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蔚：邓小平与党外人士交往的故事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又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指挥着中国这艘航船绕开暗礁险滩，克服重重险阻，驶向胜利的彼岸。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起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使神州大地焕然一新。与其他历史伟人一样，他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他具有卓越的领导艺术和非凡的人格魅力，不但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的高度评价，而且他真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同他们密切交往并建立深厚情谊，在党外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深得党外人士的信任、拥护和爱戴。

三次点荣毅仁的将

邓小平和荣毅仁从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交往，虽然不算太早，但邓小平对荣毅仁是比较了解的：解放上海时，荣毅仁坚持留下来支持革命；建国初期，他响应党的政策，让申新各厂支援国民经济恢复；抗美援朝期间，积极捐献飞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荣毅仁的这些爱国行动，邓小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次，毛泽东主席要选用几位党外人士当部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邓小平推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荣毅仁。

1959年，荣毅仁正式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这件鲜为人知的事实，说明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始终不渝地重视并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知人善任，招贤纳才。这可以说是邓小平第一次“点将”荣毅仁。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荣毅仁也遭到了一定的打击，受了不少委屈。但他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他的爱国之心始终是炽热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深知荣毅仁的耿耿爱国之心和出众的经济管理才能。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这个划时代的革命即将到来之前，应当拂去蒙在荣毅仁身上不应有的历史尘埃，让他显露出熠熠的光辉。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同志商议，请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月，荣毅仁即赋诗一首，以表达他对党中央的敬仰和欢欣之忱。诗云：鹊报春回残雪融，百花齐放趁东风。高山难阻愚公志，激流全凭舵手功。往日风云过眼底，今朝人物数英雄。不甘伏枥添砖瓦，万里江山代代红。这可以算作是邓小平第二次“点将”荣毅仁。

1979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改革开放的政策如一缕阳光穿透了沉睡的神州大地，把希望的种子播撒人间。一天，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5位原工商业者意外地同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邓小平同志要会见他们，并共进午餐。这个邀请令5位老人兴奋不已，思绪万千。“文化大革命”给中华大地带来的十年浩劫，让中华大地民生凋敝、满目疮痍，许多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几十年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遭到劫难，民营企业家和私营工商业者也是首当其冲。然而，他们尽管遭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但内心深处不曾动摇过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信念。荣毅仁就曾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这么多年，党不会抛弃我们的。”胡子昂也说过：“总有一天会重见光明，颠倒了的历史总会颠倒过来。”他们曾无数次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可当这一天真的来到的时候，他们还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当晚，他们相约在胡厥文家中，商讨与邓小平见面时的谈话内容，研究他们关于国家建设的建议。随后，古耕虞受托连夜起草了建议书。

1月17日，这是个值得所有原工商业者铭记于心的日子。邓小平与分别10多年的5位原工商业者领导人见面了。落座后，邓小平亲切地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好吗？”大家高兴地说：“好！好！”接着，邓小平坦诚而深有所思地对他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不重犯当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邓小平的一席话让在座的人都倍感兴奋。接着，“五老”便谈开了。大家敞开心扉，坦诚进言，气氛极为融洽、热烈。胡子昂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要大力启用人才，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把他们找出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邓小平听后赞赏地说：“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我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接着又说：“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国内的人，还有入了外籍的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接着，邓小平便直截了当地点了荣毅仁的“将”。他说：“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工作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订，否则就不签。应该完全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邓小平还明确指示：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还指定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荣毅仁具体联系。当时，荣毅仁的冤案还没有平反，邓小平直接“点将”，对他充分的信任和起用，使63岁的荣毅仁感动不已，多年未酬的壮志终于可以实现了。这是邓小平第三次“点将”荣毅仁。

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已到中午时分，邓小平热情挽留大家用餐。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与邓小平兄弟般地互相搀扶着来到餐桌前。桌上是一个热气腾腾的涮羊肉火锅。他们边吃边谈。多年后，古耕虞形象地称这顿午餐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这台“大戏”后不久，荣毅仁反复思考邓小平在谈话中所讲的“可以利用外资和技术”，“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围绕开放、创汇，创出一条新路来”的思想内涵，根据自己多年的经商经验，决定创办一家具有一定风险性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便为国家创收更多的外汇，弥补我国经济建设中的资金不足。一个月后，荣毅仁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1979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0月4日中信公司正式成立，从此，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新兴行业，在中华大地上崛起了。

