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选择国家发展模式的一次历史事件
1949年之后，如何将科学技术进步和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加速现代化进程，有两次标志性事件：
第一次是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调集几百位科学家，同时邀请16名苏联科学家，帮助中国了解世界科学技术的水平和发展趋势，用七个月时间完成《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于1956 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后执行。然而，在全民中普及科学知识，在科学技术上鼓励创造发明的热潮随着反"右"和"大跃进"的到来退去，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偏离了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轨道。
第二次是1983年10月至1984年4月关于迎接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大讨论。这次讨论范围广泛，内容深刻，措施具体，涉及到科学界，工程技术界，经济学界、教育界约2000人。讨论的成果是《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及八份专项研究报告。与之相联系的成果之一是，1986年3月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1]可惜，这场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并未持续，也没有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
后者较之前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不是局限在科技领域，而是作为国家总体战略来考虑，把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溶合在一起来，采取网络结构式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人员一起研究战略问题。[2]
本文就是回顾三十年前这场关于新技术(产业)革命的大讨论。
背景
人们普遍认为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却不大了解改革是以解放知识分子，提倡科学与教育为前奏的。那是"文革"末期，1975年，复出了的邓小平着手整顿时就已明确，建设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胡耀邦奉命去中国科学院搞整顿，雷厉风行拨乱反正，主持制定了《科学汇报提纲》，提出一系列将科学工作引入正轨的措施。然而，只有120天，就被"四人帮"打了下去。[3]
直到1978年3月，终于迎来"科学的春天"。中共中央召开有6000人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4]在讲话中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而此时，作为改革启动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9个月后才有"将全党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三中全会。随之而来的一个尖锐问题是：科学技术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
科学界第一个有组织的行动是1979年1月16日成立中国未来研究会[5]。未来学[6]，也是在1975年被引进中国的。顾名思义，它是研究人类未来的综合性学科。科学技术是它的一个研究重点。未来研究会的宗旨之一是促进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研究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前景。1980年4月15 日，他们创刊《未来与发展》杂志。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年生)1980年出版的著作《第三次浪潮》很快就在《读书》杂志上连载[7]。
1980年12月，国家科委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制定了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1)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2)加强生产技术的研究，正确选择技术，形成合理的技术结构;(3)加强工业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开发和科研成果推广工作;(4)保证基础研究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五把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科技成就作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重要途径。[8]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到本世纪力争达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赵紫阳认为，"在新枝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的基础上，翻两番是办得到的。不靠科学技术进步，这个目标就有落空的危险。[9]
在1982年10月24日的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他说："过去每年开计划会议，大家都向能源部门伸手，向计划部门伸手，要能源，争能源。我看，今后肯定要出现一个新情况：各行各业都来向科学技术伸手，向在座的和全国的科技工作人员伸手，向你们要开发能源和节约能源的先进技术。"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所长林自新和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明瑜在"关于中国技术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的探讨"[10]一文中提出一系列问题：怎样尽快缩小二、三个世纪所造成的我国与经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后来者不必重复前人的每一个步骤，哪些是可以跳越的?哪些又是不可跳越而必须一步一步奠定基础的?怎样在当代科学技术如此迅速发展的情形下，我国不致再出现新的大幅度的落伍呢?怎样正确选择技术发展方向，有计划地集中使用力量于最有前途急需的方向上呢?怎样尽量避免一些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发生过的大范围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
