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击先生的《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近日出版。出版方日前组织章百家、林蕴晖等多位中共党史专家就该书开展了座谈。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了此次座谈的相关内容。

胡乔木、胡绳的独特观察优势

郑谦（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二部主任）：胡乔木同志和胡绳同志在指导《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写作时特别注意把学术性和政治性结合起来，而且结合得很好。在政治上的追求，他们两位在有关《七十年》的写作时，始终贯穿着一个指导思想：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时代的呼应，这在1990年代初，当时防止和平演变空气高涨的情况下，这两位强调这样的思想，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作为过来人，胡乔木他们具有独特的观察优势。比如胡乔木谈“三大改造”、南宁会议、庐山会议。过去讲毛主席后来作风不民主，我最先听到的是从南宁会议后，1958年1月。但这本书里讲从“三大改造”，就不是党中央的集体决定了。这些事乔木同志都参加了。乔木同志还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了南宁会议、庐山会议的具体情节。他们是过来人，真正有的体悟，对当时党内的形势、党内的思想观念。还有胡乔木同志、胡绳同志谈陈伯达、康生，而这些情况是我们一般人不知道的。他们掌握的东西对于我们理解这段历史非常有用。

比如胡绳同志谈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简单了。这句话他过去也说过。他们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有胡绳同志讲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还有什么“卢沟桥第一枪”，他否认这个说法，说卢沟桥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抗战，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他讲当时的历史著作写得很虚夸，说抗日战争的高潮马上来了。其实不是。这是他本人的经历，他在白区做文化工作，讲国统区的文化工作，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三条战线。所以他从这里提出反对简单化、反对概念化的东西。比如乔木讲西安事变，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胡乔木在上海，看到上海市民张灯结彩、放鞭炮庆祝蒋介石放回来了。左翼的共产党人心里感到不是滋味。也就是说，当时蒋介石在国统区的威望相当高，这种东西没有经历过的人来写是有隔阂的，一般会说“蒋介石回去以后就背信弃义或者怎么样”。但蒋介石是中国合法政府的最高统帅，老百姓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共产党十分弱小，而且还被国民党妖魔化宣传，加上共产党左的错误，所以老百姓不太知道共产党的活动，只有有些先进分子才知道。所以作为过来人，他们的议论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又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党史二卷》写作为什么花了那么长时间？

《七十年》出版没多久，党史研究室就开始写《党史二卷》，当时叫做“下卷”。“下卷”写作时间更长，从80年代初就开始了。到1994年下半年，胡绳同志下决心了，深秋在西安开了一个会。《党史二卷》是在胡绳同志、龚育之同志指导下进行的，但“下卷”写作比《七十年》写作时间长得多。如果从胡绳同志算起，是从1994年到2011年，《七十年》集中写作是两年，《党史二卷》写作是16年。乔木同志当初提出来，将来写作要细化这些结论，但胡绳同志讲这个细化很难。的确，一旦细化就很难。所以《党史二卷》的写作花了那么长时间。1998年胡绳同志在北戴河开会，他在北戴河打电话给我，让我们《下卷》（《党史二卷》）写作和《七十年》逐字逐句地对，哪些东西该用你没抄上。后来我们各自对了一遍，把应该用的全部给抄上去了。党史我对这个背景还不太理解，就是说一旦细化会遇到很多问题，导致《党史二卷》写了16年。

林蕴晖（国防大学教授，国史、党史的老专家）：胡绳当时讲以《七十年》为基础，要有所前进。

郑谦：前进起来比较难，里面有一些争论的问题就出来了，包括对三大改造，包括对前七年要不要分前三后四，要不要把新时期划在1978年以后，还有两个局限要不要。这些问题后来采取妥协的办法，不要一争论，就老不出来，后来就妥协了，双方的意见都融合一下。所以这个细化不容易，在《七十年》基础上写作《党史二卷》也费了很多工夫。这是一个问题。

总的来讲，党史、国史研究是一条没有终点的长河，总要不断有所前进有所发展，但这条长河中会有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这个节点如《七十年》如《党史二卷》，代表了发展中间的一些重要阶段，这些节点研究也会成为将来党史和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金老先生这本书对我们研究这些节点提供了非常好的材料。