中信公司的创办、成立和发展，都得到了邓小平的关心和支持。对由荣毅仁出面筹备这样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并不是没人反对和质疑的。邓小平积极为他排除干扰，为他创造工作条件。在荣毅仁的申请报告上，邓小平批示“同意”。在纪念“七一”大会之前，邓小平在休息室接见荣毅仁时，就关切地问:“公司筹备得如何?”荣毅仁做了汇报。当荣毅仁又一次见到邓小平时，邓小平对他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要排除干扰，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你，你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义。”

1984年10月，中信公司成立5周年时，邓小平又亲笔题词“勇于创新，多做贡献”，鼓励荣毅仁和中信公司。为了纪念中信公司成立5周年，国家在北京举办了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邓小平在会见中外代表时说:“为了便于广泛接触，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这是向全世界郑重地推荐中信公司。创业是艰难的，荣毅仁深知：一个党外人士办这样全新的公司，没有中央高层的支持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尚方宝剑”。当他遇到较大困难时，就写信求助于邓小平。邓小平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以支持，在信上批示让有关部门开绿灯。邓小平不单是支持某一个项目，而是支持荣毅仁把整个中信的事业都办好。

1987年，中信收购香港国泰航空公司12.5%的股权，开了我国收购境外公司部分股权的先河。有人借口香港有人反对，百般阻挠。经中央反复讨论，最后得到了邓小平的同意。1989年出现了“六四政治风波”，有些人卡我们的脖子，意欲阻挠中信和其他公司合资购买卫星并在我国发射。

邓小平又出来讲话了：中信和别人一起买卫星，卫星已经放上天，很成功，是“六四”后很振奋人心的事，发上去了就应该用嘛!1990年中信又用100亿港元购买香港电讯公司20%的股权。这本是一件利国利港利公司的好事，有人却向中央提出反对意见，使中信遭受了巨大压力。在关键时刻，邓小平高瞻远瞩，指出: 中信在香港筹资，只要国家不提供担保，由他搞去好了。邓小平一语重千斤，他以伟人的魄力在紧急关头一锤定音，这是邓小平又一次为中信撑腰。中信创业17年来，披荆斩棘，敢为人先，由最初10多个人的公司发展到拥有3万多人800多亿资产的大集团公司，如果没有邓小平和党中央的大力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不走回头路”

青年时代的邓小平，曾5次路经香港。香港在他的心中有着不同寻常的份量。新时期，邓小平与香港的知名人士有过许多交往，这之中，可以看到他对香港这片土地的深情，对同胞的关怀，和他作为杰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九七”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坚定不移的政治原则立场。

香港知名人士中，最早见到邓小平的是霍英东。1964年的国庆之夜，他作为港澳同胞的知名爱国人士，收到了落款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的请柬，参加国庆招待会。在招待会即将结束之时，有一位个子不高、精神抖擞的中年人走过来，依次同港澳的知名人士握手，这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霍英东还清晰地记得邓小平当时的问候语:“欢迎您来北京!”

“文革”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最早见到邓小平的还是霍英东。当时，霍英东以香港足球总会会长的身份率领香港足球队应邀来北京参加“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1977年7月30日的夜晚，在工人体育场“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闭幕式上，霍英东率领的香港足球队与中国青年足球队进行比赛，邓小平出席了闭幕式。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霍英东在多年之后还记得那个夜晚体育场内群情激荡雷鸣般的掌声，持续达10多分钟。在这之前，邓小平在休息室里已亲切接见和问候了霍英东及足球队的领队，当时霍英东内心深处涌起对邓小平的崇敬和热爱之情。

两个月之后的国庆节前夕9月29日的晚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人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周年庆祝活动的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邓小平在招待会前会见代表团正、副团长和知名人士，他一眼就认出了霍英东，笑着迎了上去，连声说:“欢迎!欢迎!”

这之后，霍英东与邓小平的见面则是8年之后的1984年。

在这改革开放、意气风发的8年间，霍英东在祖国大陆奋发有为。1978年12月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传出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信息，霍英东携巨资毅然跨过了罗湖桥，他要投资家乡建设，他清楚地意识到，为香港、为祖国尽力的大好时机已经来了。1979年，由霍英东、马万祺、何贤联合投资兴建的中国第一家合资涉外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宣告落成，被誉为改革开放的“繁花第一枝”。同年，霍英东被邀请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并在五届三次会议上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春，霍英东又在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建造了一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星级宾馆———当时中国最高的32层的“白天鹅宾馆”，1983年2月7日正式开张。

霍英东的举措，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1984年1月，邓小平南下广东，走访了温泉宾馆、白天鹅宾馆，与霍英东亲切交谈。在中山温泉宾馆，70多岁的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罗三妹山，俯瞰中山温泉宾馆。10余幢琉璃瓦顶的楼房和庭院式别墅群体与宜人的岭南亚热带风光融为一体，他称赞说:“很漂亮，很好!开放搞对头了!”到下山时，随行人员建议沿来路归去，邓小平却一语双关地说:“不走回头路!”

