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珺：康生在中央社会部

制造假案

我曾长期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康生领导过上海特科，在延安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他和这个部门的历史渊源是很深的。我头一次见康生是1940年在抗大听他的报告，讲托派问题，大意是讲托派如何从一个政治派别变成帝国主义的间谍。他从苏联回来不久，身穿黑色皮衣，头戴黑色皮制列宁帽，足登长统马靴，夹着皮包，带着秘书，十分神气，和在边区看到的其他领导同志完全不同。讲起话来，慢条斯理，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好像总是咬牙切齿，给人以毛骨悚然的感觉。他为什么如此强调托派问题呢，后来才知道他惯于把“反托洛斯基派”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来整人。他刚回到中国，便制造了诬陷陈独秀是“托派、汉奸”事件。后来又把王实味打成“托派”，还用逼供的办法搞了不少的冤案。

1937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1939年改设“中共中央社会部”，内部又称“中共中央情报部”，对外称“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这是继“中共中央特科”之后，中央一级管理和领导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部长康生，副部长先后有潘汉年、孔原、李克农等。

1938年机关从蓝家坪迁到枣园。枣园在延安北郊的小砭沟大平川，背山面水，是一片葱笼茂密的绿色园林。南面有延河的潺潺碧波，北面有山冈上高高低低的窑洞，西面有奔腾的裴庄灌渠。园里果树成行，春天桃李芳菲，花香鸟语，虽然不是世外桃源，也是延安少有的、非常清幽、宁静的所在。中共隐蔽战线的总指挥部在这里度过了她重要的战斗年代，枣园便成了中央社会部的代称，较早在中央社会部工作的同志常被称为“老枣园”。1941年毛主席和他随身的中央机要处、政治研究室等几个单位迁到枣园，更加密切了部里和党中央的关系。

我于1937年在冀中参加八路军，1939年底到延安抗大学习。后在抗大政治部负责保卫委员会的工作，1941年12月，调到枣园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保卫班学习，从而有机会了解和接触保卫工作方面一些案件。据知，延安时期，在保卫部门被关押的所谓“特务”、“叛徒”、“汉奸”、“托派”的犯人，其中有的经过审查已经证明完全是冤案，部门领导也作出“无罪释放”的结论，但送到康生那里便一直压着，不予批准。如一位名叫蒋齐生的进步青年，1939年从上海经千辛万苦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到延安不久即被怀疑为“托派”，投入保安处监狱审查，1940年处长周兴即作出“无罪释放”的结论，送请康生审批，被康生压着，直到1946年才随“抢救运动”中拘捕的大批被冤屈人员一同释放。这期间还有两个较大的案件值得一提：一、王遵及案;二、钱唯人案。这两个案件发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初期，是康生直接办理或直接参与领导的案件，他讲课时常举为成功的案例，后来证明两个都是冤假错案。

王遵及案，即所谓“中国的川岛芳子日本女间谍案”。王肄业于北平春明女中，是抗战初期经过地下学联的关系从敌区北平到冀中投奔革命的进步女学生，因为她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聪明漂亮，应对有度，举止不凡，记忆超常，而怀疑她受过特务训练。前方战争环境无法审查，冀中军区把她送到延安，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责成边区保安处审查。当时规定不许刑讯，审讯人员反复讯问，问不出结果，便恶作剧，把一条蛇放在王住的窑洞里，吓得她魂飞魄散，大哭大叫。没有办法，王被迫顺着审讯人员的意图，假供自己是日本间谍，按看过的间谍小说编了一套如何盗窃情报，如何进行特务活动的虚假故事。康生对突破王遵及案，颇为得意，在中央大礼堂开报告会介绍“案情”，在《共产党人》杂志登文章，号召全党提高“警惕”。许多人信以为真，传扬出去，说捉住了个“中国的川岛芳子”。后来我去边区保安处帮助工作，住在审讯科旁边，犯人放风时，科长曹光清把她指给我看，女孩身材修长，面目娇好，虽然愁云惨淡，掩盖不住娴静、清纯的气质，谁看了也不会相信是个女特务。后来康生还说她和复兴社有关系，要保安处严加审讯，又逼她承认了是复兴社成员。

钱唯人是共产党员，原任边区政府交通局长，因为联系修筑公路的事，和国民党有关方面常来往而引起怀疑。保安部门使用特殊侦察手段获得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将钱逮捕。在康生召开大会、亲自追逼下，钱被迫承认是国民党特务。王、钱两人曾被长期关押，直到1946年经过认真甄别，才得以平反。

