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廷玉：聂荣臻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1949年11月，又被指定为代理总参谋长。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聂荣臻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负责全军的作战和军事工作。聂荣臻回忆说：“刚进城，我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尤其是代理总参谋长那一段，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聂荣臻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鞠躬尽瘁，敢于担当，做了许多开创性、奠基性的工作。他为新中国国庆阅兵，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聂荣臻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推进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军梦，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首任国庆阅兵总指挥，连续四年组织国庆阅兵，为新中国国庆阅兵积累了宝贵经验，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决定，10月1日在北平举行开国大典。7月间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为主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聂荣臻、新政协筹备会议代理秘书长林伯渠、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为副主任。筹备委员会拟定开国大典包括三大内容：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人民群众的游行欢庆活动。筹备委员会决定，以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刘仁等为副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杨成武兼任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副主任，具体负责各项工作。

开国大典阅兵是空前的，是第一次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展现国人面前，展现在世界面前，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受阅部队作为百万人民解放军的代表，要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表现出人民军队的英雄气概，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聂荣臻对国庆阅兵非常重视，尽管日理万机，身为阅兵总指挥的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国大典阅兵的筹备上。聂荣臻日夜忙碌，紧张筹备，力求万无一失，对阅兵的每项工和都做了周密的布置。

聂荣臻从华北军区部队抽调了步兵、骑兵、坦克兵、炮兵各1个师参加阅兵，还抽调了空军飞机、海空军部队代表、民兵参加阅兵。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聂荣臻多次主持会议，检查落实有关开国大典及阅兵的工作。他要求参加阅兵的部队要抓紧时间，严格训练，高标准、高水平完成任务。聂荣臻想得很细，对各阅兵方队如何组成，装甲车、坦克、汽车如何同步行进，有的车辆万一出现故障时如何补救，骡马失蹄、拉屎、拉尿的对应措施，飞机何时飞越天安门广场，晚上怎么放焰火等等，都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他一再叮嘱阅兵方队的指挥员：“这次阅兵是建国的第一次，还有外国人参加，一定要下决心搞好，尽可能搞出高水平来。”

聂荣臻还就开国大典时的防空问题做了重点布置。这也是他最为关注的一件事。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国民党空军的突袭也日益频繁起来。人民群众经常处于被空袭的危险和惊扰之中。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早在1948年8月9日，就提出了对城市要地实行“积极防空”的方针。

1949年4月，聂荣臻兼任平津卫戍区防空司令员后，对防空工作一直抓得很紧。他清楚地记得，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从青岛出动6架B-24型轰炸机飞到南苑上空，扔下了30枚炸弹，毁伤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这是一个惨痛教训。

8月15日，军委航空局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唯一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担负保卫北平的防空任务。开国大典的时间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也是出于防空袭的需要。聂荣臻向参加大典的部队全体人员发出了一道命令：正式阅兵那天，万一遇敌空袭，要原地不动，保持原队形。游行群众也事先被告知，遇有空袭不要乱跑，听指挥。对受阅骑兵方队的1978匹战马，则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如果这些马匹乱窜起来，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9月30日，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发布《开国大典阅兵命令》：“一、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日，特定于10月1日15时在天安门广场及其附近地区，举行北平卫戍部队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部队之阅兵典礼。二、凡驻扎北平之步兵、骑兵、炮兵、坦克装甲兵团、摩托兵团和空军、海军代表均参加阅兵典礼。”

10月1日，开国大典阅兵先后进行了分列式、检阅式，聂荣臻陪同阅兵司令员朱德乘车检阅了受阅部队。按照预定的方案整个阅兵典礼进行得很顺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社会各界人士都非常满意。。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接受全国政协的建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每年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每年的国庆都举行大型庆典活动，同时举行阅兵。

新中国开国大典阅兵，是我国现代阅兵式的蓝本。从1949年到1952年，聂荣臻连续4年担任国庆阅兵总指挥，组织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接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圆满完成了阅兵任务。聂荣臻组织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次阅兵，为新中国国庆阅兵和部队阅兵积累经验、奠定了基础，成为国庆阅兵的典范，至今，为国庆阅兵和部队阅兵所借鉴和继承。

二、参与组织和保障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6月下旬，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立即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并令其海军第七舰队悍然侵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朝鲜战争初期，毛泽东科学地预测到战争的发展趋势，洞察到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战争将变得复杂化，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未雨绸缪，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应变的战略措施。毛泽东指示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7月7日、7月10日两次召开军委会议，讨论国防问题，并就组建东北边防军进行部署。

