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4 深圳改革往事

六位老“拓荒牛”追忆早期拓荒岁月

口述时间：2014年10月16日 口述地点：罗湖区银湖1号

本期采写：深圳晚报记者 赖丽思 实习生 张玥婷 刘姝媚 易萍萍 前期统筹：越众文化 郭倩 后期统筹：赖丽思

一般情况下，老领导出场时，由于原有身份不同，排名会有先后。但在10月16日，深圳市政协在银湖举办的座谈会上，周鼎、方苞、邹尔康、罗昌仁、刘波以及李定这几位老领导娓娓道来昔日改革历程时，无一例外把状态回归了他们当时最本质的一个身份——特区建设早期的拓荒者。因此，我们也按照特区建立前后的发展脉络进行叙事，记录他们在各自领域亲见、亲历、亲闻的改革之举。

无论是为遏止“逃港”风潮而实行农村改革，还是大胆革新招聘制度的人事改革，还是从废除票证为切口的经济制度改革，这些举措或是后来特区深化改革的起端，或为后面的改革扫平了障碍。

经历岁月风霜，几位老拓荒牛早已将这些曾激动人心的往事进行了沉淀，如今用一种平静的语气叙述了出来。从中我们会发现，改革的成功其实需要多种合力铸就——有中央政策的支持，有改革者“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也有在改革进程当中，永不止步的摸索与创新。

壹

靠贷款推动基建遍地开花 特区发展有了“造血”机能

口述人物：周鼎

1927年生于江苏阜宁。1981年从广东省国防工业办公室任上调到深圳，曾任深圳市委常委、副书记、副市长，人大筹备组组长，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等。

特区初创时期，大部分都是荒山野岭，我们想要外引内联，必须要搞基础建设，做好“三通一平”给外商和内联企业创造好的投资环境。

由于当时要先有项目才能拿到资金，如此一来就有了矛盾：没有外引内联的项目，就拿不到建设的资金；没有资金搞基建，就没法外引内联。怎么办？后来经中央批准，我们采取了向银行贷款的方式，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

中央确立深圳为改革试点

贷款办特区这一具有开创性的举措，在我看来，正是国家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逐步探索中，契合改革逻辑的一环，前因后果要从中央为什么要办特区开始追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出来全面主持工作，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中央为此召开经济工作会议进行研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和主管省计委工作的王全国参加了会议。会上，习仲勋同志提出，“文革”前，香港副食品、农产品和生活用品都由内地供应；但“文革”期间，内地出口中断了，香港改为向日本、泰国等进口。由此造成国内外汇紧张，习仲勋同志提议：“首先要把港澳的外汇争取过来，要搞生产。”经中央同意，在广东省宝安县的基础上，成立深圳市，时任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来当市委书记，开始搞农副产品供应香港来创汇。

此后，中央又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确定让福建和广东先行一步，对外开放。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解放思想，小平同志提出了成立经济特区。

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第一任书记是吴南生同志，以他为核心的第一代市委班子核心工作是解放思想、对外开放，将经济工作搞上去，首先搞个对外的港口加工区。

为加深改革，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靠拢，当时中央给特区定了向“四个窗口”（技术、知识、管理和对外政策）迈进的方向。

通过资金滚动办起特区

第一代班子8个月就拉开了改革开放序幕，建设特区的重任交到了以梁湘同志为首的第二代班子的肩上。我是第二代班子成员之一，1981年来深圳，一来就是“管钱”。

当时，中央除了给特区一系列政策外，还给了1.5亿元贷款，但只是杯水车薪。为此，我们向中央请示解决之道，在中央的支持下，我们通过贷款的形式，引入资金生产建设，通过税收和出口赚取利润来还贷款，再投入生产……如此循环反复，特区建设资金就有了“造血”机能。

当时向银行贷款也不容易。我把各大银行行长请到深圳商议，当中有行长问我怎么还？我说：“愿意长期贷款的，我就长期偿还；愿意短期贷款的，我短期内就偿还。”其实我是想了一个办法：以半年期为例，上半年向浙江贷款，快到期了，我就向江苏贷款还浙江的，等江苏的贷款快到期了，我再向上海借款还江苏的……

靠贷款滚动起资金后，当时特区内是327平方公里，其中中心区56平方公里的基建工程遍地开花。由于原来宝安县建设人才缺乏，我们又想了一个办法：以前计划经济，中央有些部委的人才并没有充分利用，我们去跑了包括铁道部、化工部、纺织部等数十个部委，请他们派工程队到特区承办工程。在各部委支持下，这些施工队伍纷纷南下，特区有了40万人的建设大军，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

