心主义说教，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那只能是一句空话。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

周扬说：马克思所理解的人，是现实的、社会的、历史发展的，这和他后来所讲的有名命题“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直观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致的。而费尔巴哈把人看成是抽象的，把人的本质看成是理性和爱。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吸取了一些东西，但并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水平上，他超越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但未从根本上否定人道主义。后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的创立，使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放在更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抛弃了人道主义思想。

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人认定人道主义本质就是唯心史观，另一些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包含人道主义，并在价值观与历史观的视角下重新审视了人道主义，周扬的报告可以视为后一种观点的代表。1984年初，作为中共意识形态主要负责人的胡乔木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篇报告，后公开发表，影响全国，这是对周扬等人思想的反驳。胡乔木这篇文章是以与人探理论讨的方式开篇的，可以说，这与过去中共意识形态负责人发表文章的方式和写法、语气已有明显区别。“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围绕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这方面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好几百篇，专门的讨论会也开过好多次。这场争论是有意义的。争论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广泛地推进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回答和解决争论中的所有重要问题，是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来共同进行的一项巨大工程。”但事实上，文章中依然不断有帽子式的定论，他心里恐怕也应该明白，历史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这样的帽子扣在一个人、一些观点的头上，在那个时代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胡乔木认为：“关于人道主义，我想首先应该指出，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两个方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现在讨论人道主义问题，尤其需要注意两者的区别，以免造成意义上的混淆。”“当前的争论，首先在于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因为已经发表的宣传人道主义的文章，大都没有区别人道主义的这两种含义，而且大都把人道主义作为解释历史、指导现实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来理解和宣传。当然，宣传人道主义的文章意见不尽一致，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这种宣传的文章也不少，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应该看到，现在确实出现了一股思潮，要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有的同志提出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样的根本性的理论命题; 有的同志宣传“人——非人——人”(即人异化为非人，再克服异化复归于人)这样的历史公式;一些同志认为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有异化，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 一些同志热衷于抽象地宣传“人的价值”、“人是目的”这类人道主义口号，认为可以靠它们去克服这种“异化”。如此等等的说法，提出了这样一些根本问题：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怎样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究竟应该用怎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作为我们观察这些问题和指导自己行动的思想武器?我认为，现在这场争论的核心和实质就在这里。

胡乔木的观点首先针对的就是王若水。他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分析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物质的生产关系出发，正是为了具体地理解人;离开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谈人，就只能是抽象的人。把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他越过了以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哲学，找到了自己的新出发点。

胡乔木认为：正是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马克思才批判了已有几百年历史、经历了各种形态、但都是以抽象的人和人性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包括批判了马克思曾深受其影响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及其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观点，如他自己所说，“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同时，马克思还为此而同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停留在人道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各种流派坚决划清界限。

胡乔木在文章中承认人道主义在历史上有过进步作用，不过，在现代社会中，他认为人道主义者依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他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道主义思潮，尽管它总是抽象地谈论人、人性、人的本质，总是以全人类的普遍性形式出现，但就其实际的历史内容来说，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它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潮。这种人道主义思潮在反对神权统治和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在为资产阶级革命作思想准备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伪善性质随着资产阶级反动倾向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兴起而日益增长。这时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常常成了资产阶级暴力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甜蜜补充，而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队伍中，它的影响常常成为革命斗争的消蚀剂。”

胡乔木认为：我们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是把它当作我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而是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对待人的一项伦理原则。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则是抽象人性论的历史唯心主义。因为世界观、历史观的基础完全不同，引来了一系列的根本对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从抽象的人、人性、人的价值出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从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出发，从社会主义建设现实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出发。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不触犯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为界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它的实现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为前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诉诸人性、人的理性，诉诸全人类，诉诸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善心，鼓吹“勿抗恶”，反对革命暴力;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它的实现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反动统治和剥削的阶级斗争，以人民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为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虽已消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仍然必须同打击和反对各种反社会主义的敌人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般地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以集体主义为核心，认为个人离不开集体，个人要为集体服务，主张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统一。表面上看，抽象人道主义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其实它是狭隘的，因而有不可避免的虚伪性;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相反，它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它是真诚的、现实的，具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所不可比拟的巨大力量和进步性。

30年前读胡乔木文章时，我曾打开人民日报一字一句仔细咀嚼，有的部分感觉逻辑性很强，分析得不无道理，但有些地方观点陈旧，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甚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对他影响至深，有的地方还有强词夺理之处。令我最为惊讶的是，他居然对历次政治运动直至文革给中国带来的人道主义悲剧毫无反思，连一点醒悟都没有。今天再读胡乔木的这篇文章，回首6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事实已经证明他的许多观点都是错的，尤其是他对异化问题的那些解说和批判。

