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地下活动时期，重保密，从来没有填过什么表格。

1949年以后，则不知填过多少张大同小异的表格。

表格上必有两栏：一是“家庭成分”，一是“个人出身”。

前者是填写家庭从属的阶级阶层，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工人、职员、教员等。

后者是填写个人原先的社会身份，如学生、店员、工人等。

如果家在农村，经过土改，划过成分，那好办，照填就是。如未经土改，就须依家庭在当地“解放前三年”的经济地位(财产占有和收入情况，有无“剥削”)，估算出相应的阶级或阶层。家在城镇的类推。一般以中共中央1933年在苏区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和1947年在解放区公布的《土地法大纲》(后来有了政务院公布的《土地改革法》)做主要参照。

个人出身则指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机构、团体即泛称“参加革命”之前的社会身份。

这样的表格填写，在党的人事、干部工作中，十分重要，这是建立单位人员个人档案之本，之始，也是审查干部，使用和提拔干部的基本依据。审查干部往往是从审查档案切入的：对照不同时期填写的档案，从中发现矛盾，包括空白的年月，提出疑点，要求被审查者说明，从中寻找并追问隐瞒了的问题。

这样一看，表格对每一个个人的重要性，那就更不用说了。虽不能说一表定终身，但对你家庭和个人的来历的确认，乃是你在亿万国民、茫茫人海中的定位，在错综复杂、敌我参差的现实社会中，判明你原来置身于什么政治经济地位、处境，属于按革命形势划分敌、我、友的哪一营垒，是“从旧的营垒中来”，还是党的“基本群众”?

因为共产党干革命是讲究阶级路线的，阶级路线决定了依靠谁，团结(联合)谁，打击(消灭)谁。这还不重要吗?

二

在这一社会定位模式当中，在成百万成千万甚至上亿人次(这不是夸张，这一格式扩展到户籍登记，就是成百亿人次、户次)的重复中，“家庭成分”和“个人出身”有时成了“家庭出身”“个人成分”……总之一样，都是基于阶级阶层划分的政治需要。

20世纪70年代初，因写《出身论》而遭枪杀的青年遇罗克，其文针对的就是当时主张“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唯成分论”——“血统论”，据理力驳而罹难。遇罗克和他的论敌所说的“出身”，就都是指所自出的家庭属于什么阶级成分，不过在文革初期青年学生大辩论的语境中，更侧重于家庭 (家长，户主，老子娘)的政治身份，当时社会上已出现了“红五类”“黑五类”之说，就是以“工人，农民，下中农，革干，军干”注1五类子弟，相对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子弟的分明的壁垒，是从1963—1964年开展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在大中学校大力贯彻“阶级路线”所形成的。这可以说是大中学校的文革(教育革命)的思想、组织准备，至少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出身云云，在1949年共产党在全国掌权以前，人们有时也用这个词语，但没有像后来那样成为热门的政治用语。如在城市居民特别是上层人士，包括历来所谓的书香门第的意识当中，自然不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但远不像后来那样突出。一般在谈婚论嫁时讲求“门当户对”，有所涉及罢了，不过那往往是作为富裕程度和文化程度以至道德表现综合考察的一项指标，不是仅仅看重当官或有钱，一般也并不突出地强调“出身”。

这在左翼的革命者看来，正是旧社会的统治者——统治阶级，一方面实际施行着阶级统治，一方面则故意模糊阶级界限，麻痹以至窒息被统治者的阶级意识的缘故。

我在那样的旧社会，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回忆1949年前，从书面上得知“出身”两个字，却是从“赐同进士出身”一语来的。科举未废的 1000多年间，科举出身是那时士子——读书人的青云之路，进入社会中上层的正途，恩赐和捐班则是补充。在旧社会——我们知道那是“阶级社会”，而且是等级分明的社会。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社会上还给读书人留下这么一个晋身之阶。这个科举制度始于隋唐，在它之前，从西晋到南北朝，先是大封宗室，典午家族垄断政权，酿成“八王之乱”，又因特重门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其间的矛盾导致社会分裂和动荡。科举制可以说是对前朝依倚豪族排斥寒门的纠偏和补救。

