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和初识黄药眠先生，是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公元1954年我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之后。新生入学后急着想知道的莫过于要开什么课和有哪些老师。开些什么课这里不去说了；让我们十分兴奋的是很快知道了系主任是大名鼎鼎的著名文艺理论家、一级教授黄药眠。那时，我不过是个离开中学不久刚满18岁的小青年，不清楚“一级教授”是什么分量，只知道学问大，数量少，比较“稀有”，也就有点“珍稀”，心中不免惊喜。可惜的是，我们一年级虽然有“文学概论”课，但黄药眠先生并不登台，而是由他刚毕业留校的得意大弟子钟子翱授课。钟老师潇洒儒雅，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一上讲台就十分吸引人，想想他的导师黄药眠先生，就更是肃然起敬。听说以后还要开“文艺学”这门课，是由黄先生主讲，也就只好耐着性子等吧。

因为我们整天忙于学习，而黄药眠先生也大概因为社会活动多，不是经常到学校来，平时我们很少见到他，只是偶尔会在系里碰到。当时见他满头银发（其时他实际年龄也不过50岁刚出头，以现在眼光看并不老），西装革履，气宇轩昂，而且每每都有系党总 支书记帮他夹着包跟在后面，匆匆从楼道里走过。我们这些学生，离得远，只能看上一眼;离得近时就尊敬地称呼一声“黄先生”，他也只是向我们微微一笑，没有机会说上话。

现在想来，那正是他最忙碌也最风光的时期。他不但在我们北师大中文系任教，还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担任了职务;与此同时，他又是全国人大代表，还出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当时的师大中文系，甚至可以说一般高校教师中，学者专家有的是，但既是学问家同时在社会上又有较大影响从而有较高社会地位者并不多。黄药眠先生则是这“不多”中很出色的一位。更让人折服的是，黄药眠先生之所以有如此社会影响社会地位，更与他的资历或曰“革命经历”有关。他早年就参加了革命文学活动和实际革命活动，是创造社成员，还加入过共产党，并且去过莫斯科，到过延安。听说他在莫斯科期间，还曾和斯大林在一起开过会，其资格之老，不要说在一般学者中，就是在许多“职业革命家”中也不遑多让。这也就是为什么教育我们青年学生不但尊敬他、佩服他，甚至有些钦仰他的原因。

然而，就在我们还未来得及等到听黄药眠先生亲自授课时，“反右派”斗争的风暴突然席卷全国，其声势之浩大猛烈，不但让人们惊悚，也让人感到懵然。好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帮党整风，畅所欲言”，突然来了个180度急转弯，一般人谁能料到，谁能理解?而风暴最初的惊天霹雳，就是强势批判由著名社会活动家、“民盟”重要负责人、著名学者教授费孝通召集的高校教授（主要为“民盟”成员）对党提意见提建议的碰头会。因为开会日期是1957年6月6 日，参会人数为6人（据说此人数不确），故又被简化或丑化称作“六六六教授会议”。与会者主要是建议发挥专家教授在高校中的作用，被概括为“教授治校”，因而被定性是“取消党的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我们的黄药眠先生正好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并因为会议的“民盟”背景而他又是“民盟”中央宣传部长，应该说是这次会议的中坚分子。如此一来，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就“罪莫大焉”。接下来，他在师大（听说也在“民盟”中央机关）唯一要做和能做的就是深刻检查，接受批判。是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参加的是学生中的运动，不知道他在教职工中是如何作检查，如何挨批判的。但因为他是著名的“大右派”，要在全校范围开批斗会，除了能在校园里看到批判他的大字报，还有机会参听全校大会上对他的批判。现在我已经记不得当年批判大会发言的内容了，只记得主要发言者是刚从中宣部调到师大政教系当教授的石磐，他带着浓重口音声嘶力竭地喊“黄——药——眠”怎么怎么，而这位石磐教授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也被批斗得不堪忍受，从主楼八楼跳下身亡，成为当时全校自杀的先行者之一。我至今记得那一天是1966年8月17日，第二天就是“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的“八一八”难忘的日子。当然，这是后话。