王若水在1986年出版的《为人道主义辩护》一书中继续坚守自己的主张，他认为：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包括伦理道德，但范围广得多;断言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这既缺乏逻辑根据也缺乏事实根据。

从此，王和胡代表的两种观点，或由此衍生出来的多种观点始终在讨论。

1980年代的中国，各类舆论，对人道主义和人性认识的突破，其实并没有超出苏共，尤其是赫鲁晓夫的时代的主张，有些地方甚至还不及，无非就是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人道主义不应该一概都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而抛弃而无端受批判，希望恢复人道主义在理论界、在社会生活中的合理地位。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哲学家一直都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一部分，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继承了历史上人道主义传统的一切成就。

清除精神污染是1983年下半年发起的一场不叫运动的运动，缘由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相关，所以，在理论界、文艺界批判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新思想、新主张，是其主要内容，批判的手法和压制不同意见的手段仍然贯穿着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的遗风流韵，只是没有坐牢和杀头，也没有人身侮辱，更没有锻炼成反党集团，这可以算是历史的进步。由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认为运动中有扩大化的倾向，加上这场运动不得人心，引发了社会对文革卷土重来的恐惧，使得运动非常短命，维持了28天就不得不偃旗息鼓了。

在所谓的“清污运动”中，那些过去反人道主义、批判人性带来的恶果又纷纷冒了出来，不时左右着人们的言行。带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胸露肩照片的书籍被当作“黄色”而没收;不穿衣服的儿童照片，被定性为“淫秽”，一些科幻作品被认定为“精神污染”;有的党政机关公然告示：男士大背头，女士披肩发，涂脂抹粉，佩戴首饰者，均不得进入;有的工厂门口设岗，严禁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男女工人入内;有些地方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在大街上见到有人穿喇叭裤，上去弯腰便剪，就连商品经济也被当成了精神污染之一。在运动中，受批判最严重的艺术是流行歌曲，叫做“靡靡之音”，不断遭到讨伐。

1987年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与人道主义也存在关联，在运动中有人被罢免，有人被开除出党，有人遭到处分，其中就有王若水，受处分的理由即为“坚持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不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中共高层在讨论时就有不同意见，陆定一曾持反对态度，但都没有被按上反党的罪名，受处分的人中也无牢狱之灾，这是与毛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大区别。

文革后的数次拒绝人道主义的政治选择，依然让中国大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正常的学术讨论不能演变为愚民的运动

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逐渐退出中国大陆的社会舞台，其根本原因不是人道主义被公开正名了，而是市场经济的地位确立以后，意识形态随之大大弱化，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历史唯物主义这些曾经主导中国大陆社会走向的基本思想，被大多数人所抛弃所淡忘，代之而起的是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大多数共产党员也已经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共产党员，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些主义仅仅作为文件用语和发言套话存在于他们的生存空间，个人利益、阶层利益、小团体利益的得失或民族主义的情绪，早就代替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尊崇与追求。于是，人道主义是不是世界观和历史观，在整个社会进程中已经显得无关紧要了，而在经济快速发展中，道德水平变得日益重要，人道主义作为道德体系中的基本价值观不得不被社会所认可，并且，这也是中国大陆日益面对国际社会所必需。

进入新的世纪，中共提出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这实际就是变相地承认了人道主义的社会地位，彻底模糊了人道主义究竟是世界观、历史观还是伦理道德的界限。当然，在这种认可的同时，对自己反人道主义的历史和10几年前你死我活般的思想争执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中共十八大以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推出，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社会和个人层面，人道主义实际都成为潜在的意识主导，只是没有言明而已。

作为当年所谓现代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核心：追求和平的理念，也逐渐被中共所接纳，从“革命战争万能论”到“战争不可避免”，再到“战争可以避免”、“争取较长的和平时期”，直至“谋求和平发展”，最后到今天的“让和平永驻人间”，显示出人道主义在中国大陆从批判到最终被承认的历史轨迹。当然，直至2014年7月28日，就在人民日报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而发表文章《让和平永驻人间》时，“红歌会网”还有人在坚持反人道主义的思想和1980年代以前的一贯思路，他们认为：在霸权主义统治的世界大讲所谓“让和平永驻人间”，就是典型的“和平主义”的欺骗!从中可以看出反人道主义的40年历史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早就留下了无可改变的思维定势。

