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佐翰：习仲勋：偷渡，是人民内部矛盾

陈佐翰

偷渡，在一个时期，被看作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是敌我矛盾，抓回的“偷渡分子”，被关押，审讯，甚至判刑，后来国家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成“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怎么回事？

A

1962年，白云路的火车站疯了!

1962年3月，平静的广州白云路火车站，突然人声鼎沸，成千上万的群众潮水般涌向铁路售票处，要买到深圳附近平湖的火车票，不管是广州人，还是来自东莞、南海、佛山的珠三角人，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到香港去。当时不知哪里传来消息，英女王诞辰，香港边境开放三天，也有人甚至说，香港对内地去的人不抓，还安排职业谋生。一传十，十传百，珠三角群众无需号召，无需动员,都自觉动起来了。没边防证，买平湖的票，后面的路就是爬也要爬完它。人们离心似箭，开始还老实排队。住在白云路的人还记得，起初排队买票的人有一两万，一两万？想不到吧，许多还拖儿带女，衣衫褴褛。丧失买票信心的人突然见火车汽笛一响，潮水般冲向车站，爬墙冲进月台，砸烂车窗直接钻入车厢，人们起哄，嚷叫，有些见车就爬，也不知道是否向南的列车，使得到北京上海的车全部停运。次日香港报纸大字标题：“大陆人民波浪式涌入香港 边境军警搜捕亦疲于奔命。”“大陆饥民满布边境山头 约七千人昨进入边界”“中共大量放人出境 万人伺机偷渡”。

市长曾生召集市里领导紧急开会研究对策。这件事他们也想不到。解放以来，建设取得一些成就，但是后来极“左”的政策，使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这边活不下去，还不如过对面。因此，临近香港的宝安成为最早也是人最多的偷渡地盘。历史资料显示，“深圳历史上共出现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 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广东省共偷渡外逃56.5万多人，逃出14.68万多人。其中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出现了最为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

为什么一向受社会主义教育的广州老百姓突然变了呢，大的原因不必说了，1962年影响广州的还有着具体的原因—

1961年6月9日，中共宝安县委向省委提交了一份报告，内容是出口柴草。可能内容还不够具体，到8月27日，再递交一份《关于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 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中必须解决问题的报告》，报告建议有限开放部分地段，让两地群众增强来往，还列出“开放的地区”：大鹏，沙头角，西乡，蛇口……社员可以携带出口的物品，但进口的物品只能自用，不得销售。还规定，每月赴港不超过5次，带出的农副产品不超过5元，带入产品不超过5斤或5 元，这叫“三个五政策”，也就是中国第一次开放政策，但限制却很严，当时魏今非副省长批示“同意放宽”之后，还特地写上：“主要是对边境地区的一种照顾，这不是增加开放口岸，也不是小额贸易。”但政策一放宽，老百姓的生活就有所改善，甚至出现解放以来第一批香港商人来做生意，宝安人的生活眼见着好转，这真是开天辟地的事情啊。县委书记李富林甚至说，要把宝安“建成商品粮、水产、鲜、肥料、游览五大基地。”他送了些地瓜干给广东省委书记及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陶铸高兴地说：“老曾（陶铸夫人曾志）收到了，斯亮（陶铸女儿）说好吃，我还吃了几块呢。”

陶铸不仅是吃几块地瓜干就高兴，他在想政策的问题。1962年3月，他接到一份报告，潮汕、梅县八个地区出现断粮、逃荒、卖孩子甚至自杀。他知道，1955年广东粮食177亿斤，1958年减产15亿斤，1960年，农民粮食配给减少60亿斤，相当于八个月的口粮，吃蕉头、蕉根，甚至吃糠皮，许多地方一天一顿只有一两米。他想，与其让老百姓在这里饿死，还不如放他们一条生路，过香港谋生。但这时的红头文件却还是老一套说法，要求各地制止偷渡，对偷渡者要坚决收容遣送。

B

当时，英国当局限制内地人进入香港，当时香港300万人口，其中200万是广东人。很多家庭一半在香港，一半在大陆，叫人长期不见面，世界上也没有这样的道理。

这时，广东省已经开始反思，不能把逃荒者作为“盲流”，地方可以开证明让他们逃荒。这一年，针对中央指示“压缩城市人口”的政策，广东也自有安排。压缩？好呀，宝安老百姓不是想逃难，而是希望被“压”到香港去。陶铸当然知道老百姓所想，但他没明说，而是讲，我们广东少几十万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做，既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等经济情况好转了，可以再回来嘛，这不叫偷渡。

