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味子：新发现的习仲勋一封书简

 □五味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陕西出了一位著名的农民诗人王老九，陕西临潼县人。他文化不高，只上过一年私塾。1925年他 32岁时，因老婆埋怨他穷，他编了一首快板诗《怨财神》，从此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之路。他早期编的快板都是劝人戒烟戒赌和咒骂土匪，很受当地群众欢迎。 1949年，在一次斗争恶霸的大会上，王老九编的揭露恶霸的快板引起了时任中共临潼县委书记董实丰的注意。在董的关心下，王老九的快板诗《秦颂丞的画像》刊登在《群众日报》上。从此，王老九的诗名逐渐传扬开来。

    王老九因他的诗作和诗名，参加了1951年的陕西省文艺创作者代表会议，1953年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曾三次受到毛主席接见。王老九的诗歌也得到诗人们的赞誉。艾青说：“‘五四’以来全国共有344个诗人，王老九就是其中一个。”郭沫若在北京和他即兴对诗。他一生出版诗集14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王老九和他的家人也蒙受凌辱，1969年在疾病和忧愤中去世。2014 年，是王老九诞辰120周年，在他的家乡举办了一次纪念活动。在活动期间，王老九的孙子王澎在王老九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封60多年前的信件。信封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公用信封，牛皮纸质，中国传统的竖排格式。用钢笔写着：本市西五路西北人民出版社王继洲同志启———王继洲是王老九的小儿子、王澎的父亲，时在西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打开信封一看，这是一封复信，信纸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公用笺，竖排红道，纸质已经泛黄。写信人则是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信是用钢笔写的，字迹工整流畅，内容如下：

    继洲同志：

    来信及你父亲的诗集都看到了。

    你父亲的诗作，因为反映了生活的实际，代表了人民的而主要是农民的心愿，通俗易懂，因而为广大群众所喜读乐闻，亦为多数文艺工作者所爱戴；这是他的创作成功的地方。希望他努力学习文化，更加提高写作能力。

    此致

    敬礼

    习仲勋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在 “习仲勋”的名字下，还盖着一枚篆体白文的“习仲勋印”的朱红图章。日期处原似为“十六”日，后在“六”字上改为“七”，可能是由于笔误将“十六”写成 “十七”，也可能是十六日写好未发改为十七日发之故。左上角盖有一记录发信的“□字□号”的章，写着“发字七十七号”字样。

    如今，这封信的写信人、收信人和信中涉及到的人，都已作古，无法得知去信和复信的具体缘由。据我分析，应当是这样的一种情况：1951年9月，王老九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王老九诗选》，也许是受他委托、也许是在出版社当编辑的儿子王继洲自己，给习仲勋写了一封信，并寄去了一本诗集。习仲勋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面主持西北的军政工作(彭德怀为第一书记兼主席，但已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从回信的内容看，习仲勋知道王老九和他的诗，所以在接到王继洲的信及看到王老九的诗集之后，便欣然回信。信的内容不多，但对王老九的诗的理解和评价都很到位，而且提出的希望也很中肯，很符合王老九的现状和需要，表现出一个政治家敏锐的洞察力和一个领导人对群众尤其是文艺工作者的关怀和爱护。至于这封信是否为习仲勋亲笔所写，我也进行了一些考证。但现有公开的文献资料中，习仲勋留下的钢笔字手迹不多，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初那段时间的几乎没有，找不到有力的佐证材料。但从以前很少的一些手迹的比对上看，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这是一封他的亲笔信。而且，如果是由秘书代写，第二页只有几个字，既然是替领导写信，完全可以重写一遍而不必改动。

    如前所述，由于王澎的爷爷和父亲都已不在。王继洲收信以后的情形，也不得而知。但由于信件是从王老九的遗物(与王老九的手稿、证书、证章等放在一起)中找出，因此可以肯定，这封信王老九一定是看到过的。忖度当时的情形，一个底层的民众，受到西北地区最高领导亲自回信的肯定与鼓励，无疑对他是巨大的鼓舞。从王老九以后刻苦学习文化的行动中(当然这不单是习仲勋提出的希望的作用，报社、基层干部也都向他提出过这方面的建议)，似乎可以得到一些印证。据《陕西农民报》编辑力夫后来回忆：1954年6月下旬，他们去采访王老九。当他们骑着自行车走进临潼县北王村时，正是歇晌的时候。走到王家，大门敞开，王老九面朝里、背朝外地趴在小方桌上，聚精会神地摇动笔杆，豆大的汗珠在光脊背上滚动。小方桌上，扣着一个破了一角的大老粗碗，碗把把里倒着用黑烟毛子调成的墨汁，一支秃刷子一样的大楷毛笔，一本画满字迹的线装古书，这就是王老九的“文房四宝”。王老九说，这支没有半两的笔，在他手里，比抡镢头还重，比吆犟牛还难，虽然如此，他还是下了决心要学好文化。……这一年，王老九已经58岁多了。经过半年苦学，他终于学会了写字，这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习仲勋这封信能保留到现在实属不易。因为1951年之后的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1957年，王继洲被打成“右派”，1962年，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事件被隔离审查、关押；1966年之后的十年“文革”，习仍然是待罪之身，而王老九家也受到冲击，祖坟被掘，大儿子被当作“叛徒”送进牛棚，二儿子因是“右派”也进了牛棚。那时候，“抄家”是家常便饭，保存习仲勋的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被造反派抄到手就是铁的“罪证”。但王家却坚持妥善地把这封信完好地保存了下来。鉴于此，我觉得让它在民间默默无闻是不应该的，因此写出了以上文字，以作为习仲勋研究或王老九研究的一点补充的资料。

    ◎五味子，作家，著有《漂泊心绪》等，现居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