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文波：1953年夏季中央财经工作会议风波

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党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中共中央、政务院各部门、各中央局、分局及部分省、市负责同志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开得风云奇谲，一波三折，导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党内思想和政治斗争。

一、由于税制修订问题，周恩来代替薄一波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1952年9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和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分析了“经济日益繁荣，税收相对下降”的情况，做出了修正税制的决策。并确定以“保证税收，简化手续”作为修正税制的原则。随后，各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和第四次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也先后召开，研究了修正税制的问题。根据这3次会议的讨论意见，财政部拟订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经中财委党组讨论通过，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薄一波回忆：“总理用了好几个钟头的时间，逐字逐句对方案进行了修改。”。 1952年12月26日，政务院第164次政务会议讨论批准了方案。同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政务会议的决定，发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决定新修订的税制自1953年1月1日起实行。为了配合税制改革各项办法的贯彻执行，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社论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并说明国营商业、合作社和私营商业在按税法规定纳税上处于同等待遇等。新税制之所以要赶在1953年初出台，按照薄一波的说法，完全是为了在消费旺季多征些税。他回忆说：“新税制从9月财经会议酝酿到年底出台，仅用了3个多月时间。为了赶在元旦前一天公布实施，为了在春节前一个半月的旺季多收点税，许多该做的工作没有去做，或虽然做了但做得很粗率。”

这次修正税制，一直是在中财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直到1953年1月3日，即新税制已经实行了3天后，中财委党组才以告知的形式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兹将中财部党组关于税制改革的方案报告送上，经中财委党组干事会讨论通过、并已于1952年12月26日在政务会议上讨论后批准公布试行，此报告供中央参考。”

但是，新税制公布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波动和不满，引起了物价波动，扩大了地区差价，造成“批零划不清”、给税务工作带来实际困难等等。北京市委向中央报告说：“因改变了税制，今年1月3日又调整了1370种商品的价格，两次调整后，几种基本生活用品零售价变动如下：面粉涨价6.3%(第一次加1.9%，第二次加4.4%)，大米涨8.8%(第一次加1%，第二次加7.8%)。”1953年1月9日，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3位同志联名给中央写信，反映新税制执行后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状况。他们在信中说：“我们真不懂，新税制为什么要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画等号?如果这样，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怎么能得到鼓励而发展?资本家的企业从新税制里得到了鼓励更加得意忘形，这样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所以，我们认为围绕新税制的实行，是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

看到山东北京等地关于关于新税制问题的报告后，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和薄一波：“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项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5月下旬，毛泽东在看了薄一波5月20日关于北京市零售物价不断上涨问题的调查报告后，批示杨尚昆：“此件列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议程)，准备讨论。”1953年6月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所公布的对税制的若干修正(政务会议核准的)，在政治上有原则性的错误。同时，这一问题事前未向中央请示，也未提交中央讨论，在组织上也是严重错误的。关于税制修订问题，有薄一波、曾山、姚依林等再加研究，提交全国财经会议征求意见，再交中央讨论。会议提出，原决定由薄一波准备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现决定由周恩来主持。 [①]

6月9日，周恩来约请高岗、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开会，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有关事宜。会议议定了财经会议的宗旨、议程和组织领导等问题，并决定：(一)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会议领导小组;(二)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作会议的总的经常主持人[②]。会后，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周恩来在6月12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预备会议上指出：搞经济建设，就必须把财经工作搞好。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财政问题，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以及各地有意见并且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解决的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听取各地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写成决议。他强调：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是一个过渡的制度，这个社会是一个过渡的社会，这个过渡时期的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社会主义成分，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增加社会主义成分，走完了这个过渡阶段就到达了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能不能胜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已经把帝国主义加来的压力打退了。能不能恢复经济的问题亦已解决了，三年的经验证明。我们能恢复。目前摆在我们面前要解决的问题是能不能在政治上巩固我们已得的胜利，能不能建设新中国，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会议原定的会议议程主要有三项：五年计划问题，财政问题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但是，会议的发展同预先的打算不一样。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为会议的中心问题。