章百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今天来到这里出乎我的意料，基本都是年轻读者，这么多人对党史感兴趣，让我吃惊。

说实话，这本书看起来比较费劲，原因很简单，假如你对《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不了解，看这个书可能不知道它在说什么，里面一些观点显得比较碎。如果大家对这本书有兴趣看，一定要跟《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合在一起看。这样对这本书里所讲的一些东西才能够真正有所了解。而要了解这本书，还有《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出版，首先要了解一下大的历史背景。

党史写作不同于历史写作

党史跟我们一般说的历史，在我看来有很大差别。一般的历史，撰写史书都是由史家来写，这基本是历史学家在书斋里做的研究。党史情况就很不一样，从最基本的一点来讲，党史最开始就是跟党的实际工作连在一起的，最开始的资料就是党的各种工作汇报、工作总结，有下级向上级的汇报，也有当时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一开始，就跟我们的一般历史学研究有很大差别，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而真正对党史研究做系统的研究，应该说还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之前开始做的，他那时候要求党的干部学习党史，通过学习党史了解中国的事情，然后才有可能把共产党在中国的事业做得更好。所以党史研究一开始就有很强的政治性，就是为了要跟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

刚建国，以胡乔木署名出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本党史著作。这本书署名是胡乔木，实际上刘少奇、毛泽东都做了很多修改，原来准备做文件著，后来让给胡乔木署名。这是有考虑的，后面讲《七十年》时也有类似的情况。

那时候的党史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的党史基本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党史，大部分党史就是写到1949年。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写到建国初期。他把建国初期和前面放在一起，但那《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有一个基本特点，即把前面的框架给定了。

到了60年代重新考虑过编一本比较完整的党史，但没有提上日程，一个是因情况很复杂，另外是因毛主席本人对编一本完整的党史有看法，他的想法是历史后人评价，而且离得那么近，很多事做不了结论。

文革期间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党史——特别是建国以后的党史——变得非常混乱，各种说法都有。文革期间对于史实的歪曲当然是非常多的。比如把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里朱德的扁担变成林彪的扁担，诸如此类的事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把党史整个变成路线斗争史，这就带来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党的历史就是党内斗来斗去。中国共产党怎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这个最基本的东西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修党史的任务首先被一些老同志提出来，他们的想法也不是完全一样。如《一本书的历史》头一篇，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写《七十年》之前的讲话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考虑，最初的考虑是，大部分人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犯的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找这个原因必须对党的历史做比较好的梳理，这是当时大家一个比较普遍的想法。另外是当时叶剑英说过一句话——党的历史很复杂，过去的情况很复杂，如果我们这些老人健在的时候不把这些事说清楚，以后人家可能就更搞不清楚了。陈云当时也讲，文化大革命表明我们必须有一本实事求是的历史书，编一本这样的历史，让全党全国人民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走过来，以后要有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篡改历史就不容易了。当时编写党史这样一个大的任务就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提出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两个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写《历史决议》，另外一个是成立了专门的党史研究机构。其实是三个：一个是党史研究室，一个是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一个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实际上中央文献研究室最早是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在这些机构之上，中央还设了一个党史委员会，所有重要领导人都是党史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华国锋、邓小平、陈云等资格最高的老同志，党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委员会把这样重量级的人物放在那里，几乎是唯一这么一个机构。但这个机构因为规格太高，根本做不了什么事，所以下面设了一个党史编审委员会，编审委员会规格也很高，包括胡乔木、胡耀邦等人。但党史编审委员会这个机构还是太高，底下要有具体办事机构，就有了党史研究室。这是大概的情况。

党史研究在80年代是突破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有几个重要的背景：一是拨乱反正。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对党史重新写一部信史。《一本书的历史》里讲到很多胡乔木、胡绳提出的，“党史不能用老说法”，用老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没有说服力。

