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永安：纪念南方谈话二十周年论文概述
摘 要：恰逢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新回看2012年那场声势浩大的纪念南方谈话的学术活动，对于如何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2012年，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纪念南方谈话二十周年的学术活动。众多学者撰写纪念文章，反思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缅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众多学术机构召开形式多样的学术论坛，邀请学者们齐聚一堂，重温南方谈话重要思想，讨论其对时下局势的重要意义。众多期刊开辟专栏，纪念和讨论南方谈话重要思想。学者们回顾了南方谈话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背景，阐述了改革和发展的时代主线，褒扬了引领改革共识的重大历史功绩，并提炼了南方谈话的重要历史启示。风雨苍黄二十年，定海神针今犹在。南方谈话所蕴含的理论核心和价值取向，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的理论作用。
关键词： 南方谈话 二十周年 概述
恰逢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新回看2012年那场声势浩大的纪念南方谈话的学术活动，对于如何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2012年上半年，学术界一大盛事是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二十周年。众多学者撰写纪念文章，反思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缅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众多学术机构召开形式多样的学术论坛，邀请学者们齐聚一堂，重温南方谈话重要思想，讨论其对时下局势的重要意义。举办的学术论坛主要有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办公室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社等召开的“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 20 周年”理论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 20 周年学术座谈会、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办的 “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学术研讨会、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等举办的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暨改革开放理论创新研讨会、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主办的“后改革时代”的现实路径选择---“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 20 周年暨后改革时代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学术论坛”、广东经济学会联合广东省社科联、广东省省委党校共同召开“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座谈会”等等。专家们各抒己见，从多个层面重温了“南方谈话”的重要意义，精神实质、理论内涵，并结合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专家们一致认为，“‘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对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同时，众多期刊开辟专栏，纪念和讨论南方谈话，主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与争鸣、思想理论教育导刊、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理论教育、江西社会科学、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南方经济、学术研究、人民论坛、理论参考、同舟共进、传承、南风窗等期刊。众多文章不仅深化了“南方谈话”的理论深度，拓展了“南方谈话”的实践论域，并且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指向，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进程。综合归纳众多学术论坛和期刊文章关于南方谈话的思想和观点，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山雨欲来风满楼。
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渐进式改革策略，实现了多数人受益的增量改革。改革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末，经济领域出现了价格闯关失败和国企改革受阻，政治领域出现了1989年的国内政治风波，国内思想界对改革开放表现出了种种顾虑和诸多质疑。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际局势风云突变，苏东剧变不期而至。伴随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分崩离析，西方出现了一股强烈地反对社会主义的社会浪潮，出现了如《大失败》、《历史的终结》、《1999 年: 不战而胜》等一批反对共产党的理论著作。诸多西方学者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已经无可争议地走入绝境，历史发展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形态。“自由民主可能形成 ‘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 [2]
基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情况，国内保守派在思想领域重提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高呼警惕和防范和平演变。肖枫回忆到：“继 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主张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右的‘自由化’思潮还未绝迹，但另一股怀疑改革开放会走向‘资本主义’，而强调要抓‘阶级斗争’和反‘和平演变’，从而有可能动摇党的基本路线的‘左’的思想倾向又迅速兴起，干扰着改革开放向深入发展。” [3]周瑞金以亲身经历讲述了“皇甫平”系列评论引发的激烈思想交锋，呈现了当时思想界对“和平演变”和“改革开放”孰轻孰重的激烈争执的一个侧面。 [4]并且，意识形态争论逐渐蔓延到了经济领域，部分保守学者对改革开放表现出否定态度。萧冬连指出，“部分学者认为”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 ‘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等等。“ [5]正是在这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关口，邓小平同志登高一呼，明确回答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观念的众多问题，有力破解改革向何处去的重大难题。南方谈话所形成的理论成果犹如定海神针一般，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政治纲领，坚实地保障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二、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改革和发展。
南方谈话总共8000 多字，内容丰富，字字珠玑。南方谈话以改革和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方向，兼顾党的建设和思想领域防”左“的重要方面，阐述了对当时中国重大问题的真知灼见。对于南方谈话的基本内容，众多学者主要从经济、政治、思想、党建四个方面进行归纳。
第一，在经济方面，南方谈话有效破除了斯大林模式的束缚，肯定了市场经济、三资企业在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斯大林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旗帜，自我异化和自我膨胀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唯一范式，为世界各国所仿效，在中国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何伟指出，”即便是邓小平这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地位的大人物，在12年间11次提出市场经济，都撼动不了在马克思主义盾牌保护下的斯大林体制。···直到 1992 年，邓小平实在忍无可忍，通过南巡讲话，冲破封锁，提出市场经济，推进改革开放，来挽救中国。···，才突破斯大林体制的一角。“ [6]