康生从苏联回来不久，延安许多同志不知他是何许人，这两个案子传出去后，产生一定的哄动效应，使他声威大振，都知道康生是从第三国际回来的领导人，是个神秘人物，抓特务有办法，是个很厉害的、了不起的特别工作部门首脑。在保卫部门曾有年轻同志，幼稚无知，缺少经验，出于主观主义和对敌人的仇恨，使用了逼供的办法，误将好人打成特务的事例。但是康生不是没有政治经验的人，他不属于上述情况。有的老同志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刚刚回国，是政治局委员，还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这个又显赫、又重要部门的首脑，特务不是什么时候想抓都有的，他新官上任，是否急于展示自己的手段和本领，故意制造假案，一鸣惊人，虚构政绩，以抬高他的身价和威信呢?根据他一贯的思想作风看，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不能完全排除康生“有意而为”的可能。

两个秘书的遭遇

匡亚明1941年曾任中央社会部情报通报组组长，后担任康生的秘书。他1926年在上海大学和康生同学并同时入党。1932年匡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担任共青团南汇区区委书记，因为上海党组织大破坏，许多同志被国民党逮捕或枪杀，严重的白色恐怖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当时地下党组织得到情报说是匡亚明叛变告密造成的。为了确保党组织的安全、消除隐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经组织研究决定对匡采取断然措施，由做保卫工作的同志暗地向他开了枪。后来证明这个情报是不正确的。匡亚明身负重伤，敌人在外滩将他逮捕，认为是共产党内哄事件，便以“共产党残酷无情、六亲不认”为由，进行挑拨离间，竭力劝他“悔过自新，回头向善”。匡亚明对敌人的阴谋嗤之以鼻，高声痛斥敌人无耻伎俩，他说：“这完全是我们党内的事，你们无权过问。所以发生这种误会，完全是国民党背叛大革命，疯狂反共的政策造成的。今天既然被捕，是杀是剐，悉听尊便，不必嗦。”虽经多次严刑拷打，匡一直大义凛然，坚强不屈，还在法庭上不断揭发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罪行。抗战爆发后，才由组织把他从反省院营救出来。匡亚明曾这样对我们说：一个共产党员在革命生涯中并不都是阳光灿烂，一帆风顺，不但事业有成败，在党内有时也会受到很大的冤枉。能否以坦荡胸怀正确对待，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考验。有的同志在对敌斗争中不愧是英雄好汉，但在党内斗争中受到委屈时就伤感备至，甚至消极悲观，政治动摇，也是有过的。而匡亚明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好榜样。

匡任康生的秘书，感到他有时批评人太苛刻。康生有一次征求意见时，匡便掬诚相告，没有想到康生因此竟对他怀恨在心。康生在西北公学讲课时曾对匡评价很高，在枣园，还特别为他写了一首诗：“故人不能忘，相见仍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以表示对他的赞扬和与他的友情非同一般。匡给他提了意见之后，就反目成仇了。全国解放后，匡任南京大学校长，“文革”刚开始，康生便把匡亚明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说明康生胸怀狭窄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他感情用事，一点也不能听取不同意见，最后沦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决不是偶然的。

康生的另一个秘书沙韬遭遇更惨，而且由沙韬案引起轩然大波，牵连了不少人。沙韬原来是中央社会部干部科科员，1948年中央社会部随中央机关从晋绥迁到河北平山县。康生在山东任华东中央局副书记，致电李克农要中央社会部为他选个秘书。当时我任干部科长，经和副部长陈刚商议，提名派干部科的沙韬去。李克农对康生很尊敬，他说康生要人一定要选好干部去。李问我沙韬怎么样，我说沙政治可靠，处事细致、稳重，文笔通顺，字也写得好，完全能胜任。这样便同意派沙韬去了。全国解放后，机关进了北京。1950年康生忽然把沙韬送回中央办公厅，说他是特务。这时中央社会部已经改为军委联络部，部长是邹大鹏，仍归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管。杨尚昆要我部把沙收回。回来后，沙分配到某局做干部工作。1954年，康生听说沙韬仍在我部做干部工作，非常不满。李克农不得已，命干部局对沙进行审查，干部局指定科长吕造林办。吕深感为难。我当时任干部局副局长，管审干，吕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们只能实事求是，以对党负责、对干部负责的态度，按原则办事。审查结果，沙历史、政治都没有问题。因为涉及康生，事关重大，李克农找了几个权威单位的领导：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中央公安部罗瑞卿、中央组织部安子文及本部邹大鹏和几位副部长共同研究，一致同意，并将结论报刘少奇审批，李克农为表示对此事负责，还把商量的经过郑重地写在日记里。刘少奇在结论上写了很长的批语，大意是说：康生当时在病中，他说沙韬有政治问题是不可信的，要告诉沙安心工作。结论退李克农阅后转到干部局，原件有中央同志亲笔批语，要求很快退中央办公厅保存。因为关系到我部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需要留个凭证，我亲笔将结论连批语照抄了一份，送各位部领导传看、圈阅后放入我的保密包，保密包还加盖了密封印泥，锁在干部局的保险柜里。李克农为保护干部，要沙韬改名张韬，与中组部商议把他调到边远地区，任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该结论抄件因为内容牵涉较多，仍保存在我处。