广州市委也有领导人说：“去香港也是压缩城市人口出路之一嘛。”政法委主任寇庆延对老百姓为什么偷渡说得更明确：“一是英国当局限制内地人进入香港，这是根本的原因。二是香港300万人口，其中200万是广东人。很多家庭一半在香港，一半在大陆，叫人长期不见面，世界上也没有这样的道理。”

现在，许多人对当时领导的这种思想还不敢相信，真的会这样吗？真的，这种开明的认识，来源于朴素的人道主义感情，共产党打天下首要的不就是要老百姓填饱肚子吗？！

1962年3月，省里决定，赴港审批权下放到公社和大队，换句话说，想走的都可以批。

这时，沙头角出事了，因为一条街分两边管辖，一是英国，一是中国，小孩滚个铁环也要到英国那边捡去，两个执勤的英军经常训斥我方的人，终于引起我方不满，一些调皮的孩子用弹弓打了一个英方巡警的眼睛。冲突由此而起，双方的人员立即冲到界碑之前，持枪对视，气氛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地步。那时有规定，如发生重大事件，宝安可以与省里高层联系。宝安书记李富林立即拨通陶铸的电话请示，回电说：“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发生冲突。”

第二天，陶铸从广州来到沙头角，听了汇报之后，陶铸气愤难平，说：“有什么了不起，放十万人过去，看他们怎么办？！老李，通知边防哨，把岗哨撤了。”什么？李福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陶铸见他不懂，再催，李富林说：“这……还是您通知吧，您是广州军区政委。”陶铸接过了电话。

第二天，老百姓下地时有所发现，边防的战士一个也没有了，一些脑子灵活的人立即高声喊，放人喽，放人喽！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大批的老百姓从各地涌来，一窝蜂地向香港方面涌去，爬山的爬山，过河的过河，到边界铁丝网，上千人一起呐喊，推掉它，几十米的铁丝网轰然倒下，几千群众排山倒海冲过去，第一批的百姓确实留了下来。逃亡的数字惊人，城市农村，大人小孩，1962年5月31日，宝安逃出1万1千人，东莞6月7日更是逃出2万7千人，增城、三水……都逃出不少，越滚越大。《广东省志·公安志》指出，每天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香港的都有四五千人，广州火车站的事件，正是这一事件的产物。

广州白云路的事件仍在继续，1962年6月5日，省长陈郁家里气氛沉闷，他知道白云路的火车站已经聚集两万多人，派去的警车被群众烧了，京广大动脉堵塞。此时坐在他家里的还有赵紫阳、林李明、曾生，以及广州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还有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广祥等人。此时，大家担心副市长孙乐宜的安全。他已带一队民警到火车站宣传，可广播车被推翻，群众泼上汽油焚烧。在陈郁家这个碰头会上，有人提议戒严，也有人反对。这时陶铸从广西回来，知道了情况，说：“什么内部矛盾，烧车，还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敌我矛盾！”6日起，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开进车站，衣衫褴褛的老百姓四处逃散，1600多名群众进了收容所。第二天早上，火车站空无一人。北京严令广东省委把偷渡的事情当作第一要任来抓，宝安的三个五政策停止执行。

一切又回复原样。

C

习仲勋对宝安县的干部说：“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冷冷清清，要下定决心改变面貌，让逃过去的人回到我们身边。”

1978年，“文革”已经过去，方苞成为宝安县委书记。这时又来一次偷渡潮，方苞自己也被红卫兵斗过，也看到宝安人民吃番薯粥，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政策总是摆来摆去，1962年，宝安偷渡的数字是12144人，可这次偷渡的是17456人。宝安此时30万人，在香港的也有30万人。为了反偷渡，生产队长、公社支书开会时都表态自己不会参与，“我们不会给社会主义丢脸”，可是……可是……没几天全跑了。1977年11月11日，省里在广州南湖宾馆开了一个会，王首道、焦林义、王全国，还有邓小平，听了关于偷渡的汇报，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哪里出错了？”