编党史的背景

所以要编一部党史，首先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拨乱反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另外一个是解放思想。因为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当时党史研究里处处都是禁区，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这是禁区；再往前，土地革命时期是不是有错误，这在当时也是禁区；建国以后的反右更是研究的禁区了。原来的党史研究里不包括这些内容。其他有待开垦，比如中共和外国政党的关系，中共跟苏联的关系，中共跟共产国际的关系。这些在以前是完全没有研究的。所以80年代的研究是打破禁区的一个重要时期。真正党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是从那时期才建立起来的。跟党史研究相关的一点是，最终成为一个学科，很重要的是——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学术化跟科学性连在一起。假如党史研究没有学术化的研究，没有通过大量的档案实证，没有这样的研究，党史学科仍旧是建立不起来了，仍旧是政治人物可以根据政治需要，今天怎么说，明天怎么说。

所以这三点是我们今天看《七十年》时必须注意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是在拨乱反正，开始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然后党史研究学术化背景下开始的。

党史研究的三件大事

党史研究具体的过程，到90年代初，到《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编写出来，大体有三个比较重大的事情：

第一件事我刚才说的通过《历史决议》。《历史决议》，邓小平讲的主要作用一个是要对建国以后的重大事件、对党的历史，对大是大非有基本的评价。另外是要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和地位有一个评价。还有一个是对毛主席的晚年错误和其的功绩划分开。实际上，《历史决议》基本做到了。《历史决议》写的时候有一个重要原则：“宜粗不宜细”。但事实上，这个决议叫做“历史决议”，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性的决议，党通过的决议都带有政治性，政治性决议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结束过去，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对历史问题做一个了结，把改革开放以后和以前做一个切割。这个目的达到了。但有了这样一个东西不等于写出了一本党的历史，这是两回事，历史还是按照历史学的办法来做。

所以在《决议》通过以后，出的第一本书就是《中国党史大事年表》，书很薄，最开始是10万字左右。这本“大事年表”现在大概已经找不到了，后来变成《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越编越厚，现在还在修订。这个“大事年表”在当时影响非常大，销售数量我不清楚，但我家里都有好几个本，都是我父亲买的。那时候，党史杂志是最火的杂志，跟现在不一样，党史研究类的杂志卖得非常好，因为社会上普遍关心这个事。在那种情况下，党史大事年表其实是第一个根据《历史决议》写的一个粗线条的党史。

后来，在8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中央决定在建党七十周年时编写一本全面的党史书。所以《七十年》既是这几个指导者、编写者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反映了整个80年代党史学界的研究成果。

如果给年轻同志只推荐一本党史书

《七十年》是一个经典，是非常站得住的经典，如果让我推荐给比较年轻的同志，我还是推荐这本《七十年》，认为没有比它更好的党史书。

我认为好，原因有几个：

一是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提供了完整的线索和完整的框架，有了这本书以后，这个学科基本上就站起来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比较起来，党史学发展最快，当然原因很简单，因为受到高度重视，不仅是党的领导人重视，整个社会也特别关注。其他的学科，还有一个引进、消化、吸收、逐渐创立自己学说的过程，党史研究那时候发展非常快。所以第一个是它提供了完整的框架。

二是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本书是一代人对党史的研究，是一代党史工作者对党的历史的总结。而这一代人所具有的特质是我们后来再写党史的人所不可能具备的。第一个是刚才郑谦讲的，他们是当事人；第二个他们是理论大家；第三他们对党史问题有过反复思考的一批人，这跟我们后来完全根据档案做研究有很大差别，因为当事人有当事人的感觉，而这个感觉是档案、文献里并不记载的，或者文献里有不正确的。在编这本书的同时，我在做另外一件事，当时我并不知道编这本书，胡乔木还在写《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那本书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是参与了那本书。看来，胡乔木后来把他相对有限的精力更多地放在那本书上了，但对这本书提供了很多指导。在写这本书时，我们现在很多人，包括领导写党史，要看看当时的中央文件里怎么说的，要跟文件对表。当年乔木不是这样的，有人也提类似的问题，乔木就会说：这个文件当年是我写的，为什么这么写，实际情况是什么，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写，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过去很多文件出来了，但后台有很多东西，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写在文件里的东西，但背后的考虑，如果不了解情况就看不见。所以他们这些人写党史最重要的一个是他们知道后面是怎么考虑的。