二、毛泽东的亲自介入使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思想”成为会议的指导思想

6月13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开幕。会间，薄一波介绍了财经工作情况;李维汉作了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高岗、李富春分别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两个报告。会议围绕这些报告进行讨论，并针对中财委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中央对地方照顾不够，统得过多、过死等，有人还举例说，下边连针头线脑都没权掌握，困难很多。会前，高岗曾叮嘱东北局第三书记张明远等人，东北代表不要先发言，要谦虚谨慎，提意见时不要太尖锐。所以东北代表的发言言词比较和缓，张明远的发言主要主要是批评中财委对东北在抗美援朝中负担过重的问题重视不够，中央调拨的物资不能及时到位等。[③]

会议第三天，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京参加财经会议的各大区负责人列席。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思想”时，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观点，点名批评了薄一波提出的新税制。毛泽东说:新税制有原则错误，路线的错误，违反二中全会，违反共同纲领，对资产阶级无所谓领导，完全平等，甚至并不平等，对资产阶级有利，对无产阶级不利，对大批发商有利，热烈拥护的是资产阶级，而且是热烈拥护;倒霉的是党，是合作社。对新税制要作很大的修改，对预算也必须作若干修改。周恩来向财经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会议的指导思想。

7月1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全国财经会议进行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指示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12日晚，周恩来致信薄一波：“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的同志都能听到薄一波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接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薄一波，他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 [④]”

7月13日，薄一波在九次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作关于财政、金融、贸易政策和工作的检查。14日起，与会代表对薄一波进行“批评与帮助”，会议气氛从此紧张起来。[⑤]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以检讨“新税制”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倾”错误[⑥]。与会代表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上纲越来越高，涉及和批评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批评的不少人发言相当尖锐，如黄克诚批评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说薄一波是“季诺惟也夫”;谭震林拍着桌子说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 批评在7月中旬达到高峰。

三、会议出现一些复杂局面

对薄一波的批判，还联系到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及关于东北富农等问题的讲话，会议形成了“批薄射刘”的局面，有了“批薄另有后台”等传言，会议出现了一些复杂局面。财经会议前夕，接到苏共中央的急电，要求中共中央泥人去莫斯科听紧急通报。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去，陪同他去的是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和翻译师哲。高岗很快就回来向中央报告了苏共紧急通报的内容，原来是苏共发生了贝利亚事件。高岗突然去苏联.引起与会者的特别关注，也引起不少的猜测，因此许多人到他家里去打听情况，对苏联发生的事都很震惊。林彪因为生病正在西山休养，没有参加财经会议。一些大区负责人想去看望他，高岗便出面联络，并带领大家去了。当时有种说法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同去的有谭震林、邓子恢、陈正人、罗瑞卿、陶铸、谭政、萧华等约二、三十人。林彪在同他们见面的过程中谈及中央的权威问题，林彪表示：“目前白区党组织的一批干部控制着要害部门，他们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很危险，容易把党引向歧途，现在薄一波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一个苗头，这件事我们这些人是有责任跟主席说的，我们跟了主席这么多年了，有的是从井冈山、从闽西就开始的，有的是从陕北开始的，趁着现在还只是苗头要控制住，控制好了，就不会走向反面。……高岗同志在财经会上的发言很有分量。”(中共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批转《林彪与高岗、饶漱石是一丘之貉》揭批材料，第5 页)华东局的第三书记，向有“谭大炮”之称的谭震林甚至直截了当地对毛泽东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权(组织、人事部门)、政权(政法部门)和财权(财经部门);另一个是以你为首的司令部，大权旁落，这很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⑦] 很明显，这话是冲着“华北山头”的安子文、彭真、薄一波等来的。王鹤寿与张明远谈话时表示：“林总看问题很尖锐深刻，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中央的领袖，毛主席年纪大了，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是久经考验的。”并对张明远说：“中央的情况，你不了解。”[⑧]