在学术界，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完全可以讨论，即使是新世纪以来，坚持胡乔木那种观点的人，在哲学界也大有人在，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40年来的人道主义悲剧实际在于，总是将这种少数人争论的理论问题扩大为政治运动，将批判的声音扩展到社会的所有媒体中，而亿万原本就不懂人性论、人道主义为何物的男女老少，不可能从学术的角度和层面去认识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问题，只能盲目接受舆论的定论，接受的还是从最浅显最表层的字面意思中去理解的定论，所以，每一次批判的结果都是人道主义被一概污名化、妖魔化，因为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是普通有文化的人都不可能从中区分什么是世界观、历史观，什么又是伦理道德。他们只能不断接受反人道主义、反人性的洗脑，还被裹挟着去做无知的批判，而依据又一概来自领袖的结论、文件的说法，在一个极端个人崇拜、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的社会里，这就意味着任何不同意见都丧失了存在的可能。在这一次次对人道主义的愚昧攻击中，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不能不对人道从心理中采取了排斥和拒绝的态度;而人性是有阶级性的教育，其实就是无需人性，因为每次政治运动都会将一大批人划为阶级的敌人，在一个万事先讲阶级的环境下，人性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文革，那些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实例即是明证。所有这些，还都是在非战争、有政府时期酿成的悲剧。

对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评判，与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戏剧《海瑞罢官》，古典小说《水浒》等等一样，与孔子、儒家和法家也一样，作为文化讨论和哲学论争，是是非非都很正常，但一转变为社会运动，扩大到所有社会舆论，动员没有相关知识储备和理性思维的大众参与其间，就必然会演变为愚民的运动，信口雌黄自然成为其特点，最终的结果即是无知的群众沦为思想专制的炮灰，导致全社会处于被欺蒙的状态。

对人道主义的不同态度让中苏历史结果相距甚远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没有经过理性和人道主义的洗礼，关系到现代化的成败、高低、优劣，凡是属于人道主义空白和弱项的地方，其社会进程必然带来人道主义的沉重代价，代价既可能是人的生命，也可能是事关人生存的生态环境。可以说，人的大量非正常死亡、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都是拒绝、反对人道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社会异化的最终结局。

苏联是一个人道主义存在诸多缺陷的社会，正因为对人道主义的阶级限定和主义界定，使得苏联也曾发生过人道主义的深重灾难，但苏联对人道主义在理论上和舆论上的认可和思想传承，又让人道主义没有被污名化、妖魔化，在社会发展中，在大众生活里，作为价值观依然被肯定并起到思想的支撑作用，所以，苏联及东欧各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成就最大也最显著，影响延续至今。

正是人道主义的作用，赫鲁晓夫主政苏联时期，让他勇于否定斯大林的暴政，为大批冤案平反，实现了一系列尊重人的利益的经济改革;在苏联各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是赫鲁晓夫以后，数次选择了比较符合人道主义的道路，而没有为了利益集团、意识形态、国家形式采取反人道主义的手段。

正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支撑，在苏联，事关人的生命的医疗、事关人的未来的教育、事关人的生存的住宅建设，都被放在全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无不低价或免费提供，而且这种提供，既不是低质量、短缺式、赤脚医生型的提供，也不是批斗老师、毁灭传统、破坏学习秩序、采用低水平的课本、天天学语录、大量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式的提供。作为人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住房建设始终都受到苏共的高度重视，从战后到1960年，苏联全国累计建造住房约4亿平方米，解决了全国居民的住房问题。虽然这些住房外观难看，被西方人戏称为“赫鲁晓夫式”“勃列日涅夫式”，但大多设施齐全，有二室一厅或三室一厅，一进门就是一个小走廊，可以挂衣服和换鞋;卧室面积为10平方米左右;起居室面积也有10多平方米以上，厨房面积一般在8平方米，窗户很大，采光充足。每套住房配有阳台、壁橱、浴室、厕所，还有煤气管道和热水管道。到1988年初，苏联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已达15平方米。苏联政府规定，居民除在城市里拥有一套住房外，还可以在郊外拥有一小片土地兴建别墅，这些别墅大都由圆木建造，既有平房，也有两层小楼，设计与城市的住房一样，卧室、起居室、厨房和卫生间齐全，四周还有一个小院子。1950年代，中国一切都向苏联学习，城市建设发展明显，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最具特点的建筑都是苏联影响和支持的结果，时至今天，还是这些城市的建筑亮点。北京张自忠路三号人民大学宿舍内的三栋红楼和一个花园，就是当年模仿苏联居民住宅的结果，其设计一模一样，只是赶上增产节约运动，在去掉了阳台、壁橱、浴缸等，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不过，这三栋楼至今仍是人民大学教师最喜欢的住宅。遗憾的是，到了196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城市建设，尤其是居民住宅基本停止，中苏关系恶化也让苏联建筑的影响被一风吹，各单位为解决职工住宅的日趋紧张而盖起的少数简易宿舍，连现代人的一些基本居住条件都纷纷舍弃了，称之为“窝”似乎更为合适。