1983年1月2日，托夫勒夫妇应未来学会邀请来华访问，[11]受到极高礼遇。中国未来研究会理事长杜大公设宴招待，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社会科学院顾问宦乡出席。京津地区八十余位未来研究学者和专家参加托夫勒的学术报告会。中国未来研究会顾问于光远还专门主持了一个座谈会，中国未来研究会顾问于若木、田夫;理事长杜大公、副理事长罗劲柏、查汝强，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三联书店主编冯亦代等二十余位学者与托夫勒进行深入交流。托夫勒夫妇带来一台电视机，给大家播放《第三次浪潮》影片。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也与托夫勒夫妇作了交谈。他们去上海、苏州等地访问时，受到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接见。如此礼遇，反映了人们对于求知科学和外部世界的饥渴，对未来的憧憬。
年青人也走近了托夫勒。1983年1月6日，中国科学院的金观涛(1947年生)、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朱嘉明(195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唐若昕(1955年生)一同去北京饭店与托夫勒见面;1月18日，金观涛、贾新民和朱嘉明去向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作了汇报。 [12]
此时马洪是一个关键人物，他身兼数职――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1983年3月，三联书店出版了《第三次浪潮》，限国内发行。同年十月，《读书》杂志介绍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1929年生)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从1983年6月开始到年底，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也在不断报道有关世界新技术革命的信息，总共发了310篇稿件。[13]在经济学家刘国光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一书的第八章，"中国技术发展战略问题"中提及，对于将要兴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应给予足够重视，抓紧应用新的科技成果，加快我国现代化的进程。[14]
1983年10月：提出研究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和我国的对策
1983年10月11-12日，是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日子。这次会议有两项主要内容，一是关于整党的决定;二是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而在两天之前，10月9日，赵紫阳召集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国家计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科工委等相关人士在中南海开会。专门谈：应当注意研究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和我国的对策，提出产业史如何分期[15]，希望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面对"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在产业方面的新发展，在技术方面的新成就，有哪些我们可以不经过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跳跃一些阶段，直接采用新的成果，采取什么措施来实现。[16]对此，总书记胡耀邦非常支持，作过两次批示[17]。他在10月28日的批示如下：
"我们的同志，认真在追求新的现代化科学知识的人，并且把这些新知识同如何改变我国现状联系起来考察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了，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大好信息。但是，我们必须严重的注意到，现在还有更多的领导者，首先是某些做经济工作的负责干部，对现代化的新的科学知识，基本上没有多少兴趣。有的人以内行自居，对世界上的新鲜事物根本不放在眼里，某些人甚至把当代人类创造出来的新成果当做异端邪说，是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这种人有没有呢?如果有，经济战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应该向愚昧做斗争，还是要向所谓的自由化做斗争呢?这是我们大家要严肃考虑的问题。"[18]
很快，马洪就把对策研究小组组织起来了，从11月1日起，开始编辑《"新的世界产业革命"研究资料》。11月5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的对策研究动员大会，有1600参加。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1928年生)传达了赵紫阳十月九日的讲话;国家科委主任方毅(1916-1997)作了讲话，吴明瑜(1931年生)介绍将要展开的研究工作;马洪(1920-2007)作题为《抓住机会，迎接挑战》的报告。之后，就是两次大型讨论会，分别是1983年11月24日-27日;1984年3月24日-30日。《第三次浪潮》被确定为国务院系统司局级干部的必读书。[19]
原本首印3000册乏人问津的书，仅三联书店就加印销售了86万册。加上其他出版社译本，印行几百万册。
朱嘉明提供 1983年11月："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第一次讨论会
"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第一次讨论会于1983年11月24日在北京开幕。[20]
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有马洪、张寿、朱镕基、吴明瑜，上主席台的还有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童大林，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宦乡，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副总干事张磐、常务干事王慧炯等。参会代表来自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经济研究中心、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国务院各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协、高等院校、科研部门、研究会、驻外使馆、新闻单位、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北京市等单位120多人，其中不乏青年学人。
马洪致开幕词[21]说："这次会议是受紫阳同志委托召开的一个内部讨论会。所谓"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在产业方面的新发展，在技术方面的新成就，有哪些我们可以不经过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直接采用新的成果。会议将集中讨论四个问题：(1) 对于新的世界工业革命的看法;(2)标志着"新的世界工业革命"的一些新的产业和新技术，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中的应用及其发展的具体情况，对这些国家当前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影响和今后发展趋势的分析;(3) 这种发展及其趋势，对世界、对我国将会发生什么影响，对我们提出什么挑战。我们应当在分析我国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的基础上，主动地采取什么样的正确的战略措施，着重研究哪些技术可以不经过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而直接采用'新的世界工业革命'的成果，以便抓紧时机，迎接挑战。如果我们不利用这个机会，将会带来什么后果;(4)根据我国国情，应当从哪几个重要方面提出对策，并对下阶段的研究工作的组织安排提出意见。