在财经会议期间，为“私拟”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组织部长饶漱石与副部长安子文出现矛盾。对于这件事情，饶漱石在后来的检讨里叙述说：自三月以后，对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那个名单非常不满，听了高岗、陈正人等人关于“圈圈”的议论之后，更增加了我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因而，我就在7月22 日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对安子文进行了严厉指责。“其目的一方面是促使安子文同志到财经会议表明他对薄一波同志的态度，一方面也是藉此在高、陈等同志面前表明，我与安子文同志并不一致，以求得他们对我的谅解。”这引起了安子文的极大反感,他认为饶漱石把他同薄一波等四个人划了一个圈圈，并存心要把他从组织部赶走。因此，他在当天晚上就把他的这个想法报告了刘少奇，又在7月23日晨告诉了高岗。在7月23日晚上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高岗又把安子文同志的话告诉了饶漱石。饶漱石当时很生气，并丝毫未加考虑，立即在核心小组会上讲开来，使周恩来等感到为难。在7 月24 日晚另一次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饶漱石又向高岗质问“名单”的问题。饶漱石把名单问题抛出来，使得财经会议的形式更加复杂。《陈云年谱》记 述说：7月26日或27日，刘少奇对陈云说，要他和周恩来找饶漱石谈一谈，纠正饶的不符合党中央方针的做法。

四、陈云和高岗的发言为会议的结论定调

7月20日左右，休会三天，高岗和一些同志去北戴河看望陈云，向陈云谈了会议的情况，希望他能发言。陈云表示，中财委的问题，不全是薄一波的责任，他也有责任。[⑨]他明确表示反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提法。[⑩]

7月23日，陈云提前结束在北戴河的休养，返回北京。7月24日晚，出席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11]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不能把华北的几个同志说成宗派的话”。7月25日上午，陈云去毛泽东住所谈话。[12]7月28日晚，陈云与周恩来同薄一波谈话。7月29日、30日先后两次与周恩来、朱德同高岗、李富春等人谈话。[13]

通过这些会面和谈话，陈云对会议内外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8月6日，陈云在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发言，他首先指出：新税制的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个错误的原因在于当初对税收减少缺乏分析。对自己应负的责任，陈云表示：当初之所以没有过问新税制的制定，薄一波也没有来问我，是因为去年年底，高岗尚未到中央就任计委主任，要帮助他搞出五年计划草案，以便提交中央全会，为此向中央声明过，中财委的工作交薄一波负责。但这不等于说我对新税制的错误没有责任。我的责任在于没有指出1950年调整税制的教训，去提醒薄一波。[14]针对这次财经会议上有人说中财委存在着两条路线，陈云表示说：“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4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15]

1953年8月10日，高岗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上发言。关于高岗在会上的发言，据张明远回忆：高岗的发言稿是他找几个人研究后，由马洪起草的，经过张闻天[16]修改，事先征求过我的意见，言辞并不尖锐。高岗说，他的发言稿不但请周总理看过，还经过毛主席审阅修改，也给刘少奇看过，他还同少奇当面交换了意见，他向少奇表示，为了弄清是非，即使因此受处分，去当县委书记，也要坚持原则斗争到底。还说这一次少奇同意了他的意见和发言。高岗发言后，薄一波曾去找他交换意见，认为有些问题提得太高了。高岗拿出发言稿给他看，上面有多处毛泽东批改的地方，提到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 [17]

高岗发言中涉及“批薄涉刘”的内容是：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上，一波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的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认为这是一种空想，而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薄在1950-1951年，曾宣传说：……要发展富农，这样农民才有奔头;……共产党员可以雇工，有十万八万党员当了富农，有什么可怕!……在1950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也宣传过这种观点，在座的参加会议的同志还记得，我就起来不同意这个意见，主席批评说这是走法国的道路。薄在1951年党的生日写的纪念文章中，把合作化的道路说成“是一种完全的空想”。[18]

这个发言稿，不仅事先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审阅，而且毛泽东还亲自作了重要修改，周总理也没有提出异议。后来周恩来在会议的总结发言里，曾明确表示“基本同意”高岗的发言。[19]高岗后来解释说：“财经会议时，是主席让我作个发言，我的发言实际上是保护周总理的。新税制是薄一波搞的嘛!总理事务性工作太多，能够把主席的事应付了就不容易了。屁股坐到资本家一边的人党内大有人在，薄一波自己搞的新税制，就得让他承担责任。会议期间，陈毅来跟我说过。后来陶铸，李先念来开会，说要见林彪，拉我一起去，说军队的同志对新税法意见大，要我多做解释工作，总理不容易，不可能面面俱到。我跟林彪说，给军队的同志做些工作，不要再给总理加压力了。后来，我的发言写好后交主席，主席作了修改，批薄是重了一些。主席问我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告诉主席是党内问题，主席说：“那就按党内问题处理吧。”[20]