方苞知道了邓小平讲的这些话，也在深思。

过了没多久，新来的省委书记习仲勋会见县委书记，听到一个个汇报时说：“别汇报了，跟我到宝安，调查研究去。”

习仲勋一行进入宝安县，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很多耕地撂荒。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人、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在劳作。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 到了宝安县的深圳，更给人一种穷困的感觉。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两万多人口，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看到此情景，习仲勋的心头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在收留所有几个被反绑着的农民在地上蹲着。习仲勋要民兵把绳子解开，其中一个还有张小纸插在口袋，拿过一打开，是偷渡路线图，习书记问：“怎么要跑呀？”一个小青年望望（微博）习仲勋，说：“往香港跑的，每月几百块钱寄回来。”

习仲勋没作声，对方苞说：“要抓这里呀。”他指着脑袋，指加强思想教育。方苞也不知那来的勇气，说：“抓？香港人天天上茶楼，吃海鲜，我们天天吃番薯根。”习仲勋没有回话。

走到大队办的思想学习班，看到都是支书，习仲勋走到一个支书面前，问：“你说说，为什么都往香港跑？”那个中年人用广州话说：“呢个嘢好难讲既！”

习仲勋交代“三不”：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然后人群中听到一个声音：“我看，不要治……”

“什么？”他不懂广州话。方苞也感到奇怪。习书记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后说：“不治，人不是跑光了吗？”

“让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吗？宪法不是说居住自由吗？”

一句简单的话，令习仲勋没话说了。宪法，啊，宪法什么时候认真执行过？他心眼里佩服这个书记，没有发火，一句话深深触动他的思想。回去后，他对宝安县的干部说：“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冷冷清清，要下定决心改变面貌，让逃过去的人回到我们身边。”方苞此时也放心了，说：“希望书记能开口子，把过去搞错的东西回复过来。”习仲勋回答：“我同意，搞错的都搞回来。”

习仲勋视察宝安后，分析反偷渡外逃问题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不能把偷渡外逃当成敌我矛盾看待，大部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偷渡的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他严肃地批评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你们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省委常委最后统一了思想认识，实现了“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念的转变，对省委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进行改革开放，繁荣边境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逃港历险见闻

羊城晚报主任记者李小瑛诉说上世纪70年代在深圳当中学老师时身边“督卒”（特指偷渡港澳）悲惨事件—

为了生活 付出生命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从海南岛大丰农场中学调到深圳光明农场中学当老师。光明农场临近香港，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香港电视，接触到语速很快、图像光鲜的画面。这里的人崇拜香港。每天，都有香港货车过来农场运走农产品，香港的货车司机口气大得很，眼中的内地人根本就是一穷二白的可怜人。对比太强烈，天堂、地狱的分界如此清晰，做香港人成了不少人的人生目的。我在光明农场中学待了两年，听到最热衷的话题就是如何过去做香港人。有一次和老师们到水塘游泳，看到我娴熟的泳姿，她们十分惊奇我怎么还留在这里，为什么还不游到香港？

救生圈早已禁卖，商店的塑胶枕头买到断了货，吹胀气后就是一个救生圈，抱着塑胶枕头跳进冰冷的海水中，对岸的繁华支撑着多少人的梦想，淹死的、被鲨鱼咬死的时有发生。而从陆路逃港，高大的狼狗就能撕碎逃港者的梦想。面对狼狗，只好抱紧边防战士的裤腿。

我的老师同事中，丈夫、兄弟、姐妹……不少人有过逃港的经历，百折不挠，屡败屡战。有个老师的老公已经逃港多达7次，每次都被抓回来关进看守所。但他仍不死心，还在时刻准备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一天半夜，人声狗吠声连成一片，众人都被唤醒了。“抓住他！”的声音一声紧过一声，突然，几声枪声响过，一声惨叫，接着是撕心裂肺的哭声…… 原来是来自清远的一对准备逃港的情侣，走了几天路了，好不容易来到临近香港的地方，准备当天半夜趁黑“督卒”，民兵追截时开枪，男子中弹而死，女子被押看守所。

香港回归后，一群热心人士在当年最多偷渡人员死亡的大鹏湾立了一座纪念石碑，悼念那些逃港途中的亡魂。毕竟，他们曾为追求美好生活付出了生命代价。

广州市党校教授陈小玲述说当年华师附中同学、后来广州知青的“督卒”经历—

两种选择 百味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