他鼓励大家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展开争论，但不对外，在报刊上不作报导。他还特意强调："讨论将涉及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观点，这不能算是精神污染。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它进行分析，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22]
林自新报告"新的产业革命情况综述"，介绍丹尼耳.拜尔《后工业化社会》;王慧炯介绍长波理论，等等。11月24日下午开始分组讨论，话题十分开展。例如：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研究员王守武：信息的控制与处理、管理和利用是今后的发展方向;中国科学院计划局顾问邓裕民：应选择知识密集的一、二个城市作为开发信息产业的试点，先行一步，取得经验，带动全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陈子明：科技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应大力积极引进适用技术。肯在信息产业上适当多花一点钱，把信息工业搞上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科技局副局长林志群：建议把城镇化问题提到战略高度来研究，抓紧一些城市集群如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珠江三角洲的发展;要抓好乡村型集镇的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李国友介绍美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情况，诸如硅谷、硅岸、三角研究区、波士顿128号公路等新产业中心。大学是这类工业区的核心;创业公司等;新华社《经济参考》副总编陆亨浚：所谓新产业革命引人注目的是电脑的发展，各国都逐步形成一个中心基地;航天部五院总工程师杨嘉墀：空间技术到了实用阶段。如果我们运用这项技术，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如通信卫星可以用来取代地面微波站，进行大地测量及发展教育等;电子部计算局顾问郭平欣：世界正在谈论三种前沿科学，即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和信息科学，其核心是以计算机为工具的信息科学。计算机应用已从科技部门扩展到工业部门、军事部门，正在向国家机关、社会各行业及家庭渗透。建议计算机工业从目前占国民生产总值0.05%提高到 1%，制定政策，改组计算机工业，颁布信息振兴法案，实行技贸结合等;邮电部科技局局长梁健建议把通信作为研究对策的一个方面考虑;发展信息处理系统与发展电信传递系统同一发展，称在京津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采用程控交换和光纤通信等技术，建立综合数字网和信息传递网。宦乡：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产业发展主要在以下八个部门：微电子学、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宇宙开发、核科学在各方面的应用、通讯中的光导纤维、机器人和机器手等。建议中国以微电子、生物工程为主，发挥优势，例如稀土元素。
一个临时办公室成立了，负责组织联络，出版《新的世界产业革命研究资料》，编辑《对策研究》。
1984年1月：综合与专题研究
赵紫阳要求北京、上海组织两个小组进行研究。
北京方面，1984年1月，马洪组织200多名专家，进行综合与专题研究，起草了八个关于新技术革命的专题研究材料。其中朱镕基牵头两个专题：《传统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大力发展机械-电子技术》。让我们来看《大力发展机械-电子技术》的部分目录：[23]
(一)发展"机械-电子"技术的目标和措施：首先要抓基础件、元器件1，迅速建立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2，认真提高机械基础件和电子元器件的质量。
(二)应用微电子技术使我国机床迅速现代化，1，用微电子技术改造老机床;2，大力发展数控机床。
(三)建立机器人研究开发中心，发展机器人产业，1，大力发展智能仪表，加快仪器仪表的更新换代;2，以节能和降低污染为目标，首先在汽车上应用微处理机;3，建立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装备开发公司，发展计算机辅助生产及应用;4，建立大型系统的总体设计开发中心
三十年后，在机器人革命成为新工业增长点， "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时，回顾当年"建立机器人研究开发中心，发展机器人产业"的设想，不胜感慨。因为这次对策研究未能充分实施，致使中国今天的机器人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未形成产业化实力，与世界先进水平在精度、可靠性、稳定性方面都存在明显差距。[24]
1984年3月13日，对策研究小组向赵紫阳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就对策的基本思想和目标;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同传统产业的关系;关于跳跃阶段和缩短差距的问题;关于改革问题;怎样起步以及后续行动作了汇报。3月16日出刊的《红旗》杂志，发表了马洪的《抓住机会，迎接新的技术革命》。经过五个月研讨，他们完成了一份《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讨论纲)》。
1984年3月24-30日：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第二次研讨会
1984年3月24日，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第二次讨论会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国务院各部委、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有关省市的领导、专家、学者270多人参加，着重讨论三个问题：(1)对策的基本思想;(2)发展目标、方向和重点;(3)主要措施。在大会发言的除了马洪、钱学森、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于光远、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聂力等，还有各课题组负责人介绍加速发展微电子和计算机产业对策、光纤通信技术对策、加速建设和发展计算机信息系统对策、生物技术对策、材料与材料科学对策、机械电子技术对策、传统工业迎接新技术革命对策，和上海对策纲要等[25]。吴明瑜激动地说："人生难得有几次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如果大家为今后二十年现代化建设做出一点贡献，决策建议被采纳，我们是死而无撼!"