关于陈云在财经会议上的讲话对所起的作用，党史著作一般的评论是：陈云的讲话以及后来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改变了会议的气氛。[21]薄一波事后回忆说：“在高、饶问题尚未揭露，会议批评的调子降不下来的形势下，陈云同志的这些话，无疑起到了降温和替我解围的作用。”[22]金冲及、陈群主编的《陈云传》写道：陈云、邓小平虽然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段，但他们的发言改变了会议的气氛，周恩来对会议的结论也比较好做了。陈云、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扭转了会议方向。[23]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一文中说：毛主席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就交待我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毛主席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就交待我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陈云、邓小平火速回来参加会议。……这样，会议气氛缓和下来。[24]

实际情况是，陈云、邓小平并非是薄的“救兵”[25]。陈云7月23日回到北京，而邓小平8月3日才回京，哪来的火速?8月6日，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应该是与毛泽东沟通之后，按照毛泽东的基本意图作的结论。据陈云年谱记载：7月25日上午，陈云去毛泽东住所谈话。“新税制的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个结论应该是经过了毛泽东事先审阅的，如高岗的讲话一样。高岗的讲话里对薄一波所犯的错误的定性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这个结论是毛泽东亲自加写的。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到会讲话，明确指出：“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26]他的这个结论，可以说是陈云和高岗两篇讲话主要精神的总结，或者说，毛泽东把他自己这个结论分散在陈云和高岗两篇讲话里，通过他们的发言，形成必要的会议气氛(由中财委主任陈云来给薄一波以及税制的错误定结论无疑最为适合，最有说服力),从而水道渠成地顺利地给薄一波的错误定性----这是毛泽东既定的结论,这决非是陈、邓“搬兵”所能“解围”的!无论是从个人意愿还是结果看，陈、邓的发言都没有也不可能“扭转了会议方向”。

五、毛泽东说：有后台的话，这个后台就是我

1953年8月10日晚，中央政治局讨论周恩来的结论报告，并进行修改。此前，毛泽东曾对结论有关段落进行多次修改，其中加写了他概括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提法;并在引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第四段论述即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限止和反限止斗争的内容之后，加写了“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工作干部在对私人资本主义所犯错误是直接违反上述规定的”。但把凡是说薄一波犯了“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之处，都删去了“带路线性”4个字。

8月11日总结会议，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除检查“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等错误观点外，还检查了关于土改、和平民主新阶段、天津讲话等问题上的错误。

当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结论报告，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结了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这个结论虽然删掉了“带路线性”的表述，但同时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认为“修正税制实施的结果，使税负公重于私，工重于商，打击了工业，特别是落后工业，帮助了私营商业，特别是大批发商，并使市场一度发生混乱，造成群众不满。这样，就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经济”，是“违反党的二中全会决议在这方面所规定的原则的错误”，“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的必然恶果”，是“离开了党的立场”，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些错误的主要负责人，是薄一波同志。在大家的批评、督促和帮助之下，薄一波同志进行了两次自我检讨的发言。在第二次发言中，薄一波同志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是有进步的，但对于自己错误的根源还没有揭发出来。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在财经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27]

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大会上讲话，对于财经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周总理的结论也作得好。过渡时期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是过渡到资本主义。新税制的错误在于它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这个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同时指出，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恩来、陈云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同时，毛泽东对薄一波进行了严厉批评，“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12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28]