毛泽东自述他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重点选择了阶级斗争说和社会革命论。他把阶级分析当作主要的以至唯一的方法论。他要唤起被压迫阶级，去推翻压迫者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他和他的战友们成功地组织了这一场武装革命，从农村包围城市，进了城，执掌了全国政权，即以阶级斗争为纲，建立了共产党领导和代表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他从来没有批评过“打江山的坐江山”之论，只批评了“八旗子弟”的没出息，郑重提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任务，要解决“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问题，进而揭橥要彻底解决问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旨在保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上引那一副代表“红色”血统立言的对联，正是由这一系列的理念、政策和战略部署推演或说派生出来的。时过境迁，“红五类”已不见称于世，当时“红五类”出身，标榜“根正苗红”，现在早不闻有根正苗红的“工二代”“农二代”“兵二代”，只剩“红二代”一枝独秀，揆情度理，他们才是“根正中的根正”“苗红中的苗红”了。

三

马克思吸收前人成果，建立了自己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但我们中国同志很少是从马克思那里取的经，而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二手货。

至于像我这样的后来者，直接接受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以及阶级分析方法的教育，则来自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指示和党课讲授。成文的经典性教材，或因我孤陋寡闻，记得只不过以下3件，依我拜读的次序，先后是：

一、刘少奇《人的阶级性》。

这是一篇一两千字的短文，不知收入《刘少奇文集》没有，如收入文集，不知有无改动。

此文榜首是工人阶级注2，大致说这个阶级因受资产阶级剥削处于社会底层，所以最富革命性，又因从事社会化大生产，所以最富团结性;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所以最是大公无私，又因“失去的将只是一条锁链”，所以最富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工人阶级担当革命的领导阶级，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了。

其次是农民阶级，虽然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农联盟又是革命新政权的基础，然而由于其小生产者的先天弱点(列宁说“小生产者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不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是不行的，其自私性、狭隘性、报复性形成了与革命性并存的阶级性。

大概正是在这样的判断上建立了刘少奇关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理论。他认为在小生产者如汪洋大海包围着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情势下，共产党员必须以孔孟式的修身之道，以马恩列斯这样的无产阶级领袖和导师为楷模，从事思想意识的修养，也就是以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思想意识取代一切非无产阶级(非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在思想意识中的影响。

刘文中列举了其他非工农阶级的阶级性，那就都是需要改造和消灭的了。

二、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此文正式收入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是开宗明义第一章，劈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全文是以革命性、反革命性和介于中间的半革命性，厘定了各个阶级阶层在革命进程中的位置，也就摆明了革命主体即共产党分别对其采取的政策和策略。

文章注明作于1926年。在《毛选》一卷正式出版前的1/4世纪中，曾否以文件形式在党内传达给干部党员学习过，我没有考据，不敢妄说。近年党史研究者找到了此文最初发表的版本，见于当年的党内刊物《中国青年》，对照之下，面貌大异。主要是原始版中树敌过多，而且言辞凌厉，到了《毛选》版中，却温和多了，一些当年必欲置诸死地的“敌对”阶级阶层或群体，成了可以团结争取至少是为革命而利用的对象，即可以暂时划归“人民内部矛盾”了吧。我相信研究者们公布的复印件属实，并非伪造或假托的赝品。但其间的变化应出于著者在《毛选》出版前的改订，至少是由例如胡乔木这样的毛选编委会主其事者动手修改而经著者审定，该是总结了20多年间正反面的经验，并为了奠定新中国成立初期总路线总政策的基础，鉴于旧文曾经产生过不利影响或恶果，而有意改弦更张?抑或只是出于保守党的秘密而采取的策略性措施?所以产生这一问，是因为从《毛选》一卷出版后，经由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胡风和内部肃反运动、反右派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的政治迫害规模已经达到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版本所指认的敌对者范围，一一应验，若合符契。这就不能不让人掩卷兴叹了。

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四月)》。

此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为《学习与时局》一文附录;文革前版本。文革后期出版的《毛选》删除此件，同时获悉这个决议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删除的原因未经公布，据常识猜测，是因其中把刘少奇树为“白区工作模范”的缘故。

我把这一决议列入党内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文本，主要由于决议最后部分指点了检讨错误思想(即不符合党的现行政策、最新决议口径，以及党的领导机关认定应予批判的各种思想认识)，要从几个方面入手深挖错误的社会根源，以及它在思想方法、政治倾向和组织生活方面的反映，而所有这些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离不开非无产阶级出身这个先天的问题。