黄药眠先生成了“大右派”，我们期望了很久想听他登台讲课自然也就化成了泡影。没想到转过年来（1958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留校工作，此后和黄药眠先生反倒有更多机会近距离接触。因为同在一个系（虽然在不同教研室，他在文艺理论教研室，我在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总有这样那样的机会照面，招呼，交集。特别是他的夫人蔡彻先生一直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我常去资料室查阅资料，较早与蔡先生熟悉。黄先生划“右派”后被剥夺了教课资格，罚在教研室做资料工作，也经常要去系资料室找材料，抄卡片。加上蔡先生的关系，又因为我时不时问他一些创造社和现代文学上的问题，我和黄先生一来二去也就比较熟悉了。还有一层是后来我和他的大弟子钟子翱关系十分密切。论资排辈，钟子翱先生是我的老师，可后来我们关系密切发展为亦师亦友。他去黄先生家有时也约我同去。我从当学生到留校工作，“组织上”就说我“右倾”。“反右”斗争时就内划“中右”，不但“共青团支部书记”职务被撤销，刚通过不久的“党籍”也被否定，真正是马到崖边再往前一步就成“右派”了。但我这人秉性难改，人性论多于阶级论，特别是对那些被划“右派”的老教师（黄药眠先生之外，中文系被划“右派”的老教师还有钟敬文陈秋帆夫妇，李长之、启功、俞敏、穆木天等，都是著名学者教授），我怎么也划不清“界限”，更恨不起来。相反，我同情他们，尊重他们，只要有机会还会偷偷地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而这时他们也最愿意别人和他们说话，更不用说向他们提问。也许正因为平时我脸上的肌肉总是绷不紧，装不成“革命派”，就容易被这些“右派”老师接受，容易和他们接近，有时还洽谈甚欢。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文革”及以后，更不用说后来他们被平反恢复名誉，直至这些老先生生命的最后。我和黄药眠先生就是如此。我和他没有隔阂，得到他的信任，只举一个例子:一次我和老钟（后来钟子翱老师一直让我这样称呼他）谈起古典名著《金瓶梅》，说到我还没有读过该书原著，黄先生知道后立即说:“搞文学的人不应该，赶快补上。”即让钟把他珍藏的足本《金瓶梅》转借给我阅读。当时正是“文革” 时期，政治斗争风起云涌，亿万人民只准读“红宝书”，万一走漏消息让人知道黄药眠借《金瓶梅》给张某人读，那可是不得了的事，那就罪莫大焉，不但黄先生本人“吃不了”，我也得跟在后面“兜着走”。

在我和黄药眠先生接触中，我逐渐加深了对他的认识和了解，深深感到他确是一位有个性有思想有主见有骨气的人。与被划“右派”之前相比，他的工作和地位发生了极大落差，但看他平时仍保持淡然、坦然，不像有的“右派”那样流露出的戚戚然，悻悻然，走路都遛着边（我十分理解和同情这些人，这里毫无责怪之意）。至少在我始终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冤屈感”，“失落感”。这说明黄先生的确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遭过挫折受过打击的革命者。“曾经沧海难为水”，他真正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政治”是怎么回事!现在到网上通过百度查“黄药眠”词条，可以看到他有七个头衔:政治活动家，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这后五个虽然也了不起，可第一个却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我甚至认为，他这个“政治活动家”和一般政界的“政治活动家”还有所不同，他并不是以此为职业，而是他同时又是文人、学者、教育家，这“政治活动家”的特点已经融入他的血液，影响了他的性格，提升了他人生的境界。