邓小平认为，突破斯大林模式关键在对于计划和市场的准确定位，在于明确把握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是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范畴，从而淡化意识形态斗争，避免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邓小平以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将社会主义本质定义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7]徐崇温指出 “把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作为改革开放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判断的标准’，强调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从而创造性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它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创新之处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明确地区分开来，把资本主义也区分为制度层面和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的层面，使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所用。” [8]正是以三个“有利于”为方法论，区分了事物的性质属性和功能属性，邓小平指出三资企业并非是和平演变的经济入侵者，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是受到社会主义经济有效制约的。朱佳木指出：“除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对‘三资’企业的制约外，还讲到公有制，特别是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对‘三资’企业在经济上的制约。” [9]
第二，在政治方面，南方谈话强调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10]梁柱指出“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的重要谈话，集中反映了他对全党的政治交代。他从历史的、全局的高度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在邓小平看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旗帜和发展方向。” [11]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二大措施相互支撑，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南方谈话的内在核心，逐渐演变成中国政府的基本国策。
第三，在思想方面，南方谈话提出要集中精力防“左”。秦维宪指出：“正值改革伟业有可能逆转的历史关隘，小平同志以垂暮之躯，挽狂澜于既倒，毅然南巡，不仅扭转了危局，促使改革航船继续破浪远行，而且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深刻地总结了”左“的危害。” [12]邓志伟在总结南方谈话时将左的特点总结为“具有欺骗性、顽固性、劣根性、野蛮性、随意性” [13]
第四，在党的建设方面，南方谈话强调组织建设和廉政建设。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14]张荣臣指出，“在党的建设方面，南方谈话阐述了四个大的方面：一是反复强调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性;二是提出正确的组织路线的重要性;三是再次强调要提倡实事求是;四是提出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问题。” [15]李永忠指出邓小平“对腐败问题看得很重，因为他是从党的性质、社会主义的性质来看反腐败的，如果贪污贿赂横行，党和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已经变了，那还有什么意义。” [16]
三、 南方谈话的历史功绩：引领改革共识的定海神针。
众多学者认为南方谈话以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和独有的理论品格，深刻影响了中国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历史功绩。南方谈话不仅是执政党转型的关节点，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始点。南方谈话的价值取向和理论指向，规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定海神针。
第一，在政治方面，“南方谈话”成为执政党转型的关节点。 依据南方谈话，中国共产党在十四大上鲜明提出了历史性决策。张士义认为，“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指导下，党的十四大作出三大历史性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17]十四大积极吸收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十五大总结为邓小平理论。随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思想，都部分延续南方谈话的重要理念。正如杨德山所言，“‘南方谈话’较为完整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为中国领导的伟大事业继续向前发展，也为中共的自身建设的改革创新明确了方向。” [18]并且，南方谈话对中国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启示作用。程伟礼认为，“中国模式由邓小平率先提出，并在南方谈话中具体阐述了有关‘中国模式’的五大特性，即道路、制度、方针和政策的‘创造性’、‘时机性’、‘全面性’、‘关键性’及‘坚定性’。” [19]
第二，在经济方面，“南方谈话”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格局，推动经济格局走入以开放促改革的第二阶段。石仲泉指出：“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此后，党中央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使这个理论愈益丰富和完善。” [20]正是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斩钉截铁的坚持市场经济，才逐步打消了被左倾所束缚的诸多同志的顾虑，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感召力” [21]同时，李罗力指出：“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国的发展拨正了航向，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是把由‘以改革为主’转变为‘以开放为主’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22]并且，南方谈话催生了深圳精神，塑造了改革的样板。王京生认为“‘深圳十大观念’与小平南方谈话一脉相承，是深圳践行南方谈话精神的结晶。” [23]
第三，在思想上，南方谈话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南方谈话”是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模式”重要理论有着清晰的思想继承关系。杨松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了‘南方谈话’中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力’的发展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并进一步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著名论断;···在贯彻‘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 [24]