我参加革命工作最初30年，基本上生活在这样的词语世界里，不能不印象深刻。要检讨自己思想意识上的什么主义，翻翻刘少奇《论修养》中关于错误思想意识举例，随手可得;要追究何以有这样的错误思想，则有胡乔木代党立言指出的若干方面，一一挂钩就是。

所谓思想根源，归根结底仍然是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是工农劳动阶级的家庭，还是“非劳动人民即剥削阶级”的家庭;后者必然从娘胎里带来“烙印”，也就是需要以毕生“痛苦的思想改造”来还债，来救赎的“原罪”了。

无论毛泽东、刘少奇，乃至胡乔木，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们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直截了当导出结论，就是人所出身的阶级之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决定其有什么样的阶级性和由此产生的思想作风，更不用说决定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阶级立场了。

非无产阶级、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因天生具有不劳而获、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等等阶级劣根性，等于是天生的坏人，需要“活到老，改造到老”，死而后已。这是仇富心理并扩展到反智心理的逻辑出发点(没有钱能上学读书，知书达理吗?钱还不是剥削无产阶级和劳动者血汗所得?)。

关于物质文化生产过程中剥削行为的产生，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是非，此处不议。单就上述以阶级出身划定好人、坏人——政治表述就是“红”与“黑”——这一认识论的捷径直接导致表面化，片面化，绝对化。从而对历史上、现实中的社会人和各类社会现象，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推崇和批判，都只靠一纸阶级标签，不需据实论证。远的不说，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义和团，一经封为“农民起义”，便成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孔孟老庄，屈马李杜，一言以蔽之叫旧思想旧文化，更扩大到国外境外叫“封资修”，举凡人类文化成果宝贵遗产，无不在批判扫荡直到焚烧灭迹之列。至于早在50年代就成为笑柄的“杜甫出身小地主”说，到70年代郭沫若笔下的《李白与杜甫》，已经蔚成系统的论述了。

出身也有“一俊遮百丑”，一好百好的机遇。工人出身、贫下中农出身的刑事犯，在法院布告栏中都对他们的出身略而不提;同一张告示上有不幸出身于 “黑五类”的，必定表而出之，意在坐实“出身不好”导致犯罪，“黑五类”家庭不仅是政治犯(多属思想犯)的天然多发区，也是刑事犯罪的渊薮。这也是把法律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同出身挂钩的具体表现之一。这种完全悖离“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的思想方法，也是混淆一般与个别，群体与个体关系的表现。这一突出和遮蔽的去取之间，透露了在政治运动语境下贯彻“阶级路线”的随意性。早在文革之前的政治运动中，对于无可加罪的对象，也可以他们的出身入罪为“阶级异己”分子。从阶级出身定敌我的政治思维，作为社会实践的出发点，不仅导致混淆罪与非罪、刑事罪与政治思想倾向的界限，滥加挞伐，捕杀，包括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1968)和“一打三反”(70年代初)乃至整个文革期间，轻易指控“阶级报复”等成批的个案;尤有甚者，不止一次地打着“阶级路线”“阶级斗争” 的旗号，鼓噪阶级仇恨到实施阶级灭绝，制造了多起如1966年8月湖南道县、北京大兴等地官方主导成村屠杀“黑五类”家庭的极端案件。它的反人性、反人权、反法制、反民主的本质，则是不待言的了。

至于以阶级论为武器，以反对“超阶级”的真、善、美，反对“超阶级”的人性，这些更广泛的学术和理论范畴，应有相应广阔的讨论空间。它不像上述直接造成血淋淋的残酷屠杀那样，属于耳闻目睹即可凭良知、凭常情常理常识判断的伤天害理现象，必须绝不含糊地戳穿这层窗户纸，戳穿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理论迷障。

四

形而下世界中的“出身”问题，背后竟隐藏着百年杀机：从1917年俄国十月事变后，首先在苏俄国土，继之扩大到整个苏维埃联邦，在东方的中国 (后及于东亚包括“红色高棉”统治的柬埔寨等国度)，在东欧，先后卷入原发的，人为制造和扩大的甚至可称“阶级灭绝”的阶级斗争。在二战前，一度与纳粹德国掀起反犹的“种族灭绝”相呼应，在纳粹覆灭后，又延续半个多世纪的一波又一波“阶级灭绝”狂潮，这是关心历史、现实和人类未来的人们所不应忽视的。