邓小平还曾3次来到白天鹅宾馆。第一次是在1984年1月31日，在霍英东陪同下，邓小平、杨尚昆、王震一行31人到了28楼总统房和25楼高级套间。在 28楼俯瞰珠江景色时，邓小平十分高兴地说:“‘白天鹅’好!比美国的还要好!”第二次是1985年2月19日。第三次是4天之后，作为全国人大常委、白天鹅宾馆副董事长的霍英东，携同长子霍震霆夫妇受到邓小平的亲切会见，并与邓小平一行在“丝绸之路”西餐厅共进晚餐。席间，邓小平多次提到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发展问题。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宣布了开放沿海14个城市的决定。这次邓小平单独会见霍英东及家人，受到海外传媒的重视，被认为: “中国最高决策人物邓小平对霍英东的接见，实际上是对霍英东在香港地位的确认。是有安排的、有选择的、精心设计的。”

霍英东因其“爱祖国爱香港”，的确得到中国共产党的信任。1984年，霍英东用行动表达了对祖国、对香港的坚定信念，宣布捐资10亿港币设立霍英东基金会，支援祖国的四化建设。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后，霍英东马上公开发表了“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的谈话。同年，霍英东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霍英东基金会宣布捐资100万美元，设立留学奖学金，鼓励和支持青年学生走出国门，学成后回国服务。1986年，霍英东又捐赠1亿港元，支持国家教委成立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并设立青年教师基金及青年教师奖，资助和奖励全国高等院校的优秀青年教师。1993年春，在全国政协第八届第一次会议上，霍英东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95年12月底，霍英东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就是死也不说昧良心的话！”

1978年1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登了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正是这篇文章，使一个科学怪人变成了大众心目中的科学英雄。关于陈景润的话题至今还不时被人提起，其知名度用家喻户晓来形容毫不为过。陈景润的知名度，是中国科学家宣传的一个神话，几乎不可能重演。

1954年夏天，陈景润被分配到北京第四中学做数学教员，由于不能适应教学工作，他在学校领导的关心下调回到厦门大学。回到大学，陈景润努力开展数学研究，并获得了一些成果，其中包括《他利问题》，即推进华罗庚关于“他利问题”的成果的论文。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要想改进著名数学家的成果，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也需要有非凡的智慧。陈景润的老师李文清把这篇论文寄给了华罗庚。这篇论文由王元看过后介绍给华罗庚，华罗庚亲自看完，感到很高兴。然后他推荐陈景润参加1956年的全国数学会议宣读论文。得到华罗庚的赏识，是陈景润人生发生转折的关键。

陈景润到北京后，华罗庚会见了他。华罗庚的确是个伯乐，他看出讷言的陈景润有着优秀的研究才能，便有了将陈景润调到数学所的想法。陈景润参加了当年的全国数学论文大会，他的名字第一次被登上《人民日报》。此次经历，让他获得了真正进入研究领域的通行证，也成了他在随后的年代中坎坷遭遇的第一条罪状。

陈景润于1957年9月被调到数学所当实习研究员。在这里，他勤奋努力，心无旁骛，成了有名的“安钻迷”。这个最初是赞扬的称号很快就随着政治运动的变化而成为他作为“小白旗”的罪状。他做的研究和写的论文越多，就越是要受到批判。

结果他被调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做一些他后来不愿提起的事情。1962年，他终于又被调回数学所，尽管他的“白专”帽子还在，他却顽固不化地走他的道路，只是他行事更加谨慎小心，研究方向和工作内容不到快要发表时极少有人知道。1963年发表《圆内整点问题》之后，他很快就开始了“摘取皇冠上的明珠”的工作。当陈景润在数学所的小房间里埋头苦算时，外面的世界早已箭拔弩张，风云变幻。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位沉溺于数学海洋里，一心要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著名科学家，在“文革”中被作为安(心工作)、钻(研业务)、迷(于专业)的“白专典型”受到批判。他研究的“1+1”被斥为“白痴”、“伪科学”，连工资也被扣了。