另外作为一个经典，它反映了作者的思考和思想，带有许多深思熟虑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七十年》这本书到现在为止，虽然点评、关键的话不多，但特别值得琢磨，而且你很难改它。后来，不管再出的书，特别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的《党史二卷》、《党史一卷》，虽然说的是《七十年》的扩展，但其中相当部分的重要结论没有改变，都是沿用了《七十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个经典。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的思想性。金先生的《一本书的历史》，其最大的价值是让我们更好地体会和理解写在《七十年》里的重要思想。后来出的一些党史书，比如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书，一个是《党史一卷》《党史二卷》这种大部头的，另外我们还出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简史》。除了我们的书以外，还有很多党校编的教材，其实都是《七十年》的翻版，或者拉长一点或者压缩一点，整个框架基本没有变化，最重要的观点也没有变化。这是我想讲的一点。

最后我还想讲一点：任何一本书都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一种历史局限。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大潮，今天回过头看《七十年》，有这几点值得大家思考或者值得大家关注：《七十年》这本书作为一本好的史书，有几点是非常棒的。

一个是它的史料选择非常精。跟现在比起来，现在的史料比那时候丰富得多，史料有些是可以更新的。一些新史写的书没有用《七十年》用过的史料，找了一些其他史料，但比起来，还是《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用的史料更精到更能说明问题。这是史料上的问题。

另外是这本书对整个历史脉动的感觉，《七十年》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一本历史书最重要的是，除了让人了解历史之外，重要的是让人感到历史的脉动或者气氛。《七十年》这本书总的来说是比较好的，但有一个问题，这本书改革开放以后部分和改革开放以前的部分，两部分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前面像一部很好的史书，但改革开放1978年以后的一段，就感觉偏碎了，这也是反映我们搞历史研究的人所面临的问题，离得越近，时间沉淀得越少，你要把握它就越困难，所以后面写得像一个专题史，这方面有一些问题。

还有一个是这本书里有一些问题值得更深入地探讨。我们在后来写《党史二卷》的时候出现了很多争论。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国以后对新民主主义阶段怎么看，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怎么过渡的问题怎么看。《七十年》对这个问题还是沿用比较传统的说法，认为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但这个说法在今天看来非常值得重新思考。

林蕴晖：《七十年》那个表述就是按照《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表述来做的。

章百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了。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时有两条重要的标准：第一条全面进入计划经济，第二条是建立单一所有制——不是国营就是集体所有制。今天看，按这个标准，或者当年那个不是，或者今天不是。这肯定不行。我们今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吧。而且我们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那么什么时候进入社会主义变成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如果那时候不是，什么时候是，是不是49年就是了，这个问题，在党史学界还没有做很认真的探讨和思考。

再是建国以后犯的主要错误，初建的几个问题，一个是权力过于集中，另外一个是经济发展急于求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但是阶级斗争为什么扩大化，这里面没有做更深入的研究。是无中生有，是毛泽东的错觉还是什么其他的。我觉得从今天来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问题。你看看我们历来列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基本是两类，一类是对权力过分集中有所不满，包括民主党派；另外是对全面的计划经济有看法，认为需要保留一定的市场经济。凡是这一类都归结为阶级斗争。所以使得对阶级斗争的看法就变成了影响全局的东西，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

简单地说，我觉得这本书一定要跟《七十年》放在一起来阅读。因为《七十年》虽然是一个最终的成果，但阅读了这本书，就知道在写书时的老一辈是怎么来思考问题的，哪些问题更有把握，哪些问题仍然认为还需要继续思考。这本书给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启示是，让我们知道读书、读历史都是一个不断思考的问题，历史也可以说是过去和现在的一个不断的对话。谢谢。