“文革”开始，康生但任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位高权重，很快找到沙韬，把他投入监牢，成立专案组，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任组长，对沙进行迫害性的审查。专案组特别向我调查沙韬的情况，实际是刺探我对沙韬的看法。我据实以告，说沙韬是好同志，经我们认真审查过，没有政治问题。这一下惹恼了康生、曹轶欧。我部造反派夺权，打开干部局的保险柜，在我的保密包里又发现了我亲笔抄写的、有刘少奇批语的沙韬结论，康、曹认为这是件大事。李克农已经过世，从部办公厅又查出李克农关于此事的日记，都送给了康生。康、曹如获至宝，认为这些都是李克农勾结刘少奇、杨尚昆、罗瑞卿、安子文陷害康生的铁证。这时单位早已改为中央调查部，马上召开全部大会，对我进行揪斗追查。1967年8月31日，康生、曹轶欧特别为此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调查部几个有关人员和造反派代表，追查李克农如何与杨尚昆等人串通，阴谋派沙韬去“陷害”他的内幕。他们气势汹汹地追问我：为什么现在还说沙韬是好人?我只好说我警惕不高，没有发现他有反革命活动。问我为什么亲自在保险柜里窝藏刘少奇的黑批示?我说重要政治文件我都放在保险柜里。康生、曹轶欧听了大发雷霆，对已故的李克农和我们几个相关的同志连批带训，追问、申斥达六个钟头，骂了个狗血喷头。会见后他们还单独找造反派代表说：康生1950年住北京医院，王臖也住北京医院;曹轶欧1956年入中央党校，王臖也入中央党校，肯定是李克农派来监视他们的特务，要严加追查。我一回机关，便看到中心广场已经贴出字有斗大的、惊心动魄的大标语：“陷害康老的大特务王臖罪该万死!”造反派认为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点了名的、最严重的“反革命”，立即召开全部大会，对我进行批斗，坐喷气式，游街，抄家，戴高帽子，靠边站了11年，并牵连到我老伴杨戡，她也受到曹轶欧极恶毒的诬陷，多次被批斗。最倒霉的还是沙韬，后来才知道只是因为沙韬误拆了曹轶欧给康生的一封信，便认为他是勾结饶漱石进行暗害活动的特务，被无辜关押七年，身心健康受到很大摧残。因为康生对沙韬恨之入骨，在此案中广事株连，把中央调查部和有关方面闹得乌烟瘴气。李克农首当其冲，被康生多次诬陷和攻击，并告到毛主席那里，说李勾结刘少奇和彭、罗、陆、杨要害他，毛主席没有信。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在关押中，也都曾以“包庇坏人、迫害康老”的罪名，受到反复审讯和批斗。邹大鹏和已经到四川任省委书记的陈刚被康生及其追随者迫害致死，曾任该部副部长的刘少文、毛诚，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和首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凌云都因受此案牵连，而被关入监狱七、八年之久。

王实味和“五人反党集团”