他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却也是带过帽子的人物———白专典型。除了一些传说的怪癖，总的说来他与世无争。他躲进那本来就不是人住之所的小锅炉房里，不影响别人，别人也不会注意到他。相比当时那些正遭受迫害的人而言，或者相比陈景润曾被迫逗留过的“牛棚”，陈景润在他6平米的锅炉房里，能比较安全地营造他的数学小世界。在这里，他提出了“陈式定理”。在完善“1+2”的漫长过程中，陈景润小心翼翼地生活，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仿佛被人们遗忘了。

直到1973年4月“陈景润事件”的发生。其时，陈景润的“1+2”刚刚在复刊的《中国科学》上发表，王元等人审阅该论文后，所有的犹豫到最后还是变成支持的行动，表现了这些科学家面对如此卓越的成果时无愧历史的良心。他们一致的专业认同通过当时中科院还没有彻底崩坏的科研工作报告等形式，传达给其他方向和其他专业的科学家，以至中央领导。

在他事业和生活处于艰难时候，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提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口号，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科学战线也不例外，数学所恢复了上下班制度。当邓小平知道陈景润的情况后激愤地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强。中国能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了不得了。”并具体过问陈景润的工作和生活，并亲笔批示：“可否为其配一秘书，以分其劳。”

对邓小平的知遇之恩，陈景润铭记在心，虽然他因沉迷数学而被人认为不谙世事，但他心中有一杆看人的秤。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陈景润作为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江青暗地里鼓动陈景润污蔑陷害邓小平，但被大智若愚的陈景润巧妙回绝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正义和良知。

1976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四人帮”党羽威逼陈景润写大字报揭发邓小平，并许以高官厚禄，利诱他向“四人帮”效忠，被陈景润严辞拒绝，并对前来劝说的人说：“就是死也不说昧良心的话！”“四人帮”并不就此罢休，而是不分白天黑夜逼迫他写大字报，否则就不让他工作。为了保护邓小平，善良正直的陈景润 3次企图自杀，这种患难中的真情，不仅让人感动，更让人仰止。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作了长篇讲话，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对知识的肯定，对知识分子的肯定。

陈景润心情无比激动，他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表达，只是一个劲地说:“我很高兴，很高兴!”当邓小平与他亲切握手并询问他身体状况时，陈景润说:“好，我很好!”是的，在科学的春天里，陈景润精神振奋，满身的疾病似乎没有了踪影。

在阳光普照大地的时候，总有一角冰山未曾融化。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陈景润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成为有志攀登科学高峰的青年偶像，但他生活和工作条件依然很差。1980年结婚后，夫妻分居两地。儿子出生后，请了一个保姆，一家4口挤在6平方米的陋室内。他科研任务重，身边却没有助手。这一切都影响了他的身体，影响了他的科研进度。邓小平了解这个情况后，当即批示予以解决。仅仅一个星期，陈景润的妻子由武汉军区156医院调到北京309医院，他的科研助手也配了，并搬进了四房一厅的专家楼。在1983年，这么宽敞的住房在中关村只有20多套，都是分给年老资深的科学家，陈景润是最年轻的住户，没有邓小平批示是分不到的。与妻子见面，陈景润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你调来是小平批示的。我一定拼命干，累死了也心甘情愿!”陈景润确实在拼命干，他过多地透支健康，以致在1996年，63岁的陈景润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他是累死的，而且确实也是心甘情愿的。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陈景润的妻子由昆说:“如果景润在世，当他听到小平逝世的消息，他会随小平一起去的，他会这样的。”知遇之恩，终生难报。一代伟人与科学泰斗的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就是我的家！”

爱泼斯坦是全国政协常委、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建设》杂志社总编辑。这位人们熟悉的、几乎与斯诺同时代的老新闻工作者，1985年4月20日在北京欢度他一生中最准忘的生日———70寿辰。

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但两岁就随父母迁居中国天津，15岁开始新闻工作的生涯。他在中国整整工作了半个世纪。为祝贺他70寿辰和在华工作半个世纪，宋庆龄基金会、外国专家局、文化部外文局、中国建设杂志社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招待会。尤其使爱泼斯坦激动的是招待会之前，邓小平、邓颖超、习仲勋、胡乔木、邓力群、乔石、姬鹏飞、许德珩、朱学范、黄华、康克清、周培源等领导同志在福建厅亲切会见了他一家三代人。爱泼斯坦的一生把国际主义与热爱中国密切结合起来，他常说：“中国就是我的家！”他加入了中国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下午5点，福建厅喜气洋洋。第一位到的是康克清大姐，她带了一束鲜花，对爱泼斯坦说：“热烈祝贺您70大寿！这是我家里自己种的紫丁香，特意采来送您的，愿您像百花盛开，祝您健康长寿！”