《党史报告》《机会主义史》不是写党史

王海光（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我同意刚才郑谦和章百家对《七十年》的评价——《七十年》是这个时代的经典。它的经典性体现在它是我们当代人和过去人对话，也是历史学家和史料对话。它作为一个官史，我认为是官史写作的最高峰。这之后，文气就有点衰。这个事情怎么讲？写一个历史，为什么说十几年就要写一部历史，重新进行对话，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在站在自己的时代中跟历史人物进行对话，跟历史对话。在中共党史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刚刚成立时期，那时候虽然也有党史的著作，但那时候的党史是政治，如《党史报告》《机会主义史》，那是写党史吗？不是，是讲当时的党内斗争，讲的是政治。所以第一阶段是史和政治不分的阶段，还没有分家。在这个阶段过程中，谁结合得最好？延安时期毛泽东结合得最好。党史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特殊在哪儿？特殊在它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政治化的历史；还特殊在谁掌握了历史的话语权谁就掌握了党内的领导权。这个工作就在延安整风中形成。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掌握了历史的话语权，把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的东西编辑好，王明没话说了。党书一出——他自己说——对方就XXX（没听清）。这样就形成了我们最早的历史叙述。这个历史叙述就是由第一个历史决议，党以《历史决议》开会的形式把一种历史叙述固定下来，在毛泽东时代形成。从此，我们依照的就是这个版本。建国以后就是依照这个版本。普及版就是刚才百家所讲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所以从《三十年》到《七十年》有一个变化，胡乔木都参与其中，但这个变化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当事人在历史的风浪中自己也在变化，著史理念也在变化，认知方式也在变化。所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挫折，经过从反右到大跃进摔了跟头，摔到改革开放，这时候党史才开始进入到学术化的阶段。

过去的党史的主要问题

过去所接触的党史，我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一个是教条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首先设想一个历史规律，我们又是掌握历史规律的人，在这个历史规律中，五个社会阶段论，一定要哪年建设成一个共产主义。我刚才翻了一下，“大跃进”时，陈伯达有一个说法：2000年全世界建成共产主义。这是那代人的想法，现在可以看出这是很虚妄的，但在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理解那时候人的情感，就可以看到有些东西现在看起来很荒诞的，但放在那时候不是这样的。“大跃进”说两三年赶英超美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我还注意到这本书中间特别提到的革命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我们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造成的历史虚无主义所带来的革命浪漫主义。我们学党史、读党史要看到这样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实用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讲一个笑话，就是刚才章百家讲的，文化大革命时林彪把朱德的扁担给偷走了，说扁担是自己的。这是一个事例，但这种情况本身不是文革时才有的。在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讲南昌起义时，就是把林彪放在陈毅前面。那时候是按照政治地位排历史的座次。这种形式都已经形成了，文革只是把这种做法扩大化或者极端化。所以我们看起来似乎有点漫画色彩，但历史的这种经验到现在还存在。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很清楚。为什么搞历史？执政育人，执政育人强调的是历史的功用。但纯粹从它的功用角度、目的性角度考虑历史时，这个历史没法做、没法写，必然会带来对历史的歪曲，必然会带来谁的地位高那我们就说谁的历史。

为什么我说《七十年》是经典？是因为这本书凝结了80年代思想解放的成果。文革已经把党史狭隘化或者极端功利化，变成路线斗争的历史，毛是唯一正确的，其他都是不正确的。这样不仅带来党的历史叙述的混乱，更重要的是带来政治活动的混乱——跟着毛主席就胜利，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样一部分丰富的党史就变成一部个人史，很复杂的政治活动也变成了一个人拍板。所以，文革时期历史和政治的关系，由此变得荒诞起来。

文革结束以后，要拨乱反正，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怎么看这一段历史的问题。不解决怎么看的问题，就迈不开步子，而且全党有要求。这种要求不仅仅是叶剑英这样党的元老，而且也是全党同志一致的看法。一开始修党史的任务交给中央党校，那时候没有中央党史研究室，想的是在中央党校里成立一个党史部门，这个部门比其他教研部规格要高，我想应该是副部级，然后让中央党校修党史。这是最早的一个想法。但一开始着手做这项工作时，必须要碰文化大革命，不碰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要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胡耀邦时期在中央党校召开了一个重要大会：“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文化大革命已经把党史变成了11次路线斗争史。三次路线斗争是指9次反刘少奇斗争、10次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11次和江青反党集团斗争。这是讲文革历史的问题。这个课很难备，在当时第一次做准备时，其他学科都可以拿出教学计划，就是党史学科拿不出来，因为传统党史的写法就是领导人讲话、会议、文件。文革刚结束，那时候哪个文件是对的？能说吗？哪个会议是对的？大家也不知道。所以当时一开始讲这个课时很恼火。这个课怎么讲？请中央领导来讲？这个意见后来被胡耀邦给否了。要不然请别的部门，像中宣部、中组部他们来讲？那也不行啊，难道他们讲的就比我们好？胡耀邦又给顶回去了。要不然请大庆、大寨那些人来给我们讲？胡耀邦就有点生气了：你们有点志气好不好？别人地里种的瓜就比自己甜？你们要有点雄心壮志，把这个问题搞出来，研究研究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你们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要有雄心壮志，不依靠别人，自己干。这样就确定下来在中央党校要搞一个关于三次路线斗争的纪要提纲。

