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引发的一场激烈思想交锋

皇甫平引发的一场激烈思想交锋

1991 年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后，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皇甫平系列评论的“发表背景”。特别有意思的是塔斯社，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塔斯社驻上海记者一定要来采访我，问：皇甫平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的？是不是邓小平？他们很敏感。

取名“皇甫平”的深意

1991 年春组织撰写的这组系列评论，为什么用皇甫平这个署名呢？我当时对记者说：“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念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之意。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我在撰写评论之前就想过，邓小平同志1991年初视察上海的谈话，是内部的，尚未在党内正式传达。所以，作为地方党报《解放日报》是不能以社论、评论员文章予以公开发表的，只能以署名文章形式，把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传播开来。这种署名文章，不必事先送市委领导审阅，有自由发挥论述的空间。在当时比较复杂、“左”的思想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用署名文章带有试探性质，如果阐述不当，也有回旋余地，免得直接把火引向上海市委领导。

我当时心里的真实想法就是这样的。在那种舆论一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氛围下，唯有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从1990年到1991年多次找中央领导谈话，强调只有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一味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只会把改革开放批掉了，空喊反和平演变，就只会把外资给吓跑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内心非常明晰，署名一定要体现宣传邓小平最新改革开放思想之意。这是顺应当时历史条件的一个署名。

矛头直指邓理论

1991 年3月22日我们系列评论的第三篇文章发表后，很快四月中旬批判文章就出来了。最早的一篇《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就发表在《当代思潮》上。到了八九月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求是》杂志也刊发了批判皇甫平的文章。按照这些文章的说法，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不合党章条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宣扬“庸俗生产力论”，鼓吹“经济实用主义”，等等。

那些批判皇甫平的文章吃不准的是，《解放日报》哪有那么大的胆？《解放日报》后面肯定有来头。而来头是什么人他们当然也知道，所以后来他们批判文章的调子就不完全针对皇甫平了。他们提出要批判庸俗生产力论，批判经济实用主义，显然这是冲着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思想来的。

我看了这些“高论”很是纳闷，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提倡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都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规定的，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了？

交锋终于出现转机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分管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副部长刘吉同志，一再表示皇甫平文章写得及时、写得好！他说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

更为难得的是，他还把皇甫平这组系列评论文章、包括对我们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都搜集起来，通过邓楠同志转送给邓小平同志。因为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第一篇文章发表时，邓小平同志正在上海过春节，兴许是会看到这篇文章的，加上刘吉同志转送的材料，我估计邓小平同志对皇甫平事件知道得还是比较早的。正如当时北京流传的一句话：“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到下半年，形势有了转机。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又严厉地批评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引用他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断章取义地作了突出“反和平演变”的错误编排。

我组织撰写和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一开始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同志并没有直接关联。后来我听说，朱镕基同志有一次曾对市委领导说，皇甫平的文章也给他带来压力。我估计这个压力就是有些人以为皇甫平系列评论是他授意搞出来的。后来，我调到《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以后，几次遇见朱镕基同志，他都没有向我提起这件事。

倒是1994年春，当时正逢全国两会召开，朱镕基同志是湖南代表团的代表，当天上午他就把我们这篇文章拿到会场，在湖南团大组会大加赞扬，他说“任仲平”就是《人民日报》重点评论，这个作者就是从上海调来的皇甫平，他们的评论写得非常好。那天，他讲了一大段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话，而且还特意把任仲平同皇甫平联系起来加以表扬，这就表明了他对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的态度。

邓小平面对1991年皇甫平文章引发的激烈交锋，在冷静观察，沉着思考。进入1992年，中央就要开始酝酿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的主题、酝酿十四大领导班子的组成。在这党和国家最关键的政治时刻，邓小平同志就选择这个最佳时机，不顾自己88岁高龄，亲自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振聋发聩的南方重要谈话。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是必走之路。（2014年第5期《世纪》周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