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芳：解放后国共的三次高规格秘密和谈

一

50年代中期,中共的合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方针。

中共政策的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参加过国共谈判的人士都一致认为,新一轮的国共两党谈判一定会到来。

章士钊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作思想工作,沟通与台湾的关系,争取实现国共谈判,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再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在信中,中共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并与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

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知道事情重大,亲手将中共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会谈情况向蒋介石作了详细的报告。后经一年的考虑,蒋介石于1957年初派宋宜山与中共联络。

宋宜山是蒋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其胞弟宋希流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被中共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去, 可以说是探亲。

1957年4月,周恩来在北京有名的东兴楼饭店会见了宋宜山,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周恩来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时，蒋先生就说，大革命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周恩来还表示，欢迎滞留海外的国民党人员回大陆考察、探亲、观光、访友、工作和定居，并表示来去自由。不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协商，李维汉提出中共关于合作的四条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策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立即写了一篇1.5万字的报告,交许孝炎转蒋介石,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共产党和大陆的成就赞扬过多,蒋介石看后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使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终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

二

1956年7月,曹聚仁回到大陆,受到了中共方面的热情接待。3个月后,即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在谈到国共合作、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

与毛泽东的谈话,使曹聚仁对国共和谈前景充满了希望,回到香港后,他立即将他在大陆和中共领导人接触的详细情况转告了台湾方面,并静等台湾的消息。

不久,台湾传来指令,让曹聚仁再去大陆一趟,主要任务是到浙江奉化看看蒋氏祖坟是否完好。

1957年5月,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这次,他仅在北京呆了短短几日,便匆匆赶到浙江,在奉化溪口镇,他住进了当年蒋介石回溪口时常住 的妙高台,游览了武岭、雪窦寺,并在蒋介石窝居过的丰锅房和蒋经国住过的文昌阁仔细看了

很久。同时,他还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进香烧纸,行民族传统的孝仪。所到之处,曹聚仁都一一拍摄了照片。

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和台湾方面通报了他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

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重开谈判再次合作的看法。

台湾方面对国共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撒手,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这样一拖就是几年。

1966年夏,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受到北京方面热烈欢迎的时候,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蒋经国与曹聚仁见面后,便斥退左右随从,进行密谈,随后,又飞往台中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开始了谈话。整个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他们3人,开始由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逐条讨论、商谈,蒋氏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条件,其主要内容为:

1、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

2、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它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一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3个师驻台湾。

5、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

6、台湾现任官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6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6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央。

然而,当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运动的风浪也波及到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

三

到70年代初，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调解。90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担当居中调解的和平专使。经过周密的安排,1973年5月25日,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启程赴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

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到6月下旬便一病不起，7月1日与世长辞。

由于中共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的前途考虑,蒋介石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国民党元老陈立夫。

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共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重开和谈和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在此后不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9月9日,毛泽东也与世长辞。

历史留下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