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专案组“文革”制造百万冤案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4年10月13日16版，作者：佚名，原题为：《中央专案组“文革”制造百万冤案》

“文革”时期的中央专案组是在1966年5月与中央文革小组同时成立的，负责为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作最后的定案，决定整人、揪斗、隔离、逮捕等等，超越于党章和宪法，凌驾于党组织和政法机构之上。 “文革”结束后，中央专案组办案人员经历了多次异常严格的政治审查。

中央专案组曾达七八百人

中央专案组发端于专案审查委员会。随着斗争的深入更名为中央专案组，而且制度化，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的机构。

中央专案组下面设立三个办公室，简称一办、二办、三办。一办由汪东兴负责，办案人员是从有关单位抽调的局、处、科级干部和部队的各级军官，主要负责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一办下属彭真专案组、刘少奇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专案组、张闻天专案组等等。二办由黄永胜负责，办案人员多是由部队抽调的师、团、营、连级军官，也有极少数地方干部，主要负责军队系统内部的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二办下属贺龙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等等。三办由谢富治负责，办案人员多数是公安部机关的干部，军队干部约占三分之一左右，均是组长一级的骨干，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的领导干部的专案。三办下属“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专案组”“抓叛徒专案组”等等。

10年“文革”中，有多少人参加过中央专案工作，无从得知。1968年底，周恩来请专案组人员看样板戏，江青等人参加。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京西宾馆礼堂座无虚席，保守估计不下七八百人。专案人员是不断流动的，到底有多少人参加过专案，谁也说不清。

调查过200万各级干部

在 “文革”时期，整个专案组（包含中央和地方各层）调查过大约200万个各级干部。据席宣、金春明所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介绍，仅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即占总人数的75%左右。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受牵连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达1亿人。

专案组取证并审理的手段主要是弄虚作假、逼供，“刘少奇专案组”是最突出的一个。1966年12月下旬，在还没有进行调查取证的情况下，江青、康生等人在不同场合中提到刘少奇时总要毫无根据地冠以“反革命”“大叛徒”等帽子。

贺龙专案组是“二办”的第一要案，由康生亲自抓。这个专案组又下设十几个专案组，这些专案组采用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等方式进行审讯。据贺晓明在《贺龙元帅的最后十年》一书中记述：专案人员在廖汉生的床头吊了一个三百瓦的大灯泡，廖不交代“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整宿不能睡觉；顿星云因拒绝参与诬陷贺龙和许光达，被专案人员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被迫害最惨的是许光达大将。打手们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他趴下去舔了吃。他多次被打手们打得心脏病发作昏死过去，最后惨死于马桶上。

“文革”后经历多次严格审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专案组被撤销。当年参与中央各级专案组的成员受到了极为严格的审查。曾一度主持三办工作的赵登程（空八军原副军长，公安部军代表之一）提出“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的办案原则，制造冤假错案。后来赵因严重破坏国防科研，被捕判刑。

1976年到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总政保卫部组成了“七号办公室”，以审查曾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二办”和“三办”搞过专案的人员。

1982 年4月，邓小平批示“过去搞过专案的原则上调出公安部”。彭真1982年5月26日给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第一副书记彭冲等人写的一封信中指出，要对参加过中央专案一、二、三办的人员进行严格审查。彭冲等人商议，提出对公安部专案人员，要区别对待，慎重处理，表现恶劣的坚决调离；对表现好的，确实没有多大问题的，可以留下，其余都先进轮训班学习，然后再分别处理。邓小平批示“赞成”。

1982年7月23日，公安部专案人员“轮训班”开学，参加过中央专案的283人，本部专案的40多人，再加“文革”中“造反骨干”，总计近400人，集中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集训”，实际上是 “封闭式审查”。主持轮训班的胡之光说得明白：专案“完全是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服务的工具”，专案人员是他们迫害老干部的爪牙和打手。参加轮训要“自己解放自己”，“好好端正态度，接受审查”。经过两年多的“审查”，1984年6月，轮训班结束，仅留51人回公安部，280人调离，有几个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约占被轮训人数百分之二三。（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中国新闻周刊》《一桩三十年前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