不一会，邓小平、邓颖超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陆续步入福建厅，他们都热烈地向爱泼斯坦表示祝贺。爱泼斯坦坐在邓小平旁边，一边还有邓大姐及其他领导同志。他们在一起亲切交谈着。邓小平对爱泼斯坦说：“您都七十啦！”

爱泼斯坦风趣地说：“我还小呢！”接着他问候小平：“您近来身体都好吗？”

邓小平说：“还好！没什么大毛病。”

爱泼斯坦最近随同一批40年代来过中国的美国老朋友、老记者重游了延安、重庆等地，刚刚返回北京，所以他对邓小平提及了此事：“这次我和美国老朋友跑了许多地方参观访问。我们看到不少变化，感到欣慰。”

邓小平说：“您在中国工作都有52年了？！”

爱泼斯坦说：“是啊！我两岁就随父母来到中国，15岁开始到报社工作。”

邓小平说：“您在中国工作了这么长时间，真不容易呀！”他停了一下又问：“您出生在波兰？”

爱泼斯坦答：“我是出生在波兰，但很小就离开了。1916年去日本，1917年才到中国。”

邓小平说：“我也去过华沙，那是1925年从法国回来时经过华沙的。”

爱泼斯坦深情地环视一下高朋满座的大厅，不禁动情地对小平说：“今天大家都来祝贺我，我非常感谢中国同志们！”

邓小平接过话说：“祝贺是应该的，您52年来一直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工作，确实不容易！”

爱泼斯坦说：“我工作得很不够。”

邓小平说：“说不够，就难讲了。”

这时，邓颖超大姐回想起一段往昔的珍贵友情，她对大家说：“我和爱泼斯坦同志是老朋友了。我们最早是在1937年在天津认识的，‘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我逃到天津要买船票，经过斯诺的介绍认识了他。在他们帮助下，我才逃出天津去西安办事处。”邓大姐转过脸对爱泼斯坦说：“都50年了，可您还没怎么变，只是头发白了。”邓大姐关切地询问爱泼斯坦的家庭情况。她很怀念爱泼斯坦的夫人邱茉莉。这位英国妇女与爱泼斯坦患难与共，密切合作，一起为中国革命和世界进步事业而奋斗，可惜邱茉莉已在半年前不幸病逝。

邓大姐问爱泼斯坦：“您们有孩子吗？”

爱泼斯坦指着后排说：“有，今天他们也来了。”

邓大姐说：“快叫他们过来见见面！”

这时爱泼斯坦的女儿、儿子走了过来。这是爱泼斯坦夫妇多年抚育的两个中国孩子，现在都长大成人，建立了小家庭，所以今天来的有女儿、女婿、儿子、儿媳，还有爱泼斯坦最疼爱的外孙小宁宁。

爱泼斯坦向小宁宁招手说：“宁宁，快过来向邓爷爷、邓奶奶问好！”

这时，天真活泼的小宁宁跑到邓小平跟前，甜甜地喊了声：“邓爷爷好！”他搂着邓爷爷的脖子，让邓爷爷亲了亲他的小脸蛋。然后，小宁宁又跑到邓颖超跟前说：“邓奶奶好！”他也和邓奶奶亲了亲。这聪明的孩子纯洁的举止，感染了在坐的老爷爷、老奶奶们，大家都发出开怀的欢笑。

此时，孩子成了中心话题。孩子们代表着未来，今天的话题也许使爱泼斯坦想起他多年来在宋庆龄直接领导下从事的正义事业，其中重要的是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爱泼斯坦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工作都是为了孩子们！”

邓小平听说小宁宁6岁了，便扳着手指说：“6岁了，啊，到本世纪末才20多岁，正是时候。到那时，情况会比现在好多了。”

爱泼斯坦说：“孩子们可以进入21世纪，他们可以生活70多年。”

邓小平说：“孩子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第二个奋斗目标。”

爱泼斯坦说：“他们还可以为第三个目标服务！”

邓小平听了点点头，爽朗地大笑起来。显然这里老一辈的交谈，不仅充满信心地展望了未来，也表达了对孩子们的无限希望。

爱泼斯坦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对邓小平说，“我非常敬佩您这样高龄了，还从事大量的工作。”

邓小平说：“我现在工作很少了。”

