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深圳开放的两次思想解放

1980年，深圳建市，在梁湘、周鼎、周溪舞、林江、罗昌仁、刘波等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者带领下，“深圳速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快速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代名词。深圳建市的背景还有哪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早期的创业者们都经历了怎样的现实与思想两方面的艰辛历程？围绕深圳开放的两次思想大讨论都有哪些前因后果？中国经济时报《经济记忆》栏目将以系列报道的方式，走访那些早期的创业者们，记录他们在改革开放先驱道路上留下的足迹。

本期《经济记忆》专访了1979年到深圳工作的原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波。他向中国经济时报讲述了深圳初创的艰辛和特区性质的两次争论。

深圳建市

1979年春天，中央派出调查组，到深圳地区调查这里适不适合搞改革开放。当时，刘波在广东省委组织部工作，为配合调查组开展工作，刘波作为陪同者随调查组一起来到深圳。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中央调查工作组，要在这个地方调查了解搞开放改革行还是不行。

“那个时候深圳还是沙田一片，大沙田，我们的工作，就是从到这里支农开始的。这里大片大片的都是农田，我们从插秧开始，有农活就干。要在这个地方搞中国的经济特区，行不行？说真的谁都不知道，这里除了山之外全是大沙田……这次调研之后，工作组回到了北京，过了不久就听说要搞经济特区了，于是，我就成为第一批干部，留在了深圳，开始做特区了。”原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波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讲述自己当年在深圳的工作时，老人情绪有些激动：“我来那年是1979年，很早的，深圳组建班子的时候已经是1980年了，我们是第一批特区干部，主要领导人有梁湘、周鼎、周溪舞、林江、罗昌仁和我（记者按：深圳建市首任市委书记、副书记分别是张勋甫、方苞。梁湘1981年2月就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1981年10月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市），刚开始是我们五六个人，后来是七个人，现在这些人死得也差不多了。”

说起这些当年的老伙伴，刘波开始流泪，然后自己极力控制情绪，顿了一会继续说：“唉！那个时候你还小，你不知道，你还没有出生呢吧？那时因为没有人愿意来这里，于是我到部队去要了一批工程兵。大家分工，我到组织部管人，梁湘是一把手，管全面的；周鼎是二把手，三把手是周溪舞，梁湘已经去世了，周溪舞也去世了；四把手是罗昌仁，现在还活着；五把手是林江，林江管宣传，也去世了，现在好几个去世了，我们六个人剩下没有几个了。”

深圳建特区的构想，起因1978年10月袁庚赴香港招商局主持工作后，思考突破困局的办法时，提出的建设蛇口工业区的设想。袁庚到香港后，想扩大招商局船务事业，在香港买块地，不过，让他丧气的是，即便退而求其次跑到澳门，也同样发现这里的土地价格不是他们能承担得起的。1978年的香港土地价格之高，仅次于日本东京，中心区每平方英尺地价已至1．5万港元，郊区工业用地也达到每平方英尺500港元以上。

打消在香港买地的念头，袁庚寻求变通的办法。在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的支持下，以交通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央提交报告，申请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的优势，放手利用外国资金。很快，这份报告得到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时任中共中央副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手脚可以放开些，眼光可以放远些，可能比报告所说的要大有可为！”

得到中央的批准，袁庚提出了在内地筹建后勤服务基地的设想，勾勒出了他的早期蛇口工业区构想的轮廓。1979年新年期间，袁庚将自己关在职工宿舍，修改、补充，完成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招商局初步选定在宝安县蛇口?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