这个纪要实际上不是党史部搞的——人马是党史部的，挑头的不是党史部，而是吴江。吴江是搞哲学的，胡耀邦是怎么看上他的？——《理论动态》有吴江的一篇文章，质疑国内（没听清）。胡耀邦很欣赏他的这篇文章，就让他去挑头，带着中央党校党史部门的一批同事，叫“三次路线斗争研讨小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最后起草出一个“提要”。在“提要”中，在他讲研究原则时，第二条就讲我们要按照实践的标准去看待路线斗争的是非。这个实际上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一讨论就热闹得很，实际上它是放在了1978年4月的一个党史党建课的教学单元里。一搞起来后，就非常热，大家吃饭时也讨论，会议上也争，有的说你的记录代表不了我，我自己写一份。还有的说，这份东西写得不够味，我来写一部党史。那时候收集了一大摞的材料。

这个事完后，主要有两个问题让大家考虑：一个是按什么标准去评价政治是非，是按照实践标准还是按照领袖的话语标准？十一大讲，文化大革命就是三七开。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共产主义的一个创举，而且随着时间越来越长，越会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它的辉煌。这样，两个实际上是顶着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开始筹划一文章，就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一”这个词就是从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大讨论中所引发出来的。咱们也开始着手写文章。这时候杨西光刚刚到《光明日报》社当总编，他发现胡福明的文章，说这篇文章挺好，就把这两个文章捏在一起，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发表，这就引发了全党的思想解放运动。

80年代以来的变化

在思想解放运动的过程中，党史开始走向了它学术化的路径。学术化的路径分两个阵地，一个阵地是近代史所，特别是革命史、战争史那一段；再是人大这些地方，在高校，再有就是中央党校。新党史的起步，是在拨乱反正中，围绕着党内重大的历史案件如何判、如何澄清、如何平反冤假错案，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起步。所以在80年代的时候，如人大的胡华，全国各地让他讲陈独秀怎么回事，大革命怎么回事，党的路线斗争怎么回事，那时候听的人非常多。这个事情到了中央党校那儿，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有些人参加过“两案”，在“两案”审理中取得了一些材料。所以中央党校和国防大学最主要是讲社会主义时期，以这个见长。对文革这些问题也都接触了。那时候，我觉得党史研究是生龙活虎的情况，也可以说现在认为敏感的问题，在80年代时都已经提出来。

80年代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即高校的党史课停开了，那应该是86年的事。党史是一个最大的教研，全国有5万人的队伍，在当时是队伍最大的。但拨乱反正时，发现党史上的问题太多了，过去讲的党史假东西太多了。实际上，我是学党史的，很早就开始教党史。但我们觉得自己出身很不好，人家一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干党史的，人家说党史还有真事？这个声誉非常不好，我们也无奈。但86年就停了，不教了，很多人从党史队伍中改行。改行的这些人基本上很有成就，有的跑到社会学去了，有的跑到法学去了，有的跑到政治学去了，很快出名了，剩下我们这些榆木疙瘩脑袋还在做。

《七十年》对中国问题的反思相当深刻，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那段叙述。建国后的轴心就是文化大革命或者重点就是文化大革命，前面讲怎么走到文化大革命，然后讲文化大革命怎么发生。《七十年》的特点是言简意赅，一句话中，语言用得非常精到，后面的内容非常之丰富。比如对于林彪事件出现后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应，讲文化大革命实行不下去的那一段话是胡乔木改了，那一段改得非常好，再变动都很难变动。再往后，我觉得发生了变化，你们写《党史二卷》时，龚育之按照《七十年》的思路往下搞，后来就被否定掉了，现在出版的是否定之否定的稿子。那一代已经过去了，但现在比较遗憾的是，现在没有这样经历过党内这么多事情的人，同时又是在文化中具有着文化理解力的人，另外在历史问题中清楚而敢拍板的人，还有一个是知道我们讲历史划分寸感的人，现在在意识形态指导这些党史写作的官员中，没有这样的领导人了。所以我觉得《七十年》这本书是官史写作的绝唱，以后没有这样的高峰。

