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

黄一兵:试析1977年至1979年中国领导人出访活动的作用和影响

发布时间:2014-12-29 20:54 作者:黄一兵 浏览:118次

“文革”结束后,举国上下都有改变落后面貌、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1977年后,中国的出访活动呈迅速增长的势头,就是这种发展意愿的集中体现。1977年至1979年期间,中国领导人以及各类代表团的出访活动,恰好贯穿于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过程之中。与之相配合,出访活动的内容也从最初主要服务于技术引进的需要,逐步转变为服务于改革开放启动大局的需要。

一、出访活动与改革开放的酝酿

“文革”结束后,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这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利用国外的有利因素,加快经济发展。出访活动的增加,首先与中央作出的加快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重要决定直接联系在一起。

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指出,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破除“四人帮”对所谓“洋奴哲学”的批判,大胆引进一些新技术和新设备,进口一些我们短缺的原材料。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呈交的《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这份汇报提纲强调指出:国外的先进技术,要把它拿来。引进一些为发展我国基础工业、国防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机械化以及科学事业所迫切需要的成套设备和新技术,是为了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什么都要从头摸索,就会放慢我们一些工业技术的发展,那才是真正的爬行主义。全国上下都要响应号召,树立雄心壮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聪明才智,抓紧时间,把我们急需的国外新技术学到手,把学习和独创很好地结合起来。

7月17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了为期8年的新技术和成套设备引进项目规划。规划指出,在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和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除抓紧把“四三方案”【1972年2月,周恩来取得毛泽东的同意,批准了国家计委经李先念、余秋里等提交的关于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报告。报告建议利用当前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西方国家进口13套大化肥、4套大乙烯(即石油化工厂)和1套1.7米轧机等重大成套设备,共需外汇43亿美元,所以称为“四三方案”。】中在建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外,拟围绕长远规划的目标和任务,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为了配合引进工作的开展,国家计委在规划中特别强调,要吸取过去引进工作的经验教训,加强对国际情况的了解,充分掌握与引进项目有关的各方面情况,通过新一轮的各类引进工作,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很快批准了这个规划。

在上述背景下,经中央的统一部署,对外出访活动迅速增加。在这些出访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就是各类科技代表团的出访,它们直接承担了考察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任务;同时,与科技活动联系密切的各类教育代表团的出国访问和考察也迅速增加。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为发展我国经济而进行的各类出访活动,对于科技和教育类的出访活动在思想上给予积极引导,使得出访活动向大规模、深层次方向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出国访问和考察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亲眼看到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变化,深感中国与世界发展水平的差距,深感加快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发达国家要进行产业升级、转移旧产业,为我国加快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认识到知识和科技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中国的发展,不仅要依靠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建设经验,也要解放思想,借助和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1978年后,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促进了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而这一新探索由于出访活动的增加而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从这时起,出访活动不仅在规模上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在规格上也明显提高。整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出访活动中,高层出访活动迅速增加就是从1978年开始的。出于抓住机遇、尽快改变落后面貌的目的,出访活动的目的性更加明确,就是通过增强与发达国家和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的联系和交往,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建设经验。1978年至1980年对发达国家出访年平均增长率为57%,是增幅最快的;对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出访年平均增长率为41%,位居第二。【黄一兵:《邓小平与新时期改革事业的启动―――以对外交往的转型为线索》,《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32页】

1978年2月,在中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案)》的会议上,邓小平建议,对于欧洲共同市场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对于共同市场,对于日本、美国,要专门成立一个班子,不干别的事情,集中力量,专门研究。要注意国际动态,现在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总之,要抓紧时间,多争取一年时间都合算。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挪威外交大臣时说,战略上,我们的观点明确得很。我们对于自己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要研究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肯定有些我们是不要的,但是为工农业服务的,有些领域我们现在是没有的。4月,在中央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他又一次强调,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在上层建筑方面、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页】