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以部署在中原地区的作为国防机动部队的第13 兵团等部队共2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安全和必要时援助朝鲜的任务。

(一)参与组建东北边防军

作为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为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迅速落实组建东北边防军的任务，通知中南军区以第15兵团部为基础，组建第13兵团部，率第38、39、40军于8月上旬到达东北地区，与已在那里的第42军集结待命。8月5日，聂荣臻电令第1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待命出动作战。”但由于准备工作艰巨复杂，过于急迫，难以按时完成。于是，他在帮助中南军区为第13兵团调配干部、补充兵员和武器弹药、落实铁路运输计划等工作的同时，于8月18日再次电令邓华：“‘请加紧督促，务于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第13兵团按时完成了集结待机的任务。东北边防军（除第13兵团4个军，配属3个炮兵师、1个高炮团、1个工兵团，共25万人）的迅速组建和做好入朝参战准备，为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8月1日，东北军区向总参谋部请求，可否派部分高炮部队到鸭绿江大桥朝鲜一侧布防，以保护这座大桥。聂荣臻认为，鸭绿江大桥是中朝两国之间唯一的重要通道，一旦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8月2日，他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关于东北军区请示的问题，“经研究后，感到还是派出为好……因为鸭绿江的桥梁对我来说是必须保护的”。8月4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此后，经征得朝鲜方面同意，东北军区部队对鸭绿江大桥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战争进程中，美军飞机昼夜对这座大桥狂轰滥炸。聂荣臻一再指示部队设法保护好大桥。后来部队创造性地架设了一座与鸭绿桥大桥并行的水下桥，桥身隐藏在水面下，空中侦察不易发现，可以保障通行。水面桥炸断了不能很快修复，水下桥则始终未被炸断过。中朝之间的这条通道一直没有被切断，这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8月下旬，聂荣臻看到美国积极调兵遣将，预感到战局可能很快逆转，一旦中国被迫军事卷入，仅靠东北边防军的兵力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在请示毛泽东主席同意后，令第9和第19兵团预作准备，必要时支援东北边防军作战。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将第9兵团、第19兵团分别调至津浦、陇海铁路沿线，以作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

（二）参与组织志愿军出国作战

1950年10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虽然党内有不同意见，但最后经过讨论，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聂荣臻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全身心地投入抗美援朝战争准备工作中。10月2日，总参谋部接到情报，南朝鲜军于10月1日越过三八线。后又得知，10月7日美国侵略军不顾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大举越过三八线。聂荣臻将情报及时报告给了中央军委。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参战。

聂荣臻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担负起组织志愿军出国作战的任务。从志愿军编组、训练、集结、运送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到军工生产、伤病员安置、兵员补充等等，他都亲自过问，并与总后勤部和其他有关部门一起组织实施。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总参谋部经常根据前线的情况，提出作战方面的意见，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对聂荣臻代拟的作战电稿，看得很细、很慎重，经他修改批准后，发到前方。

第一次战役打退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进攻，稳住了朝鲜战局。聂荣臻为初战胜利感到兴奋。

10月27日，聂荣臻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为增强志愿军兵力，拟组织第9兵团入朝，干粮、棉衣等军需品正紧急补充，铁路运输计划也已经与滕代远商妥。毛泽东当天就批准了这个报告。11月7日，第9兵团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率领进入朝鲜，担负东线作战的任务。这对志愿军取得第二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在第二次战役发起之前，聂荣臻看到彭德怀报来的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案，认为非常正确，立即转报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批准了这一作战部署。

11月26日，第二次战役发起后的第二天，聂荣臻向毛泽东主席报告：根据彭德怀等前线将领的意见，建议“从未参战的关内国防军和公安部队中，用动员志愿军赴朝参战自动报名方式，抽调一批有作战经验的老战士前往朝鲜补充志愿军部队。这样，不但可以使志愿军得到有效的补充，而且可以在部队中作一次有力的抗美援朝的政治动员，以提高部队战斗意志。”

毛泽东主席第二天就予以批准。经过1个多月的动员，12万名兵员被补入部队。其中有4万多人是打过仗的老兵。这些兵员，分别编成32个补训团零8个独立营，于1951年3月补充到前线各部队。