爱泼斯坦笑着说：“但是，您做的是卓有成效的工作！”

会见结束时，邓小平、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同志与爱泼斯坦一家合影留念，然后一起去参加招待会。

“我约你到家里谈，是不把你当外人”

1980年8月26日，夏末的北京已经不那么酷热。重新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班禅大师早早就起来了。他念过晨经，便去跑步。在习习的晨风中，他感到心情格外舒畅。想到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大师比往日提前一段时间结束了锻炼，草草吃过早饭，一边翻阅藏、汉文字的文件材料，一边等待出发的通知。

在中国藏传佛教的大师中，第十世班禅大师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宗教领袖，更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大师在主持佛事的同时，积极参政议政。1954年，年仅16岁的班禅大师就已经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1959年又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主任委员。1962年以后，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日趋严重，班禅大师因所写《七万言书》而获罪，受到不公正待遇并先后两次被软禁。1977年10月，班禅的软禁生活结束。1979年7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班禅重新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随后，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中央给他在政治上彻底平了反，给他的宗教活动提供宽松自由的环境，班禅大师再次感到了党对他的关怀和信任。

没等多久，杨静仁来了。他兴奋地对班禅大师说：咱们走吧，去见一位老朋友。汽车很快开进一个幽静的京式四合院，原来这里是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的家。班禅大师快速走下车子。两位曾饱受迫害之苦的老朋友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邓小平恳切地对班禅大师说：“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说得大师热泪盈眶。有什么会比这种理解和肯定更珍贵呢！刚满42岁的年轻的大师已经走过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1949年6月3日，当他还只有11岁的时候，经过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批准，又按照宗教仪规剃度、着僧衣、受沙弥戒，一个普通的孩子正式成为第十世班禅，取法名“罗桑赤烈伦珠确吉坚赞”，简称“确吉坚赞”。风云变幻的时代和国内外形势，使少年班禅不可能静坐禅院，修身养性，而必须在政治上作出抉择。年幼的班禅因为从小受过经师的严格教育而不同于一般的孩子，活佛这一特殊的身份又使他很注意观察、研究社会。他既憎恨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反对亲英美帝国主义的藏政府的分离主义倾向，又对共产党不甚了解。但他看到共产党节节胜利，确认共产党“必然有顺应人心，顺应历史的道理”。于是，他断然决定与进驻西宁的刘伯承、邓小平所部的人民解放军联系，从此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维护祖国统一的光荣历史。

当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达赖、班禅三方面共同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定”后，在毛泽东主席主持的宴席中，班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大喜事。”表现了少年班禅强烈的爱国热情。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并将达赖喇嘛劫持到印度。一时间，西藏问题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焦点，班禅自然也成了国内外关心的重要人物。在这关键时刻，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班禅更加坚决地维护祖国的统一，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并积极为西藏人民摆脱贫苦落后的黑暗生活，建立繁荣、民主、进步的新西藏而日夜紧张地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邓小平称班禅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他当之无愧。

望着班禅大师激动的面容，邓小平进一步肯定道：“是的，你同达赖不同，你是爱国的，维护国家统一的，而达赖是搞分裂的。”邓小平与班禅大师推心置腹地谈历史，谈未来，真诚地说：“57年反右犯了错误，以后还有错误，到‘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浩劫。西藏人民平叛改革后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段日子比较好过。‘文化大革命’和以后几年，政策错了，人民吃了苦。”

是啊，班禅大师在1964年、“文化大革命”两次被整。那段时期，他也曾苦闷、迷惘，但冷静下来以后，还是坚信党，坚信人民，坚信会有云开雾散的一天。

面对邓小平如此坦荡的胸怀，大师说：与老一辈革命家、与您所受的迫害相比，我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大师不计个人恩怨，捐弃前嫌的豁达的态度，也同样为邓小平所欣赏。邓小平话题转向未来，说：“最近看了你的东西，你还是有思考的，有分析、有能力，希望你对祖国多作一些贡献”。“关于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

邓小平如此的信任，使班禅大师深受鼓舞，他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在有工作能力的时候，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做些有益的事，要为祖国统一和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西藏做出自己的贡献。

会见气氛祥和、亲切，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位老朋友心心相印，彼此都充满信心。最后，邓小平指了指一同参加会见的乌兰夫、刘澜涛、杨静仁说：“你的反映以后经常地可以告诉他们几位。”接着又说：“我约你到家里谈，是不把你当外人”，“以后可以再来”。

大师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结束了与邓小平这次难忘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