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禁区”，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它和千千万万人的自由乃至生命密切相连

历史转折，伴随社会语言变迁。我曾用“局变，先语变；变局，必变语”来形容这一现象。观察“禁区”这个词在中国媒体上的语义变迁，特别是它在1977-1979年的变迁，心头别有滋味。

查《人民日报》，从1949年一直到1976年，“禁区”都是无引申义的实词，一般与体育、军事、科技等相关。1977年，揭批四人帮，它的定义扩展了。上海的批判文章说，四人帮把大庆设为禁区，不让我们去参观。教育界则把“两个估计”称为四人帮设下的禁区。所谓“两个估计”，说的是两个判断：一、 “文革”前科学教育战线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二、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当然是四人帮常说的话，不过更确切说，是四人帮常拿在手里挥舞，用以整人的圣旨。

1978年1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岳平的文章《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指出“四人帮制造了一系列精神枷锁，设置了一系列思想禁区，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思想僵化”。

第一个在《人民日报》上喊出“突破禁区”的是历史学家丁伟志。1978年3月16日，他在《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一文中说，还有许多禁区横亘在社会科学界面前，“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是当务之急。”他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前两个月说此话的，而且谈的是更为敏感的社会科学界，不容易。

1978年6月24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批评有人 “不允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允许讲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此文由吴江执笔，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和中组部长胡耀邦6次通电话商量，最后由耀邦阅定。

“突破禁区”、“冲破禁区”、“打开禁区”，这类话语在1978年被点燃，到1979年已炽热传播。当时说这话，需要勇气，甚或不无悲壮。什么是禁区？禁区禁锢了什么？后人读史，会感到匪夷所思。

例如，“文革”时定下的“现行反革命罪”，曾是谁也不许碰的禁区。可是，许多“现行反革命”是什么样的人？内蒙古有这样的案例：一个社员，因对所谓 “割私有制尾巴”不满，春节在羊圈旁贴了一副对联：“大羊小羊都赶光”，“留下羊圈空朗朗”，第二年队里退回他两只羊，他又写了一副对联：“今年还比去年强，羊圈又有两只羊”，仅仅因为这牢骚话，他被说成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判了十年徒刑。（《人民日报》1979年2月9日第三版《内蒙古司法部门解放思想 冲破禁区 为平民百姓平反冤狱》）

从最高法院院长江华的文章里看到，当年，“只要谁损坏了一枚像章，谁弄坏了一张伟人像，谁说了一句牢骚不满的话，不问他的目的、动机如何，统统以 ‘恶毒攻击’的反革命罪判处。”江华院长愤怒质问：“不许人家讲不满的话甚至反对的话，动不动就是反革命，那么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民主权利哪里去了？你说那是些坏话，难道讲坏话就要判刑？”（《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5日一版，《严明法纪 纠正冤案错案》）

禁区这个字眼，不但意味着僵化、荒谬，还意味着野蛮和残暴。“突破禁区”，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它和千千万万人的自由乃至生命密切相连。无怪乎，此语一出，势若燎原。

（作者为传媒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