1951年2月7日，中央军委鉴于朝鲜战争已经出现了长期化的态势，决定从国内抽调部队，轮番到朝鲜战争作战。为了贯彻这决定和支援志愿军进行第四次战役，聂荣臻加紧组织第3、第19兵团入朝参战。2月15日，以杨得志为司令员、李志民为政治委员的第19兵团进入朝鲜。3月，以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志愿军第3兵团入朝参战。这两个兵团及12万兵员的入朝参战，有力地加强了志愿军的作战力量。

第五次战役后，6月13日，聂荣臻向毛泽东报告，为了恢复经过第五次战役后的第3、第19兵团的战斗力，建议将这两个兵团各整编为两个军，各腾出一个军的架子回国接收补充的部队。 6月14日，毛泽东指示：“照办。望加速进行，争取6月底调配完毕。”接着，聂荣臻又组织了以杨成武为司令员、张南生为政治委员的第20兵团的入朝参战工作。这些生力军的到达，增强了志愿军的战斗力。

（三）参与组织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

后勤保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聂荣臻说：“严格地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

整个后勤工作是由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抓的，他提出了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1951年1月，周恩来和聂荣臻出席了在东北军区召开的志愿军第一届后勤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运输问题，运输已经成为直接影响战斗力的大问题。聂荣臻在会上首先肯定了后勤人员的工作，他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与我们后勤人员，与东北党政军民的支援分不开的。”他同时也指出了后勤方面存在的问题，“虽然东北准备了很多物资，但运输工具既少又不好，又有飞机轰炸，运不上去，仗虽然打胜了，但打得很苦”，“‘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后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要在朝鲜打败美帝，不仅是小米加步枪，还要加很多东西……后勤将随部队的进步而加重负担。计划性组织性要加强，没有计划、没有组织是不行的。”

3月21日，聂荣臻召开特种兵例会。他对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兵种的领导人说：彭德怀司令员前不久回京时提出，对付高度现代化的美帝国主义军队，我们也要进行联合兵种作战。这样，后勤供应问题更复杂，各部要在月底前完成联合兵种作战及其后勤保障计划。此后，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聂荣臻多次召集各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解决后勤保障问题。

志愿军后勤工作另一个大问题是武器弹药的供应。从1951年春天起，这方面的困难越来越严重。聂荣臻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办法，并组织实施。他还结合朝鲜战争与国内需要，提出了1952年国内弹药生产的三条原则：（一）凡制式武器的弹药，可扩大生产，以满足各方需要，到1953、1954年再视情况缩减生产。（二）虽是制式武器的弹药，但不易长期保存的，在满足朝鲜战场需要后可酌量减产。（三）凡非制式武器的弹药，只满足朝鲜战场需要，尽量减少生产和库存。这份报告，先后获得周恩来、毛泽东批准。聂荣臻在回忆录里说：朝鲜战争“往往一次战役就要消耗很多物资，1953年夏季攻势中，一次20多分钟的火力急袭，就用了弹药1900多吨

尽管美军凭着绝对的海空军优势和火力优势，但始终未能切断志愿军的钢铁运输线、瘫痪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为了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做好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并成立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逐步好转。

（四）参与组织志愿军轮换入朝参战工作

志愿军在朝鲜连续几次作战，十分疲劳，得不到休整和兵力补充。第三次战役后，志愿军刚刚转入休整，敌人马上进行反扑。这时，如何解决志愿军的休整和补充问题，便成了能否坚持长期作战的重大战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开始拟制志愿军轮番作战的计划，即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的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

1952年9月，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聂荣臻开始组织志愿军大规模轮换入朝参战的工作。9月10日，聂荣臻给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杨得志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甘泗琪写信，发出《关于入朝部队轮换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为使国内部队获得对美帝国主义军队作战的锻炼，同时又照顾到出国作战较久的部队能得到必要的休整，决定选调国内部队以军为单位进行轮换。” 从1952年秋开始，部队大批轮换入朝作战。

1952年12月5日，聂荣臻又向毛泽东、彭德怀建议：“为使国内各机关干部取得朝鲜战场的实战锻炼，拟组织机关干部实行分批轮换”。 由总参谋部及各大军区司令部机关干部去朝鲜分别换回志愿军司令部及各兵团司令部机关的人员，时间约到1953年夏换完。政治工作及后勤工作干部也分批轮换，由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分别拟出计划后实施。毛泽东12月6日指示：同意这个计划。