3月30日上午，赵紫阳及其他中央领导听取了对策研究小组的汇报。出席汇报会的约70余人。马洪作了六点说明：对策的基本思想和目标的认识、新兴技术(产业)同传统产业的关系、关于跳跃阶段和缩短差距、关于改革问题、怎样起步及对策研究的后续行动。赵紫阳在回应时特别说到发展新兴技术需要采取的特殊政策。姚依林、胡启立、李鹏在座并讲了话。
1984年4月：国务院印发《汇报提纲》
4月28日研究小组代国务院起草的《国务院关于印发<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的通知》，连同八个附件，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通知说：国务院原则同意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小组的《汇报提纲》。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研究，在研究对策和发展新兴技术、新兴产业的时候，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要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服务。坚持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制定技术、经济、社会密切结合的规划，新兴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的方向、项目、政策措施，要在七五计划中得到落实，还要在长期规划中预留新兴技术发展所需要的资金。(2)要用新兴技术改造传统产业。(3)要采取"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4)要放宽政策，国家、集体、个人都可以办;(5)要进行体制改革试点。建立跨部门、跨地区发展新兴技术的经济实体(企业、联合体)，同现行条块管理体制脱钩，由国家规定目标和条件，给予特殊的资助和高度的自主权，包括允许有专门的外汇和资金，有对外联系的权力。这种经济实体的试点，可以采取招标投标的方法，组织股份有限公司等办法。(6)加快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 (7)十分重视经济效益。(8)加强智力开发。加快教育改革。
《汇报提纲》有四部分内容，第三部分是技术发展的重点方向：
一、从实际出发，积极利用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成果，加速我国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
二、信息技术是当代新兴技术中应用最广泛、效益最显著的领域，应当把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也列为经济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
三、新型材料是发展新兴技术、新兴产业的物质基础，也是改造传统产业所不可缺少的。重点是抓信息材料、能源材料和特殊条件下使用的结构材料和新型功能材料。
四、积极发展航天技术，核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重视海洋工程的开发。
五、生物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要大力进行技术开发，逐步建立起生物技术新产业。
此后，对策研究小组又组织60位专家，进行后续研究，起草了《关于发展新兴技术和产业的若干政策建议》(讨论稿)。
结语
这次大规模讨论从上到下，发生的基础和表现有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特征：
第一，政治环境不宽松。计划经济尚有强烈惯性和影响，未确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经济改革方针;具有"文化革命"特征的政治运动并没有彻底消亡。"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在1983年10月11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被提出。
第二， 基础条件很落后。国门初开，人们对世界，对科学技术进步的认知水平低下。阿根廷总统夫人庇隆访问中国之后曾说：我不敢相信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人类已经能登上月球的民族，能把人类引向光明的未来。支持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落后。全国10亿人口只有600万门电话，还主要是在公家办公室;没有个人计算机。科学、技术人才十分短缺。老一代科学家被尘封数十年，知识老化;77、78级大学生刚刚毕业，青黄不接。
第三，决策层决心大，思想解放，具有国际眼光和时代意识。赵紫阳提议进行新技术革命对策研究是在开始"清污"之前两天的10月9日;胡耀邦提出赞同的批示则是在"清污"开始之后的10月28日。
第四，诉诸教育和启蒙。它既是科学界的一次对策研究，又是空前规模的国民科学教育和启蒙运动。这一突破取决于决策者对国家发展模式选择的倾向性，以及决策者和科学家、教育界，还有广大知识分子的结合，也有老中青三代人的互动。
1984年这一波科学技术浪潮也被历史中断了，但是在新的环境下，其影响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持续至今。经过IT革命、3D打印机出现、机器人突飞猛进、新能源开发、循环经济兴起，我们更能看到1984年那场研究和讨论是多么有意义;而它的研究成果未能成为持久的国策，则是历史的遗憾。