贰

农村改革让农民致富 “逃港”难题迎刃而解

口述人物：方苞

1931年出生于广东东莞县。1973年开始任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1979年至1983年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时设第一书记），副书记，同时兼任市政法委主任和宝安县委书记，1984年后调往珠海以及省里工作

深圳建市后，我分管政法、三农工作。群众非法偷渡到香港谋生等现象屡禁不止，一直是困扰着宝安县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建市第一年，曾出现一天两三万人偷渡，归根到底是因为“穷”。推进农村改革，使农民尽快富起来，遏制偷渡风，为特区建设创造良好环境，成为当务之急。其效果之好、影响之深远，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种植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

改革，从农村的管理体制开始。从1978年开始，宝安已经有些公社试行包产到户，却受到外界的质疑、责难。我到坪山公社调研一周，向市委汇报、统一认识。虽然当时上级文件是不准包产到户的，但市委还是支持农村干部群众这种敢闯的精神。到了1980年，包产到户已经遍及全市，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大批劳动力从“吃大锅饭”的公社管理体制下解放了出来。

1978年夏天，习仲勋同志视察宝安后，我们在莲塘村香港新界的插花地上，与香港五丰行合作办起第一个年产10万只活鸡的示范鸡场，并以此作为培训境内养鸡场人员的实习基地。到了1981年， 深圳市内新建的规模达5万只以上的养鸡场达27个，活鸡出口量从1978年前的4万至6万只增长到114万只，1984年达600万只，到1989年达1800万只，约占香港市场的1/3。出口一只活鸡，农民有2元利润，农民年均收入增加了几倍。同时，我们还引进外资挖塘养鱼、租地种菜；1981年，又放开“三鸟”、塘鱼及果菜的外贸收购价格，以促进种养业的发展。深圳农村从包产到户、分散经营、自给为主的模式率先向种植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方向迈进。

引进外资实现农村工业化

为了更好地利用特区优惠政策的辐射作用，1980年和1981年，我们先后起草《深圳市农村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若干规定》和《关于恢复宝安县建制几项政策措施》，经市委审核同意公布实行。这两个文件规定，“社队兴办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免征所得税三年”，“鼓励特区与县、社联合办厂（场）办企业”，特区政府“引进外资、‘三来一补’企业尽量放在宝安县去办”，“特区内的企业也尽量采取发外加工，设立分厂，委托承包等形式，将部分加工生产任务交给县、社企业经营”，宝安农村上述企业可“享受特区企业同等待遇”以及“县成立进出口服务公司，直接办理本县地方外汇进口业务”，外资“三来一补”项目由县审批等等，这优惠政策措施，有力地推进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

1979年，宝安县引进“三来一补”企业170多宗，利用外资1500万美元，工缴费达1000万人民币，到1986年，已经增长了几十倍；在内联企业方面，到1986年，全县与国内20多个省联合办工业达100家，至1990年已达302家，总投资9亿多元人民币，年均递增62.27%。

由于深圳的农村率先实行了改革开放，1981年，不少社、队已经出现了万元户，全市农村从中看到了希望，农民已经不偷渡香港了，原来偷渡香港的村民回来定居的也逐渐增多。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农村的一般收入还超过了香港一般居民，困扰我们几十年的偷渡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叁

创国内人才招聘先河 五万“大军”南下深圳

口述人物：刘波

1926年生于兴宁。1981年从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任上调入深圳，曾任深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组织部部长、政协副主席等职

特区初创时期，人才奇缺。那时人事制度尚未改革，外调干部是件很困难的事。按照规定，调进干部单是一级级地办理调动手续就需要半年以上，而特区刚开始建设又急需大量的人手。再加上新生的城市，到处还很荒凉，干部一看都不愿意来。就算我已经有了十余年的组织部工作经验，一样在招人的难题前屡屡碰壁。

招不到人屡遭批评

记得1981年，我刚来深圳不久，时任市委书记梁湘让我去广州调300多名干部过来。我想着自己在省里已经当了那么多年的组织部副部长，这事“小菜一碟”，就拍着胸口说：“没有问题。”第二天我就去了广州，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一听是深圳，就嘀咕说：“太荒凉了，不去。”