人们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个“出身”问题在中国，看似不过涉及百分之5%～10%的人口(即使这样低百分比的绝对数，已经等于若干中小国家的全民人口)，而对其中任何一个个体的鲜活生命，则百分之百地关乎他们每人终身的人生命运。特别是过来人和当事人，自然有铭心刻骨的痛感。但问题是人们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顶多是遗留在人们的口头语言中，叙述某人曾被划入另册，归之于“出身不好”，或委婉而言“成分高”云云。潜意识中仍然相信出身阶级成分有好、坏之分;更不用说在某些特定的招生、招工、提干，仍然坚持多年一贯基于偏见的潜在标准。至于一部分趋时跟风的人，以势利眼光，走向另一极端，鄙视工农出身、乡村户口，目为二等公民，这里虽有城乡二元化的体制因素，反映了社会分配不公平不公正的现实，但从深处看也正是存在着旧时思想方法的遗留。如果以前此类现象反映了“出身”的政治分野，现在则代之以“出身”的经济分野。正如过去一谈“海(境)外关系”，几疑所有人的海外境外亲友都是特务、特嫌，资产阶级剥削者，一朝倒过来，都是可亲可近可投靠可统战可为国内亲友“增值”的社会关系了。中国人好走极端，好“翻个儿”的思维习惯如是，这正是连当权者在决策缺少科学性民主性时亦所难免。

上述围绕着“出身”罗列了长期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些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的伤害到人的现象。不是个别人，是成百万、成千万以至上亿的人，这就不是可当茶余饭后，“闲话说玄宗”的谈资了。

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闻见所及，缕述如上，不成章法，甚至可能有若干识见不及、逻辑不清之处。然我期待着引起各方特别是专业人士注意研究：

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梳理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沿革和体系，从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存在，阶级和阶层的划分，其科学的边际在哪里;历史和现实中的社会矛盾、斗争，是否都属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历来的研究者、革命者、国务活动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得失，等等。

中国前现代历史上对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与矛盾，对社会上各类人等的家世背景、个人出身，持什么观点，采取什么对策，效果如何。

中国共产党在野时期的割据地区和秘密斗争中，执掌全国政权的各个时间段，所曾宣布和实施的对各阶级各阶层的政策，如何看待它的正误和得失;党在不同阶段采取的人事干部政策，包括党政军不同部门，对不同级别的党政干部、部队官兵，如何看待其个人的家庭出身问题，在使用、审查、提拔、处分有关人员时，“出身”问题所占位置和比重;党在这方面的政策对其干部包括高级干部是否形成威慑。

在各级学校招生、城乡招兵、机关部队提干等关系到社会上升门径的关键时刻，“出身”问题的考虑起了何种和多大作用。

文革期间因“血统论”猖獗一时，影响到群众组织的分裂、对抗以至武斗，对所谓“走资派”及若干群体进行批斗冲击，在当时和其后善后处理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出身”论的影响，文革前即已提出，到文革中重提作为对错误的阶级政策的弥补性政策之“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现实(政治)表现”的实质，以及提出针对“黑五类”及“黑帮子女”的弥补性政策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云云，在贯彻实施中有无什么样的实效。

以上，是我拉杂想到的一些题目，需要查档案，找数据，大量走访，记录第一手材料，非我力所能及，这个文章只能期之于当世和后来的贤者了。

注1文革前后，社会上一般并不区分“革干”和“军干”，对他们的子弟，一般统称“干部子弟”或“高干子弟”，那时还没有“红二代”之说。在有关“血统论”对联的辩论中，主张“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方就声称是这部分人的代表，而不是一般的工农子弟。他们提出“红五类”云云，是对自己家庭出身的矜夸，其中所谓“工农兵”也只是陪衬而已。后来的“红二代”不知是谁在何时首先提出，从构词方式看，乃从“红五类”沿袭而来。

注2中国的工人阶级，在共产党当权以前，在党内外都曾称无产阶级;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有内部通知要求不再称工人阶级为无产阶级，因为他们已成“国家的主人”，不但如毛泽东所说“通过共产党”在政治上领导国家，而且也通过共产党对全国经济进行领导，对全部国有资产“当家做主”了。

(作者为著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