[1]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向国家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高技术的建议。经过邓小平批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由于这个计划是在1986年3月提出并批准的，而被命名为863计划。
[2]根据吴明瑜在2013年12月20日在迎接新技术革命大讨论"30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3]"忆全国科学大会前前后后--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一席谈"，孙伟林、孟玮采访整理，《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月。
[4]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5]中国未来研究会于1979年1月16日成立。由国家科委、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光明日报社等单位发起成立的。钱学森、于光远、童大林、茅以升、汪道涵等先后担任学会的顾问。1980年4月15日创刊《未来与发展》杂志。
[6]德国社会学家弗勒希特海姆1943年在美国首创未来学。
[7]《读书》1981年第11期、12期。
[8]童大林："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方针"，载童大林：《在历史的转折中》，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9]赵紫阳："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1982年10月24日赵紫阳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2年10月27日。
[10]根据文章最后一句"希望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批评、帮助和合作。"判断，这篇文章可能是提交给一个国际会议的。作者作了发言。
[11]董乐山先生从中牵线、安排。
[12]根据朱嘉明日记。
[13]张可喜："我与日本科技报道"，人民网，2005年3月23日
[14]田江海：中国技术发展战略问题，载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
[15]吴明瑜"在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的对策讨论会结束时的发言，1982年11月27日
[16]吴明瑜"在新的世界产业苦命"与我国的对策讨论会结束时的发言，转引马洪讲述。1982年11月27日
[17]马洪在1984年3月24日对策第二次讨论上讲。对策第二次讨论会会议简报第一期，1984年3月24日
[18]根据吴明瑜2013年12月20日在"迎接新技术革命"30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19]王焱为FT《睿》杂志撰稿 ：阿尔文·托夫勒：第一次浪潮，2008年12月30日
[20]"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会议简报第一期，1983年11月24日
[21]"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会议简报第二期，1983年11月24日
[22]"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会议简报第二期，1983年11月24日
[23]参加讨论的有刘虎生(机械工业技术经济研究)、曾宪林 (机床研究所)、蒋新松(沈阳自动化所)、胡启恒(北京自动化所)、陈祖涛、张铮(中国汽车总公司)、吴大兰(国家科委)、徐润达(天津市科委)、余名杰 (中国科技情报所)、王玉春(航空部)、梅寿廷(兵器部)、高振鸾(仪表局)、来光贤(国家经委)、(鲁水清)(机械工业技术经济研究所)，
[24]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宋晓刚。引自余晓洁："人+机器人"正在改变世界，新华网，2014年10月19日;
[25]国防科技大学慈云桂谈加速发展微电子和计算机产业对策，搞好银河巨型机的二次开发;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黄云德谈对光纤通信技术对策;电子部副总工程师童志鹏就加速建设和发展我国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对策说明。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曹天钦对生物技术对策讨论稿说明;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所所长师昌绪对材料与材料科学对策讨论稿说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所所长蒋新松对机械电子技术对策讨论稿说明;国家经委技术改造局总工程师孙宗灏对传统工业迎接新技术革命对策稿说明;上海市科委副主任魏瑚对上海对策纲要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