实施部队和机关干部轮换到朝鲜战场，使部队干部、战士和机关干部得到了实战锻炼，积累了与现代化敌人作战的经验，同时也使作战部队得到休整，提高了志愿军的战斗力。这有利于部队的实战锻炼和促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经过中朝军队两年零九个月的作战，1953年7月23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聂荣臻在回顾和总结抗美援朝战争时说：“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我们虽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战胜了头号帝国主义强国，不但支援了朝鲜同志，也保卫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而且取得了现代化战争的可贵经验，促进了我军建设。”

三、参与领导全军复员和整编工作，为人民解放军的精简整编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解放战争后期作战任务的完成，使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50年，人民解放军总人数达到550万。在和平时期，保留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显然是不合适的。

1950年4月，毛泽东致电各野战军领导人提出：军队分批复员，以减轻人民负担。他指出：“应积极地提出复员是为了返回家乡发展生产和建设民兵”。

根据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军委和各大军区协商，最后确定军队保留总人数为400万人，以便省下经费来加强海军、空军和技术兵种的建设。

(一)参与组织领导全军复员工作

1950年5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军参谋会议，对整编复员工作进行了部署。聂荣臻在全军参谋会议上作了复员工作动员。他指出：希望各单位切实重视，把复员工作当做大事来抓，要做好复员战士的思想工作，并切实注意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聂荣臻强调，在复员工作中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完全从政治出发，把老战士都留下来；二是完全从精壮出发，把久经战火考验的老战士都复员。要求保持新老成份的适当比例，这样才不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聂荣臻反复说明，战士复员不是军队不要他们，而是需要在新的条件下去发挥他们的作用。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只要工作做到家，复员战士就会成为建设国家的积极力量。过去天下是他们打的，现在还需要他们来建设。离开部队以前，一定要开好欢送会。在评功、入党、入团等问题上优先考虑复员军人，给他们以政治上的荣誉感，一定要使他们积极愉快地走上新的岗位。在物质上要给以一定的报偿，发给一定数量的小米和布匹作为安家费用。有病有伤的要给予治疗等。

全军参谋会议后，1950年6月24日，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的报告。6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颁布了这个决定。

《决定》指出这次复员工作总原则是服从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需要；对复员军人的待遇作出了具体规定；还具体规定了各大军区完成复员的期限。

根据《决定》中关于组织领导的有关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与政务院，共同组织了中央复员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统一处理复员人数、时间、回家生产补助费、地方欢迎安置等项问题”。

中央复员委员会拟定了复员工作大纲，以中央军委主席和政务院总理的名义颁布了复员工作条例。中央复员委员会确定复员的原则是：干部不复员；对每一个复员战士，务使各得其所，尽量做得让人人满意。地方各级也成立了复员委员会，具体负责复员战士的安置工作。

为了加强对复员军人的教育，聂荣臻和复员委员会提出了复员军人的四项守则：（一）保持革命军人光荣，争当劳动人民模范。（二）爱祖国，爱人民，遵守政府法令，爱护公共财产。（三）勤劳生产，节约互助。（四）不骄傲，不居功，虚心向群众学习，遇事和大家商量。

聂荣臻和各级复员委员会做了一系列工作，使复员军人高高兴兴，没有复员的军人也高高兴兴。地方青年一看，复员军人回乡这么光荣，也踊跃报名参军。许多老人说：“过去国民党用抓、买的方法搜罗壮丁，造成社会动荡不安。而现在自愿送孩子参军，还这么难，比选个女婿还难。”

经过这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全军总定额有了很大的压缩。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满怀深情地说：“我军广大指战员，南征北战，战争刚刚结束，就置个人和家庭的困难于不顾，立即投入艰苦的生产劳动，为医治多年的战争创伤，渡过经济难关，流下了大量汗水。他们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们感动不已。”

至1950年底，全军完成复员任务约60万人（包括6月底前，中南军区和华东军区复员、资遣30万人）。尽管因抗美援朝战争未完成原定的复员150万人的计划，但这次复员工作做得周密、细致、具体，既保证了国家建设、军队建设的需要，又使复员者和接收单位满意，为后来军队的复员工作积累了有益经验。

（二）参与组织全军整编，统一全军编制体制

精简整编的另一项工作就是统一全军的编制。战争年代，全军的编制极不统一，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这种现象必须改变。