虽然苏联在全力发展重工业时也对环境带来了破坏，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比较而言，苏联和东欧各国对环境的保护、城市生态的规划仍然算是不错的，这在今天依然可以看出，除了切诺尔贝利核电事故形成的损害影响较大外，森林密布、草原辽阔、水流洁净、空气清新、城市规划有序，是这些地方的鲜明特点。

尽管苏联主张的是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没有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替代人道主义，也没有因马克思主义而否定人道主义，而是一直承认人道主义的基本地位，并且始终在公开研究探讨人道主义和人性问题，这样的思想为苏联带来的最大成果就是文学艺术的硕果累累，这些硕果大多还被世界所公认。因为人性是古往今来任何优秀文艺的基调，失去了人性的刻画，文艺也就不再是文艺，或者成了政治工具，或者变作某种观念的简单文字载体;而人道主义是一种思想观照和精神关怀，早在人道主义意识提出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人类的文化发展之中，没有这种观照和关怀，文艺的品质就大大降低了。从小说、诗歌到音乐、电影、舞蹈、戏剧、美术，苏联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一批世界知名的作家、艺术家和极其丰富的作品，这些人和作品，不无显露着人性的神采和人道主义的光芒。这些优秀的文艺家和作品在1980年代以前的中国大陆都曾遭到猛烈批判，其原由正在于他们反映了人性。而反对描写人性的结果，就是中国大陆的文艺长时期处于凋零的状态。虽然有的苏联时期的文艺家也为苏共所不容，还遭到了批判直至关押、流放和处死，但他们的出现和坚守，本身就反映了人道主义在苏联的传承。

苏联的科学家中也不乏坚定的人道主义者。“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就始终坚持人道主义的信念，在他的身上，既秉承着俄罗斯的人道主义历史传统，又拥有他的时代因人道主义的公开存在而带来的人道主义意识。正是人道主义，让这位核武器专家一生反对核扩散，而且不顾个人利益的得失，冒着各种政治压力，一直带头谴责侵略、歧视和迫害。身为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没有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是荣获和平奖，他还被授予国际人道和伦理联合会颁发的国际人道主义奖，。

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已经穿越了多少个时代、多少个社会、多少个民族和国家，在各种主义此伏彼起中，依然经久不衰，普及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时至当代，如果一种主义想要延续发展，都不能不与人道主义相呼应。在人道主义的检验面前，任何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进退优劣高低都会被无情地暴露出来。其实，任何地方都可能存在人道主义的缺陷或缺失，然而，人道主义的基本观念可否成为主流思想、是否被认定为社会价值观的主导意识，全社会有无经历过人道主义的精神洗礼，能决定着人道主义的悲剧是普遍还是个案，是多还是少，是全局还是局部，是长期还是短暂，能不能被及时揭露、及时受到谴责、及时得到制止，可否在舆论和史书中获得准确的评价。即使那些在社会层面依然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的地方，只要有少数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对人道主义的坚守和引领，人民大众同样可以感受到人道主义的阳光雨露，明白“我们虽卑微如尘土，但不可以扭曲似蛆虫”。

人道主义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在于其思想的观照和精神的关怀，可以让人的价值得到普遍尊重，可以提高社会生活的品质，而是否尊重人的价值、生活品质是高是低，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衡量标准。无论强弱，也无论贫富，如果忽视人的价值和生活品质，就会虽富犹贫、虽强犹弱，虽生犹死，都不能被称作“站起来了”。试想，连人的自我尊重和相互尊重都没有，连起码的礼让、谦逊、车让人、爱惜环境、尊重他人劳动都不明白，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而且，这样生存状态本身就是对别人的一种严重威胁。

假如世上真有万岁，我想，人道主义便是其一。

初稿于京西万寿路

修改于俄罗斯赤塔后贝加尔大学

定稿于京南瓜香桥附近，这里48年前曾发生惨无人道的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