次日，财经会议结束。

从8月13日起，毛泽东分别接见了各大区的负责人，同他们进行了谈话。与此同时，刘少奇也接见了部分大区负责人。16日，毛泽东接见了东北局的领导人高岗和张明远，毛泽东说：现在看来，全党思想是否一致，还需要做工作。要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路线，行动才能保持一致。鼓励他们谦虚谨慎，要团结虚心，说各大局各有特点，东北搞得好也有他的有利条件。其他大局也有优点。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说：“有人告诉我大权旁落，政权、财权、党权都在别人手里。这种说法不对。共产党就是这一个司令部，再没有别的司令部。”毛主席告诉高岗，“大权旁落”是谭震林对他说的。毛主席说，这个说法不对，我们党就是一个党，没有白区党、根据地党。张明远走了之后毛又让高岗留下来说：谭震林“大权旁落”的话是错误的，但也反映了一个事实。(杨继绳：《高岗秘书谈“高岗事件”》)。8 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即将返回莫斯科的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张闻天当面向毛泽东建议，中央内部既有些意见，最好专门召开会议谈谈。毛泽东说：要等待时机。(《张闻天年谱》，第947页)。

财经会议后，薄一波被免去财政部长职务，留任中财委副主任，由邓小平兼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8月27日晚，毛泽东同薄一波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是努力工作的，但近半年工作上除了问题，你是有责任的。这次大家对你批评这么多，你一定不满意，心想为什么把问题都推到我身上?不要不满意。好好想想，就可以想通了。(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

这次财经会议历时两个月，非同寻常。毛泽东对会议内外的情况掌握的非常清楚。杨尚昆回忆：“毛主席很重视这次会议，十分关心会议的进展状况。他要我从始至终出席会议，做记录。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去详细汇报头天会议的情况。我的记录记得很详细，谁讲了些什么话都记下了。我汇报完后，再由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等同志补充。”[29]毛泽东对财经会议是肯定的，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中明确说：“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30]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这次会开得不错，各大区能把意见摆出来，对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有人说这次批评薄一波另有后台，说财经会议有两个司令部，这话不对。如果说有后台的话，这个后台是谁呢?那就是我。只有一个司令部，我就是司令。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会议的事情我都知道，总理的总结代表了我的意见。[31]

会后不久，高岗向中央提出休养，他原计划准备带着孩子全家去大连休息。但是，毛泽东坚持让他到南方走走，做些调查研究，顺便代他去看望一下林彪(当时在杭州修养)，高岗于是改变了去大连休养的计划。[32]10月3日，高岗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11月2日回到北京。

原文发表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9期，略有修改。

[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106页、108-109页。

[②]后来，会议总的经常主持人增加邓子恢、李富春。

[③]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页。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40页。

[⑤]《周恩来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

[⑥]毛泽东对新税制出台时薄一波等人没有向党中央汇报表示严重不满，严厉批评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⑦]张明远回忆，未刊稿。转自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国史札记》，122页。

[⑧]张明远著：《我的回忆》，第381页。

[⑨]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页。

[⑩]林蕴晖：《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第三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789页。

[11]在7 月24 日晚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饶漱石曾经向高岗质问“名单”(指安子文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的问题。7月26日或27日，刘少奇对陈云说，要他和周恩来找饶漱石谈一谈，调解

[12]《陈云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170页。

[13]《陈云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171页。

[14]《陈云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171页。

[15]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

[16]高岗对张闻天很敬重，说他有学问，‘是个翰林’，在遵义会议是有功的，又有能力，对他要善于使用。

[17] 张明远回忆，未刊稿。转引自《国史札记》，第102、103页。

[18] 《国史札记》，102页。

[19] 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20]李力群:《高岗生命中最后的五年》，载陕西省横山县高岗与中国革命研究会编：《忆高岗同志》，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21] 《陈云年谱》中，172页。

[2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51页。

[23] 《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884页。

[24]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

[25] “搬兵”一说来自《周恩来》年谱：7月下旬针对全国财经会议出现的问题，为了开好后期的会议并作好结论报告，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搬兵”，把陈云、邓小平从外地请回来参加会议。

[26]毛泽东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0-94页。

[27]何立波：《建国初期“新税制风波》，《文史精华》2008年第3期。

[28]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0页。

[29] 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第291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4页。

[31] 张明远回忆，未刊稿。转引自《国史札记》，第105页。

[32]李力群:《高岗生命中最后的五年》，载陕西省横山县高岗与中国革命研究会编：《忆高岗同志》，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