没有办法，我就去找我熟悉的、优秀的人，没想到他们避之不及。那些被我点到的人，都说我是“衰人”。折腾了近两个月，才招来了20多个人，差了好大一截。回到深圳，梁湘眼看到处要大干快上又没有人，心急如焚之下，说我这个组织部长干了一辈子还招不到人，简直就是“窝囊废”。

我一辈子都受表扬的，从没挨过这么重的批评，但自知理亏不敢吭声，只能积极想办法解决这个燃眉之急。经过反复商量，我与组织人事部门的同事研讨出了一套方案——向外公开招聘干部。

但此事需要中央组织部“开绿灯”。1981年底，我遵照梁湘的嘱咐，带队前往北京向中组部汇报，得到了中组部领导的大力支持，批准我到12个城市去招聘。那一年春节我是在北京过的，得知消息后高兴地跳起来，马上给梁湘打电话，他也很兴奋，说：“解决了招人的大难题啊。”

干部来特区有房住

1982年初，中组部正式下了文件：只要个人自愿报名，深圳的招聘组也想要，当地组织部就要通知原来的单位放行。那一次，我们顺便在北京招聘了一批优秀的骨干人才。

其实，此时距离上次在省里招聘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特区还是一样的荒凉，为什么这一下又有人自愿报名了呢？因为我们在商议引进人才优惠政策时，想到了一个具有诱惑力的条件：干部来了特区就有房子住，比如高级工程师或处级干部住三房一厅，工程师或科级干部住两房一厅。虽然房子还没有，但由于当时住房很紧张，那些知识分子一听有房子住，眼睛都亮了。

但承诺好的房子怎么解决？当时我去找主管基建的罗昌仁同志，告诉他如果没有房子的话，招来的人恐怕都留不住了，他满口答应帮我解决。后来干部们来了之后果然都有房子住。我觉得很神奇，好像他变魔术一样把房子变出来了，他说是周鼎同志找来了资金，才把房子建起来的。

就算有了政策有了房子，招人也不是一帆风顺。毕竟人才是每个地方的宝贝，把别人单位的优秀人才挖走了，就像挖掉了人家的心头肉。所以我去好些地方招聘，还没自报家门，我的名声早已传到了各地组织部那里了，人家知道“是刘波来了”，都躲着我。

这也难不倒我，我一方面上街贴招聘启事，一边又登报招聘，还积极跟当地人事部门示好。后来报名的人还是很多的。1983年，我们在上海招聘时，得知著名艺术家祝希娟有意到特区发展，我赶紧亲自上门去拜访，她反复考虑后，毅然表示愿意到特区来出一份力。祝希娟到深圳的事情很快就被媒体报道出来了，结果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来报名的人纷沓而至，“招人难”的局面一下子就扭转了，我心里乐开了花。

到了1985年，我已为特区招到了57000名人才，招聘工作总算告了一段落。其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开始组织人事制度改革和劳动工资制度改革。跟招聘制度改革一样，我们又开始了另外一个领域的探索。

周鼎：

我们是共产党员，以改革开放为分水线，前30年是计划经济，后30年是市场经济。前30年经历了时代的跌宕起伏，风雨不断，应该总结这个经验教训；到了后30多年，改革开放充分迸发了经济发展的生命力，靠着中央到各地，靠着广大的人民群众，做成了好多轰轰烈烈的事。如果没有好的政策，是无法想象能有今天的。至今深圳的9任市委班子都干得非常漂亮，在今后深化改革的方向上，要继续发挥人的积极性，要继续敢于承担，把深圳往新的发展方向推进。

方苞：

深圳为什么能创造全国的奇迹，主要是“五个结合”：第一是敢闯精神和求实精神相结合，既敢闯敢干，又实事求是；第二是借鉴外国经验与重视本地实践的结合；第三，领导与群众的结合；第四是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结合，就是“外引内联”相结合；第五是国家利益与群众利益相结合。过去，五个结合能创造奇迹；我相信今后坚持五个结合，也能创造奇迹。

刘波：

从年纪轻轻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开始，我当了大半辈子的组织部长，只懂一件事——管人。回想我在特区的那段招人的经历，我非常感慨，当时确实是敢干，冲破了那些僵化的条条框框，虽然个中也有辛酸。当年的领导班子很团结、很实干，几年时间就把特区风生水起地搞了起来，而且说到就做到，这在中国是个“奇迹”。我这一辈工作最愉快的时光，也是在那段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