对不同发展类型国家建设经验和办法日益理智的态度,促成了1978年5月中国政府西欧五国访问团的成行。这次访问,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中国政府名义派团访问西方发达国家。出访前,邓小平专门找代表团主要负责人谷牧等谈话,要求他们在访问中,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05页】

访问西欧五国代表团从5月2日到6月6日,对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的15个城市进行考察,会见了许多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了许多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收集了大量的信息资料。回国后,代表团负责人谷牧向中央政治局作访问汇报,着重谈了三方面问题:第一,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了,他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第二,西方发达国家在资金、商品、技术方面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个良机;第三,国际经济运行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凡是对我们有利的,都可以采纳运用。谷牧发言后,中央政治局展开了讨论,叶剑英、聂荣臻和李先念在发言中表示,外边的情况,谷牧这次出去清楚了,讲明白了,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1978年初,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对南斯拉夫进行为期3周的考察。这次考察是对南斯拉夫首次、也是最全面的一次调研。访问归国后,代表团向中央递交了《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对南斯拉夫考察的报告》。这份报告全面、客观地介绍了南斯拉夫政治、经济现状和改革措施。

以对西欧和南斯拉夫考察为标志,出访活动进入了高潮。我国对西方发达国家和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层出访活动空前活跃。不过,从1978年底开始,出访活动又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趋势。与上年度相比,1978至1979年度一般性出访活动的数量有所下降。但是,高层出访依然保持高增长,1978至1979年度上升了35%,而且占到全部出访活动的52%。【参见黄一兵:《邓小平与新时期改革事业的启动―――以对外交往的转型为线索》,《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32页表三】这反映了出访活动对中央决策的咨询参考作用在继续增强,服务和服从于改革开放启动的功能和作用也在增长。出访活动在以后一个相当长时间里,维持了这种状态。

二、出访活动对国务院务虚会的影响

出访活动在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关头,承担起特殊的使命,对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通过大量的出访活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发现了中外发展水平的差距,看到了国际社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拓展了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路。这种影响直接反映在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

中央召开这次务虚会议的目的是,通过总结30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经济上的成功经验,讨论如何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访不同发展类型国家所获得的信息,在会上引起高度重视。会议重点讨论了引进问题,特别是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会议期间,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农林部、一机部、国家建材总局、冶金部、财政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研究室等部委负责人发言。这些发言在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大胆地涉及了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思想和改革措施。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国际先进发展水平为参照,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规划未来发展,这使得酝酿中的改革开放方针呼之欲出。

关于充分利用国外条件问题,在7月11日会议上,国家计委负责人指出,要把整个对外交往的过程,当作学习的过程,把相关知识真正学到手。关于外贸体制改革和加强企业管理问题,在7月12日会议上,国家建委负责人表示,在不影响国家主权并且有利于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条件下,可以灵活运用国际上通行的各种贸易和合作方式,例如补偿贸易、技术合作、进口产品装配线和零部件组织生产、购买设计图纸、聘请专家指导设计和建厂、请外国帮助进行老厂技术改造、互换专利,有的设备甚至可以采取租赁的办法,等等。外贸部负责人在会上强调,要彻底解放思想,打破那些束缚人们手脚的条条框框。一切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凡是对我们有利的,看准了的,都要大胆采用。关于适应和学习现代企业运行管理问题,在7月18日会议上,一机部负责人说,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利用国外的新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技术改造,发挥潜力。办法是分期分批举办企业各级干部的现代化工业的质量训练班;抓紧落实生产技术干部派出,主要是派往日本学习和实习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邀请国际著名企业派专家来华咨询。7月28日,胡乔木在会上作长篇发言。这篇带有理论性的发言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发言不仅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中国打开国门,向不同发展类型国家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还尝试着提出运用先进的经济建设思想,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办法和道路。9月9日会议结束的时候,李先念作总结发言。这个发言实际是会议的主题报告,其中充满了改革开放的精神,明确提出摒弃落后思想、探索新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要求。