聂荣臻十分重视军队的编制工作。他认为“为了使全国的国防军统一起来，就必须确定统一的编制序列”。

1950年5月，聂荣臻在全军参谋会议上提出陆军编制：“以师为单位，并保持军的指挥机构，其编制要比过去精干简单”，“整编后的军、师，统归各大军区直接指挥”。 有解放台湾和剿匪任务的步兵师、团，分别编配炮兵营、连。大口径火炮编成独立的炮兵师、团，属各大军区。

1950年5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聂荣臻关于部队编制原则问题报告上批示：“同意各项原则，即可照此拟定编制表。”

根据全军参谋会议精神和毛泽东主席的批示，聂荣臻领导总参谋部制定了《国防军陆军部队军暂行编制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区暂行编制表》，经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委员会批准，分别于1950年10月1日和1951年5月1日颁布执行。

由毛泽东主席签署颁布的《国防军陆军部队军暂行编制表》命令中规定：国防军以为军指挥单位；军以下都实行三三制编制，即每个军3个师，每师3个团，每个团3个营，每个营3个连。《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区暂行编制表》规定，全国统一成立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领导地方的武装工作。

在这次整编中，全国各级军区和陆军各军，按照上述编制表统一了编制。这是人民解放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军统一了编制。

四、参与领导组建各军种兵种领导机构和军事院校，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单一的步兵型军队，后来虽然有了一些特种兵，但为数不多，且没有独立的领导机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环境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开始着手领导建设诸军兵种合成军队。

毛泽东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就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1950年9月，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并把建立强大的国防军与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作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件大事的重要地位。 同月，毛泽东为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题词：“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开始了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的历程。

聂荣臻主持总参谋部工作以后，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 就加强军兵种机关和军事院校建设提出建议。1950年3月10日，聂荣臻就军事机关及学校建设问题等给毛泽东写报告：（一）继续加强海、空军司令部建设，筹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并提出军兵种领导人选建议；（二）总参除加强作战、情报部外、组建通信部、军训部、军校部；（三）总后勤部与华北军区后勤部分开，组建军需、军械、财务、运输、卫生部；（四）筹建总干部管理部；（五）加强航空、防空、测绘、机要学校和军医大学，筹建炮兵、工兵学校；（六）筹建陆军大学（军事学院）使之成为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培训中心，储备与深造高级军事干部，请刘伯承主持。

以上建议，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批准，陆续组织实施。

当时，总参机关是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人数很少。随着军队建设的不断深入，总参机构不健全的弊病逐渐显示出来。尽管聂荣臻建议新设了通信部、军训部、军校军，但是总参机关没有专管军务和动员的部门，这对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以及将来过渡到义务兵役制等都是个大问题。他在参考了苏军总参谋部的编制后，提出了尽快组建军务部的方案，获得批准。

一年多的时间里，聂荣臻除了健全总参各部外，还抓了军兵种建设。在空军、海军领导机关建立的基础上，在1950年8月至10月的3个月中，建立了炮兵、装甲兵、防空军领导机关。1951年3月，又成立了工兵领导机关。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增加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等新的军兵种。聂荣臻感到：“这些军兵种领导机构的建立，使我们在现代化建军道路上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需要有一大批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现代军事素质的人才。自50年代初起，随着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任务的提出，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对建设现代化军事院校十分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7所航空学校和1所海军学校，后来又建立了防空学校、测绘学校、军医学校等。在聂荣臻的建议下，又新建了一批炮兵、工兵、装甲兵学校，以培养技术兵种干部。各军区筹办了步兵学校或高级步兵学校，用于培养初、中级军政干部。中央军委在南京成立了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培养我军高级和中级军政干部。聂荣臻回忆说：“它们陆续建立后，培养出了大批干部，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聂荣臻对全军的文化教育十分重视，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军事报告中，他提出人民解放军今后要努力提高文化水平，在三年之内，改变部队中的文盲状态，使全体战士达到高小毕业的程度。

从1950年起，全军各大单位都办起了文化补习学校或补习班，有的单位还办了速成中学或小学，部队招收了一批知识青年到营、连当文化教员，全军掀起了向文化大进军的高潮。部队战士们经过3年的文化学习普遍达到了高小以上文化程度，有些达到中学或更高的程度，为我军掌握现代化技术装备和开展军事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参与领导制定条令条例和军事制度，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立正规化的军事制度，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军队的一个重要方面。革命战争年代，由于长期处于分割状态，部队的规章制度都是各战区自己制定。新中国成立后亟须取得统一。毛泽东指出：“全国胜利后，为了实现国防军正规化近代化的新任务，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动作，统一制度就成为全军的一致要求。”

