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与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设立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共计97人。鉴于绝大多数组成人员都在京外，为了便于工作，那时从在中央民族工作部门工作的委员中转来几位委员驻会办公。办公室机构也调来主任、副主任及其他工作人员，共30 多人。来的人多是指名调来的，素质比较好，不少是地县两级第一线的领导干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刚刚建立，大家也刚到人大机关，都没有人大工作经验，有一段时间，不知工作如何做起。彭真同志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很快了解到这些情况，引起他的重视。

1955年春天的一天上午，彭真同志召集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副秘书长的张苏同志和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刘格平同志及民委办公室在家的全体同志，在中南海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议室开会。彭真同志根据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讲了人大的性质、任务和工作，特别是讲了立法和监督两个方面的工作任务。接着他说，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是调查研究，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干革命工作，什么事都要靠调查研究。大家总在说“政策”、“政策”，政策是怎么来的？政策是从情况来的，先有情况，后有政策。你只要把情况反映上来了，中央就能拿出政策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研究真实情况，政策就有了。前不久黄炎培先生写信给中央，反映江浙沿海一些地方把渔船主却当做把头斗争不妥。他说，这些渔船主都有航海、捕鱼的经验，每次出海都是亲自领航掌舵。把他们都当做把头来斗争，渔船就不能出海了。渔船出不了海，鱼从那里来？中央派人到江浙去调查，证明黄炎培先生反映的情况属实，于是中央同省里研究修改了对渔船主的政策。少数民族的情况，比渔船主复杂得多了，制定民族地区的政策，布置工作，不调查，不研究，怎么行？

彭真同志还说，我也做调查研究，并且总在做调查研究。如果有时没有时间走出去，就想办法请进来，请人来谈，也要做调查研究。我对北京市边远山区的情况知道的少，一时去不了，就从那里请了一位劳模，让他住在我家里，我一有空就请他谈他们那里的情况，就向他调查，他在我家里一连住了几天。当然，最好还是走出去做调查研究。

当天会上就做出决定，人大民委首先抓调查研究。彭真同志那天特意同到会的全体同志到北京饭店吃了一顿便饭，以表饯行叮嘱之意。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全国人大民委当年就派出分赴云南傣族、景颇族，四川彝族和新疆维吾尔族地区进行调查的几个调查组。当时一些民族地区面临着如何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因此那次着重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做了调查。第一次调查工作进行了几个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同云南省委共同研究，提出在保持着领主制（土司制）的傣族地区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意见和具体方案，并且进行了成功的试点，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批准。那时还提出了关于在保持着某些原始公社制残余的景颇、佤、傈僳等民族地区，不把民主改革作为一个阶段，在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大力发展经济文化事业，通过互助组、合作社，逐步解决山官、头人某些特权和开始出现的少量剥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做法也得到中央的肯定。

人大民委的这些调查和关于改革的意见，都同中央统战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等单位共同研究后上报中央的，这些问题引起中央的重视。

1956年春，彭真同志找张苏、刘格平及其他有关负责同志传达毛主席指示。他说，最近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说，我国有些少数民族也准备进行民主改革了，需要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搞清楚，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毛主席还说，现在我国少数民族处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原始社会形态、奴隶制形态、封建制形态，及这几种社会的过渡形态。不知道现在世界上，还有其他那个国家，还同时保留着这几种社会形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这几种社会形态都还有，这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是研究社会发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活的宝贵的科学资料。少数民族地区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面貌将会迅速变化。因此，现在要赶快组织调查，要“抢救”，把少数民族地区这些社会历史状况如实记录下来。这些事情，早做比晚做好。早做能看到本来面目；晚做，有些东西就要没有了，只能靠回忆了。我看，这件事就请彭真同志主持吧，由全国人大民委从全国范围内调集专家、干部进行此事。

彭真同志说，这件事是全国性的，就叫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吧。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内蒙古都要搞。当然，不是所有少数民族同时展开。跟汉族差别大的应该先调查，边疆的先调查，即将进行民主改革的先调查。

彭真同志说，做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一定要深入。上个世纪，美国有个摩尔根，为了调查印第安人，多少年就住在印第安人部落里，甚至作了印第安人的干儿子，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后来，他写了《古代社会》这部著名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重视这部著作，马克思写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根据此书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此书的副标题就是“就路易斯·享·摩尔根研究成果而作”)。同志们要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搞好，要向摩尔根学习，做当代的摩尔根，即使作少数民族人民的干儿子，也在所不辞。

中国共产党早就重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国内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进行调查。抗日战争初期就在延安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会，撰写出《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蒙古社会经济问题》等著作。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从1950年到1952年，先后派出4个赴民族地区的访问团和两个民族工作视察组，分赴西北、西南、中南、东北、内蒙古等地区进行慰问、调查，或者检查当地的民族工作。当时各地区各级党政机关和一些专家、学者也对一些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的情况做了一些调查，写过一些材料和专著，但受当时条件的限制，这些调查还是零星的、不系统的。

在彭真同志传达毛主席指示，并对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做出布置后，为了更好地领导和开展这一重要的全国性的调查工作，1956年6月，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会议，请少数民族较多的省、自治区民委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和几个地区民族学院的领导同志、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研究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组织、计划和草拟的调查提纲。会议讨论的意见，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和彭真同志，得到同意后，开始了全国性的调查工作。当时明确了调查工作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持，成立了有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格平、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春和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组成的调查领导小组，在全国人大民委成立了调查办公室。当年就组织了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8个调查组，抽调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民族工作干部、大专院校师生200多人参加，第一批调查了20个民族，整理出不同民族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第一手资料约1500万字。

1958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改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调查工作继续展开，又新增了甘肃、青海、宁夏、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福建8个调查组，共16个调查组，调查组人员最多时达到千人以上。到1964年，调查工作基本结束。没有派调查组的省，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按照调查提纲提供基础资料。据不完全统计，调查组前后共写出调查资料340多种，2900多万宇；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1500多万字；特别是还专门按民族拍摄了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和风俗习惯的科学纪录片十几部；并且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的宝贵的历史文物。在调查的基础上，已确认的每一少数民族都写出了《简史》、《简志》，或者《简史、简志合编》初稿，这些史志初稿共写出57本，为我国少数民族确认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一批材料比较详细地、忠实地记录下各民族历史和现状，是非常可贵的第一手材料。

历时十年，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成果保存了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同各条战线一样，民族工作重新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从1979年开始，在原来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又发展成为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史料典籍。当年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同志，不少人又参加了编写工作。《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五套丛书，相继编成出版，迄今共403部书，约一亿字，已全部出版。据了解，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全面系统介绍各民族及民族自治地方的丛书，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毛主席提出彭真同志亲自组织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后来据此写出的著作，为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我国民族学的科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史料，这次调查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示出来。

摘自《缅怀彭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