国务院务虚会所取得的成果,在9月5日召开的中央计划工作会议上,转化成了中央的基本决策。中央计划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为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在经济工作上,必须实现三个转变: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落后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那种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

三、出访活动与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改革开放决策

1978年末,党内主张实行改革开放的思想更加活跃。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经邓颖超建议,中央决定印发《香港、新加坡、南韩、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和《苏联在二十、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4份简报。会议还印发了有关部委代表团出国考察的一些报告,供与会代表参阅。这些参考文件,主要以我国各代表团出访考察的见闻为基础,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原因,初步分析并指出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哪些经验是中国可以吸取的,而哪些可能并不适用。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进行如此广泛的考察,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尽管这些考察和研究只能说是初步的,但毕竟起到了为酝酿中的改革开放方针提供参考和借鉴的作用,引起与会人员的极大反响。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认真研读了这些参考资料,在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总结发言时,结合这些参考资料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11月18日,林乎加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农业现代化问题时指出,外国有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我们派了几批人员去参观考察,会议也发了几个参考文献,应该组织人认真研究。欧美一些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不是孤立搞农业,而是在工业、科技发展的基础上,把现代化的工业、科技成果用在农业上。我们就农业来谈论农业的现代化是“化”不了的。人民公社搞小而全,什么都自己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很深。这不适于搞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大规模专业化、社会化。我们的农业投资已经不少了,但是效果不好,关键是要打破过去的一套做法,真正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和方法搞。思想必须解放。人民公社在组织形式上,书记、主任兼任,什么行业他都管;有的书记不懂农业;管理人员、农业机械操作人员都未经培训;政策不稳定,批来批去,思想混乱。对于这么多年来农业的情况,应总结一下,对照现代化的要求检查一下。林乎加的发言是针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而提出的,但是,发言包涵了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的大思路,引起了与会代表对包括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热烈探讨。

12月1日,谭震林发言说,过去我国是既无外债,也无内债,那是因为我们实行的是低薪制,不让卖公债。过去美国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60年代苏联又逼债,那时,想借外债也借不到。自尼克松访华以及中日建交以后,情况开始变化了。现在各国都看到中国市场大,争着借款给我们,我们应该欢迎。“既无外债也无内债”的状况应该改变了。我们通过贸易公司和银行借款。搞合办企业、补偿贸易、来料来样加工,办法很多。现在,大政策已经提出来了,给群众讲清楚,群众是不难理解的。难的是体制问题,所以这次会议主要应该解决体制问题。现在讲权力下放,就是明确中央和省、地、县委各有什么权,各负什么责,工厂也不能一点权也没有。我们在本世纪末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十一大以后我们多次讨论,当时心中无数。我去日本看了看,很受启发。他们总结了自己的经验,也劝我们借鉴。当前,要做好解放思想工作,过去我们有许多糊涂观念,日本友好人士说:你们讲的主权概念我们不懂,外国帮助你们办工厂,遵守你们的法律,你们富强起来就没有主权了吗?我们贷款给你们,不怕你们还不起,你们为什么那么害怕?可见,多年来,在对外交往中搞了一些框框,把自己束缚住了。

在思想解放的气氛下,在与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和借鉴中,与会者还深入探讨了体制改革的目标、方法和手段,发展中的主要障碍,如何更有效地吸收和引进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

会议提出的这些意见和建议,使得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进一步具体化了,正式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条件已经成熟。

紧接着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方针指导下,明确指出,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决不能再沿用过去的管理体制、管理方法,而必须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传统的体制和方法进行大胆改革,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会议公报提出:现在,我们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公报的这个精神,实际上使一直在酝酿中的改革开放方针正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

从打倒“四人帮”后的半封闭状态到改革开放方针的提出,经过了三年时间。在这三年中,中央领导人出访活动从最初的为引进技术服务,到为改革开放启动服务,顺应了历史转折的需要。广泛的出访活动,不仅加强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开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视野,而且促进了中国对工业文明的了解,为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借鉴。〔作者黄一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北京 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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