肖冬连（国防大学教授）：《七十年》是官方修改党史中最好的一本，既简洁又有思想，没有回避问题。我认为反映了当时主事人或者当时党中央对于自己历史的一种自信。这里面有一个背景，我们在三中全会前后由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把我们的历史包袱甩掉了一大半。这是我们当时编这部《七十年》很好的政治背景。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人认为这种历史的清理是不够的，但我认为就当时而言，至少没有回避重大问题，包括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事件都有涉及，而且《历史决议》在当时是一个能够达成最大共识的决议。

现在对党史研究的限制反而越来越多，有很多东西不能研究，如大跃进不能研究、有的文化大革命的东西不能出，土改不能研究。中国崛起了，成就越来越大，自信越来越低了？如果不研究，反而会使一些赝品、道听途说的东西泛滥成灾，是真是假搞不清楚，这使很多读者对历史产生误读，这很不好。严肃的党史研究不开展，这种东西肯定会流传起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赢得党史研究方面，胡绳、胡乔木一代人，包括后来的龚育之，他们是不可复制的。他们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又是参与历史决策的，又有政治感、有学者风度的，这些人是当时能够出《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重要条件。刚才海光也讲了，对一些重大问题能够把握得准，而且心里有底气能够拍板，现在连一个拍板的人都没有。这是现在遇到的问题。他们是一个亲历者、亲自参与者，对历史的分析、对历史的看法，跟现在纯粹的历史研究者不一样。

现在的历史研究有两种：一种完全是一种表面的，我不客气地讲，有些著作也就是会议文献史，把会议文献大事编串起来，这些文件所产生背景以及文献实行以后的效果都很少写，这就不是一部历史了，而是文献史、领导讲话史。这是不是一部真实的历史？不是，历史有很丰富的内容，要深入到历史内部去发掘历史的逻辑，我认为他们这些对历史的认识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很难达到他们那种对历史切近的观察。我们离政治比较远，现在还有对政治决策进程、领导人动机做过度解读或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演化或者演绎领导人的动机，其实这离历史的真实还差得很很远，这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如果到网上看，没有什么历史或者问题比对当代史的认识那样两极化，两极分化，互不相让。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应该有起码的正确看待历史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我认为还是要回到历史、还原历史，以求真的态度，历史本身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至于我们给它做一个评价或者道德评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历史研究本身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这是历史学家已经跨出历史研究的本分了，我们的重点应该是还原历史，说明历史是什么和为什么，它是怎么走过来的，历史本身的逻辑是什么，这样我们至少不会犯一种低级的错误。

辛逸：专家发言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我还想向大家推荐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一位研究员：张素华先生，她写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在圈内圈外影响很大，您说两句。

张素华：《七十年》是比较正统的、比较严肃地讲党史，我们在研究党史、研究历史时，就我本人来讲，要千方百计采访一些当事人、采访一些活的人对这一段历史是怎么解释的。《一本书的历史》一书里，恰恰是“两胡”包括薄一波、杨尚昆、邓力群几个当事人都在那儿谈这几十年的历史，所以我看后特别有启发有收获。

金老要给大家讲的是写作的方法。这本书的写作方法让年轻人好好地读一读，是怎么构思的，在写作中要注意什么问题。我说，胡乔木说这本书首先要有魂儿 ——主线是什么，要分析什么问题，然后构建什么东西。然后是一本书，一本书也是一篇长文章，每一点互相连接，不能断气。他说他在改的过程中，胡绳为了使这个书不断气、好读，自己亲自加了一个一个小标题。金老先生说读这本书过程中要学习他的写作方法，哪些应该简略地写、哪些应该详写。而且在写作中，只要提出的问题就要说清楚，要不就别提。这是他们写作方法之一。

活动信息：

中共是如何构建自己历史的

——金冲及作品《一本书的历史》读书会

时间：2014年11月15日下午3：00

地点：言几又书店

主持：辛逸（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副院长）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

北京汉唐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原标题：党史六权威谈“中共是如何构建自己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