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议》要不要写毛泽东的错误？怎么写？邓小平对这点毫不含糊：写！但是不能过头。在决议稿讨论过程中，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挨过整的人，带着个人感情，对毛泽东的评价提出一些不太正确的意见。邓小平看了有关讨论意见的简报后，认为对于一些偏激的意见特别是不正确的意见，必须予以澄清。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这个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工作主要由胡乔木负责。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就《历史决议》的起草问题共进行过 17次重要谈话，其中《邓小平文选》就节录9次，这些重要意见，对《历史决议》的最终形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历史决议》起草的背景

随着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中国共产党开始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拨乱”就是要拨“文革”之乱，关键是对“文革”、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在此过程中，邓小平有两大重要贡献。

第一项贡献是，批评“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为《历史决议》的起草奠定基础。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世世代代都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4月10日前后，他再次向前来看望他的汪东兴、李鑫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

在批评“两个凡是”的同时，邓小平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5月24日上午，在与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他认为不能把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并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7月21日，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邓小平做了讲话，他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

第二项贡献是，在肯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同时，提出要讲清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为《历史决议》的起草定下基调。

随着“文革”的结束，特别是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之后，国内外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思潮。面对这种情形，邓小平审时度势，多次强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他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科学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与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就起草《历史决议》的谈话中，就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谈了对党内的几次大的斗争的看法。邓小平认为，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但高岗的问题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因为高岗也确实没拿出什么路线。

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再次强调这个问题:“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根据这一思想，邓小平主张对“文革”也要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剖析，而不是简单地看作是路线斗争，就按它的实质分析，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写什么错误。

如何评价毛泽东

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争议最多的还是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邓小平用了极大的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历史决议》要科学阐述毛泽东思想。1980年6月27日，决议草稿出来后，邓小平看后不太满意，直接提出：“不行，要重新来。”之所以不行，是他认为一开始就说了，《历史决议》的重要作用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而现在这个草稿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思想。而且整个文件写的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他指出《历史决议》:“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

10月25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因为，否定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失去了前进的根基和方向。

对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历史决议》要不要写毛泽东的错误？怎么写？邓小平对这点毫不含糊：写！但是不能过头。在决议稿讨论过程中，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挨过整的人，带着个人感情，对毛泽东的评价提出一些不太正确的意见。邓小平看了有关讨论意见的简报后，认为对于一些偏激的意见特别是不正确的意见，必须予以澄清。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必须立足于党的整个历史，立足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立足于毛泽东在党的历史发展的各个重要关头所起的关键作用。不能只看到建国后特别是晚年毛泽东犯了许多错误。因此，邓小平非常赞成陈云的意见，主张在决议中“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对于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认为，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在“文革”以前，毛泽东在“大跃进”等问题上，犯了大错误。但是，不能认为这些错误都归毛泽东一个人负责，这不符合事实。“文革”中毛泽东所犯的只是错误，和“四人帮”不一样，“四人帮”是在犯罪。

总之，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正如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这其中凝聚着邓小平的高瞻远瞩。有了历史决议，我们就可以团结一致向前看，不再纠结于历史，不再是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前行在现代化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