最近，黄药眠先生的哲嗣大地世兄赠我新出版的政论集《民主的呐喊》。这部上下两册皇皇近60万字的政论集，完整收入了黄药眠先生从1939年至 1949年间发表的政论、时评。其中对蒋介石政权的专制独裁、黑暗腐败，对英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干涉内政，对战争与和平、民主与革命，对群众运动和爱国阵线，对财经形势和土地改革……或猛烈抨击，或无情揭露，或深刻分析，或振臂呼喊，不但表明他对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新闻、法律国内国外诸多领域，情况熟悉，知识深广，也表现了一位具有革命热情又具有深厚良知的革命者、知识者的眼光和心胸。我认真拜读之后，对黄先生更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更加深了对他的尊敬和佩服。的确，黄药眠先生当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历史的浪潮将他那样一些“有志于民族振兴的贤良才俊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们在改变中国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们为历史的进程，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将自己的荣辱与民族存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中国的民主、繁荣奋斗了一生”（见该书《前言》，《民盟历史文献》编委会撰写）。从这些政论时评，我们可以清楚看出，黄药眠先生不是一般专家学者，也不是一般作家诗人，他是握笔的革命战士，是站在时代潮头的弄潮儿，不是用“学究式”模式和“学院派”标准，可以估衡和测量的。

自然，黄药眠先生又毕竟是一位学者。不过，他不是专守一个领域，不舍昼夜致力发掘一口深井的学者。“板凳甘坐十年冷”，一心决不作旁鹜，固然是做一名好学者应该谨守的原则，特别是在今天十分宝贵，值得提倡。但是，像黄药眠先生那样心系苍生、胸怀世界的精神又是我们应该学习、继承和发扬的。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若能像黄先生那样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站在历史高度，就会和一般文人学者有所不同——

全国解放，新中国刚成立，胡风写了一首长诗《时间开始了》，欢呼歌颂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胡风是一位十分自负的人，不但对自己的诗自负，对自己的政治性革命性也很自负。这首长诗总的说来也确实写得不错，是首好诗。但是，黄药眠先生却看出这首诗的不足。他不十分满意，立即写了一篇《评〈时间开始了〉》，在对该诗作了必要也应该的肯定后，明确指出由于诗人“生活体验不够”，诗中有些地方不免“描写空泛无力”，而最重要的是，他认为该诗不切实际地歌颂了领袖，没有切实突出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而且在他看来，就是对领袖的歌颂，该诗也没有注意表现新时代的英雄与历史各时代英雄的区别。他认为:我们革命事业乃是人民大众的事业，革命的胜利乃是人民大众的胜利。必须从人民大众的要求斗争和希望出发，从艰苦的革命历程去体验，才能够了解这个革命的意义和领袖的伟大。在批评胡风的同时，他亲自写了一首长诗《祖国颂》，从个人亲身经历的角度，抒写了自己对新中国成立的感受，表达了他对祖国人民的深厚的感情，对民主的信念，对祖国繁荣富强的期待与祝愿。在诗中他把领袖看作是人民的儿子，人民呼声的执行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领路人，并以此来区别新时代的英雄与中国历代英雄的本质不同。他把维护捍卫“人民共和”看作是至高持久的目标，并以此来彰显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由此也可以看出，胡风的诗，虽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错，但确实不如黄药眠先生那样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思想认识不免略逊一筹。胡风毕竟是作家文人，尽管是革命诗人;而黄药眠则是革命活动家，尽管也是一位作家文人。两下比较，即可看出质地本色确有区分。

很可惜的是，黄药眠先生被划为右派以后，写作、教学、研究和一切发声的权利均被剥夺。让我十分敬佩的是，他没有消极萎靡，仍然坚持默默地生活，默默地工作。特别是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四人帮”尚未倒台，黄先生竟然有那么高的政治热情，满怀悲痛，满怀忧患，写出长诗《悼念》。长诗1980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后，他还把我招到家里亲自签名题赠我一本，也可看出他对这首长诗的满意和重视。新时期开始，他的处境得到改善，他更积极热情地拿起笔，整理旧稿，写出新诗。他曾在1978年题联:“劫余留铁笔，白手写苍生。”又于1986年，即他去世前一年，题联:“虽无美丽缤纷色，自有凌霄挺立姿。”这确是他一生的自期，自许，自信，自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