南方谈话彻底压倒了左的思想倾向。高放指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压下了‘左’潮。··由于‘左’的思潮在中国根深蒂固，所以今天重温邓小平提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英明论断，依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25]王贵秀指出，南方谈话反对左倾的基本经验”为我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排除‘左’右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指明了方向，为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26]
第四，南方谈话呈现出独特的理论品格。南方谈话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互动论的优势。彭先兵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史上有列宁的‘灌输论’路径和毛泽东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互动论’路径两大基本模式···。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互动论’路径模式的典范。“ [27]南方谈话灵活运用了马克思批判性思维方式。侯且岸指出：“邓小平的思维具有典型的现代思维特征，从不是什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寻求悖论(不以姓‘社’姓‘资’为基本的认知标准。)，指事指实(不能光喊空洞的口号)三个层面塑造了批判性思维方式。” [28]宋进指出：“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充分运用批判思维，批判‘贫穷的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观，改变姓社姓资的思路，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等，特别是澄清经济理论的误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9]
南方谈话合理使用了价值共识的思想规律。邓小平审时度势，深刻把握历史潮流，合理利用契机，有效达成价值共识。程美东指出：“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普遍不满于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革’中的发展模式为基础，来宣扬继续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共识;以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为契机，在当时多数人对于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表示震惊和缺乏足够理解、 甚至对于社会主义的前途有些茫然的情况下，及时地表明自己的见解并统一认识，形成对社会主义整体发展方向的共识。” [30]并且，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运用搁置争论的方法，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引领形成价值共识。夏学銮指出“回避争论，大胆改革的实践驱动。···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的领导方式。” [31]
第五、南方谈话表征出其定海神针的历史地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里程碑和指南针。石仲泉指出：“‘南方谈话’集邓小平以往思想之大成，是对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理论问题作了比较全面论述的综合性著作。它及时和明确地回答了改革开放后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站在了当代中国理论前沿的高地上。···它今后依然是指导我们消除顾虑、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反对形式主义、整顿文风的重要指针。” [32]金民卿指出“南方谈话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 10 多年的经验教训，回答了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巨大空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座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成功回答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系统论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化系统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理论生长点和理论创新空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 [33]
四、南方谈话的历史启示：继续深化改革和保持发展。
众多学者在回顾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和褒扬南方谈话的历史功绩的过程中，依据南方谈话的理论品格，结合当前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第一，建构更加成熟和定型的政治制度形态。邓小平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34]经济体制改革客观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和完善。叶书宗在回顾斯大林模式弊端时，指出“当前，中国改革开放，亟待政治体制改革能相应地跟上经济体制改革。不然的话，不仅无法迈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35]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主和法治。李德顺以民主法治作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归结点，指出“社会主义民主主体的充分‘到位’或 ‘就位’的主要标志，概括起来不外以下几条：一是人民群众充分享有民主主体的权利;二是人民群众真正承担起民主主体的责任; 三是人民群众作为民主主体的权利与责任之间达到充分的一致、统一;四是作为前者的条件和基础，人民群众不断提高自己相应的主体素质和能力。···民主主体的到位，不仅要体现在思想上，更要落实到制度、体制和法律上， 从而落实到实践中。” [36]
第二，以改革促进社会发展。改革本质是全方位的改革。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客观上导致改革演变为矛盾逐渐积累的过程。吴敬琏指出：“1992年中国重启改革潜伏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改革推进到垄断国企和政府职能时，受到了很大的阻力。” [37]韩喜平指出，“今天，我们要继续坚持改革不动摇，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科学发展的必要保证，是我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 [38]周瑞金指出“现在的中国，围绕应不应该改革、改革向何处去，仍有激烈的争执，相对来说，争执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而利益关系的博弈却尖锐起来。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矛盾新问题，同样需要邓小平当年提倡的敢闯、敢试、敢‘冒’的那样一股气，一股劲，不能怕这怕那，趑趄不前。” [39]
第三，以改革维护社会稳定。严书翰指出“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基础上，在南方谈话中全面而深刻回答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而澄清并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这个长期争论的重大理论问题。” [40]覃道明指出“在邓小平看来，稳定只是改革和发展的条件而不是目的;稳定必须依靠改革和发展来实现。维稳不应成为改革的阻碍，要有勇气正视目前存在的‘维稳困局’，正确区分并理性回应各种利益诉求，不宜对公众的利益诉求作过度政治化的解读。” [41]
总之，我们回顾二十年前的南方谈话，审视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局势，不得不赞叹邓小平同志抢抓重要历史契机的政治智慧和敢为天下先的政治勇气。时至今日，改革和发展依然是中国发展的主旋律，重塑改革共识依然是中国发展重大的理论课题。南方谈话所蕴含的理论核心和价值取向，所阐述的“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重要观点，历经二十年的风雨苍黄，依然发挥着定海神针般的重要作用。随后中国领导人大力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重要理论成果，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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