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霜：邓小平批示的213个名额

教师节前夕，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专门为中央音乐学院的77届师生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以纪念37年前的那次横跨10年的考学大潮。

当天，央视新台址的录制大厅里坐满了老中少三代师生。有被誉为钢琴教母的周广仁，有我的启蒙老师、声乐泰斗郭淑珍，还有走路已经蹒跚但依然鹤发童颜的作曲大家杜鸣心……左因、邓启元老师也在。大家同忆往昔，浓浓师生情谊荡漾其间。

    文革之后，第一年的高考，蓄势待发多年的我们振翅欲飞。全国两万七千多名考生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分布全国四个考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但是，教育部计划入学名额却只有100名。10年的积累，无数优秀学子心向国家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渴望张开双臂迎接人才，但是两万七千多人中只能收纳100名。无法割舍！老师们、院领导们捶胸顿足，无计可施。

于是，中央音乐学院几位风华正茂的青年教师决定写信，请求中央最高领导为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扩展通道，不拘一格招揽人才，写信的对象是邓小平。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杨峻、储望华、崔静媛、潘一飞、左因，还有一位送信人邓启元，通过邓启元叔父邓力群的递交，1977年12月9日，6位青年教师的倾诉信送到了邓小平的书桌上。信送出后，仅仅过了两天批复就来了！

邓启元记得他的堂妹、邓力群的女儿在那天晚上给他打来电话：“启元哥哥，你们交给爸爸的信已经有回复了。”邓启元保留着信的原件图像，那上面有邓小平的亲笔批示，原文是这样的：

看了这封信所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交文化部党组处理。

华国锋、先念、登奎、乌兰夫几位中央领导都在自己的名字上面画了圈，最后一行是邓小平的签名。日期是（1977年）12月11日。

原定的105个名额迅速扩充到213个，千里挑一的二百多名考生在1978年的时候从全国各地聚集到北京的鲍家街，10年的蓄势，后来几乎个个成大材的一代新生涌向中央音乐学院，我们开学了！

刘索拉至今记得刚开学时学生宿舍还没有完全收拾出来，我们一大批女生只能挤到学院二楼小礼堂的舞台上睡地铺。她甚至记得晚上睡觉女孩子们打闹时曾经踩过我的肚子。我绞尽脑汁都不记得这回事了，可是有一个细节证明她说的是真的，她说：“吴霜说你们可以踩我的肚子，因为我练腹肌，所以我肚子很硬。”我一直练习腹肌，至今都不间断，几十年来除了我自己别人不可能知道我的腹肌的故事。所以暂且认定她的话不是谎言。

谭盾如今是大名鼎鼎的作曲家，入学考试时副科考的是小提琴，主考老师李西安问他能不能拉一段莫扎特的作品，他竟然回答：“您说什么……什么特？”那时的音乐主题除了中国的工农兵，其他一切大、洋、古都是我们无法接触得到的内容，别说莫扎特，巴赫、德彪西、柴科夫斯基、普契尼、瓦格纳等等的大名都未必知道！

我的脑海里一直留存着暮色之下学校的那座主楼的形象。如今那座楼依然存在，但早已处于后来新建的两栋大厦身后的暗影当中，虽然置换过窗棂刷新过砖墙的颜色，依然显得陈旧、矮小，它背负着五十多年的历史沧桑，无数顶尖的音乐家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我还记得大约十年前有一次因事回母校，在旧楼的楼道里巧遇谭盾和郭文景两人，大家已有多年不见，碰面后依稀觉得还是当年笙歌欢笑的情形，似乎我们没有毕业，还在校园里读书。

那座楼里，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房间，房号是304，那是我居住过三年的宿舍，声乐系77级女生宿舍。集中了大部分北京、上海和其他几个省的女生。我睡在靠门边的双人铺的上铺，每天晚上要负责给大家关灯，因为灯绳离我近。房间中央摆了几张长方桌子，放满了外地同学的箱笼行礼。我还记得我放在一个抽屉里的点心被邵英玲偷偷打开吃了，被我发现后她说：“告诉你吴霜，我是喜欢你才吃你的点心，不喜欢的人我还不稀罕呢！”她一句话把我闷在那儿，想发泄怨气都没法出声了！和我个头发型差不多的郭小仙喜欢站在开着的窗户前光着胳膊只穿个小背心高谈阔论大放厥词，别的同学提醒她“你赶紧坐下吧！外面人都看见你了。”她竟然说：“没关系，人家看见的不是我，是吴霜。”在大伙肆无忌惮的坏笑声中我冲上前去把她揪扯下来。万一外面的人真把她认成我了那还了得！

时间这个东西好吓人，离了那段美妙时光已经是三十多年！当年的精英一代中，大多人已年过半百，有些已经年逾花甲。嬉笑打闹、起早抢琴房、夜里偷偷点电炉煮面吃、骑着自行车穿越半个北京城赶去上课、穿着第一条喇叭裤在校园里招摇……都已是过往尘烟。

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写就的。曾经的学生，如今的老师，将来的泰斗。在音乐的圣殿里，我们是骄傲的一群。

（吴霜，我国当代著名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剧作家、画家和作家。早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后留美6年学习西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