制定各种条令条例，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从1950年起，聂荣臻就要总参谋部抓各种条令条例的制定，当年就搞出了暂行的步兵操典，虽然很不完备，但新中国建立以后，总算有了一个比较适合人民解放军传统和现状的全军统一的操典。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聂荣臻抓了共同条令的制定工作。军委训练部和总参谋部成立了编修委员会，编写了共同条令。1951年2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以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的总参谋部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纪律条令(草案)》和《队列条令(草案)》颁布全军试行。毛泽东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在批准颁发上述三个条令(草案)给各大军区、各特种兵首长指示中指出：“兹制定队列条令草案、内务条令草案及纪律条令草案，着由总参谋部颁布全军试行。”“俟我各部队在实际体验中提出意见，经军事训练部加以收集并予以修改后，再送军委主席核准，然后正式下令颁布。” 经过两年多的试行和征求意见，编修委员会对上述三个条令(草案)进行了修正。1953年5月1日，毛泽东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颁发试行。聂荣臻回忆说：“这些条令、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对我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建立正规化的军事制度，必须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使部队有高度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纪律性。毛泽东强调指出：“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实现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

为了适应现代战争多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要求，为了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实行军衔制已势在必行。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

1953年2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全军军衔实施委员会，指定聂荣臻任主任，参与领导草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制定军官服役条例及实行军衔制，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的涉及面很广，问题又非常具体，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聂荣臻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是靠动员群众自愿参军扩大兵员的，参军之后，长期在军队服役。这在当时条件下是正确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不如此，就不可能使部队的兵员获得保障，因而也就不可能进行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全国政权建立后，要求人民解放军要有相当数量的现役部队，国家还要积蓄雄厚的训练有素的预备兵员。因此，必须实行一种新的兵役制度，即义务兵役制。实行义务兵役制以后，国家就可以有大量的训练有素的预备兵员和足够的预备役军官，平时只要保持国防必需的兵额，可以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一旦有了战争，就可以迅速组织起强大的武装部队，保卫国家安全。

聂荣臻一直在思考着兵役法和军官服役条例的起草方案。这两个法规草案最早是由苏联军事顾问帮助制订的。当时因为忙于抗美援朝，没有顾得过来，拖延了一段时间，待朝鲜战争的形势有所稳定后，才发现苏联顾问起草的草案有许多地方与中国军队的情况不大相符。聂荣臻参与这项工作后，对此曾做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最后，决定由唐永健协助他完成草案的起草工作。

1953年12月，经毛泽东批准并指导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我军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军衔制三大制度，以加强军队的正规化建设。

聂荣臻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一起研究关于组织编制问题的报告提纲。在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聂荣臻参与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薪金制、义务兵役制等重大问题的决策，并在会上做了《关于组织编制问题的总结》报告。

1954年6月上旬，聂荣臻出席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的第三十次会议。6月19日，聂荣臻又出席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聂荣臻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15日至28日，聂荣臻在全国人大第一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又被任命为国防委员副主席。在人大会议上，聂荣臻将兵役法草案、军官服役条例提交大会讨论。为了更好地、全面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聂荣臻到会参加了小组讨论，并就大家提出的有关问题作了必要的说明。会议结束后，他根据各方的意见，组织人员对草案和条例作了补充修改。1955年2月7日，聂荣臻在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说明，经常委会讨论修改后，兵役法草案及军官服役条例于2月15日向全国公布。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给元帅授衔典礼在北京中南海隆重举行，聂荣臻被授予元帅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实行军衔制、义务兵役制等制度，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正规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

聂荣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聂荣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我们今天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实现强军目标的实践中，仍具有现实意义。聂荣臻关于军队加强军队院校建设，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的理论，对于我军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聂荣臻关于加强条令条例和军事制度建设的理论，对于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和依法治军仍具有指导意义；聂荣臻关于做好军队复原工作和精简整编的理论，对于我军即将进行的编制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聂荣臻关于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理论，对于我们做好未来反侵略战争，仍有许多可以吸取之处。

聂荣臻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在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使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