王实味原名王叔翰，1906年生，河南潢川人，家境贫寒。17岁中学毕业后，考入开封留美预备学校和北京大学预科。1926年在北大经同学陈清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学费无着，中途退学，失掉党的关系。1930年在上海以翻译小说挣稿费为生。1937年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10月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当教员，不久被张闻天指名调到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工作。当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十本马列论丛，其中两本是王翻译的;出版了列宁选集18卷，其中王翻译的有两卷半。王工作勤奋，4年共翻译出2000万字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比较有成就，被提拔为特别研究员。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先后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并封锁陕甘宁边区，造成物质上的很大困难。在延安一些没有经过革命斗争实践考验的知识分子中，有的便不能适应艰苦生活的锻炼，或不习惯革命纪律的束缚，出现思想上的苦闷，有的产生不满现状、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和工农干部格格不入，也有不少讲怪话、发牢骚的现象。这种情绪，在文艺界反映得比较突出，如作家萧军的言论和文章中，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场长赶猪去了》等文章中都有所表现，连当时延安举办的《讽刺画展》中，如华君武等人的漫画也有些作品是讽刺老干部或挖苦领导人的，其中最极端的是王实味1942年2月在《解放日报》发表的《野百合花》和在文艺刊物《谷雨》上发表的《政治家和艺术家》的杂文，对他所不满的现象冷嘲热讽。那时延安物质条件困难，大家基本上都是同甘共苦的，对年老体弱或领导同志在服装和伙食方面略有照顾，王的文章便说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说有的干部是“小厨房阶级”。他夸大曾一度出现的粮食困难，说“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得不到一口汤”。还说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把个别干部的官僚主义，说成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应当说王写文章的动机是好的，但他的观点是偏激的。王实味的文章还把政治家和艺术家对立起来，认为艺术家的任务是“暴露黑暗”，政治家搞纵横捭阖，灵魂龌龊，艺术家要改造人们的灵魂。王的文章在延安引起轰动，他的一些观点，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广泛的同情，因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思想混乱。加之王实味等人的文章，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编印成小册子，在大后方广为散发，造成很坏的影响。这时候整风运动刚开始，王实味便成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重点斗争对象。康生直接插手了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的斗争。斗争会开了16天，王在会上谈到以前曾接触过托派王凡西，帮他们翻译过《列宁遗嘱》、《托洛斯基自传》中的两章。康便向中央研究院的领导说王实味是托派，国民党蓝衣社特务分子。康生那时是领导全党整风的“总学委”的负责人，又是“中央直属机关学习委员会主任”，他的话各级领导都深信不疑。就这样七斗八斗，无限上纲，最后中央研究院领导作总结，肯定了王是“托派分子”，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康生还使用迂回手段，通过批斗中央社会部的于炳然牵连到中央研究院的潘芳、宗铮夫妇和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王里夫妇，经过中央研究院的批斗揭发，潘芳、成全两对夫妇和王实味常有来往，对领导也有些议论，便把他们打成“五人反党集团”，构成整风初期延安的一桩大冤案。康生对此案加以引伸，把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和敌人的破坏活动联系起来，强调反特斗争，并夸大了敌情。后来把整风引导到“抢救运动”。

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潘芳、宗铮。后来潘、宗在中央社会部分配工作，王实味长期关押在中央社会部的监狱。1946年11月，胡宗南要进攻延安，王随机关人员撤退到瓦窑堡，不久再转移到山西兴县，继续关押在兴县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1947年6月12日，国民党飞机轰炸黄河渡口，也轰炸了兴县，看守所被炸。公安总局准备疏散，同时写报告给中央社会部康、李部长，讲了王实味的“罪状”，还说他行军中表现不好，认为无法改造，而且战事情况紧急，建议予以处决。这时康生正在山西临县搞土改，报告首先送他圈阅，他表示同意，中央社会部也驻在临县，送到中央社会部，李克农也圈阅了。

1948年春，毛主席从陕北转移到河北省，路过临县时听说王实味被处决，很生气地说“还我个王实味来”。后来还几次批评过此事。李克农知道后，心情沉重，很快承担了责任，主动向中央做了诚恳的检讨称：此事“我应负主要责任，…不顾党的政策，擅自批准晋绥公安总局的请求将王秘密处死，充分表现了无组织、无纪律、自以为是的错误……”请求处分。毛主席9月1日批示“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并交书记处各同志传阅。康生对此事却佯做不知，从来没有表过态。

“文革”后，经过家属及有关方面的多方努力，费尽周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组织部于1982年2月决定推翻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1991年2月7日由公安部否定了王实味“反革命托派分子”的结论，但是恢复王的党籍问题仍未见解决。潘芳、宗铮夫妇均已辞世，生前一直在中央社会部，潘曾在一个很机密、很重要的单位担任副局长职务，虽然长期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但工作埋头苦干，任劳任怨。1948年，我根据李克农部长的指示，研究解决潘芳的党籍问题。经过向杨尚昆调查，并征求了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的意见，由于当时“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尚未正式平反，无法恢复党籍，机关党委决定，只能重新入党。宗铮因受刺激，一度精神失常，她认为自己应当恢复党籍，而拒绝重新入党。他们俩恢复党籍的问题，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也一直没有解决。

“抢救失足者”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决定》，开始了全党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举，是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统一了认识，整顿了作风，团结了全党。该年5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领导全党整风，毛泽东任主任，刘少奇、康生任副主任，康实际掌握了整风的领导大权，由于他的“左倾”思想，在审干运动中走向了反面，发动了“抢救运动”，伤害了许多好同志。

康生发动“抢救运动”，也不是偶然的。整风后期，出现了“左”的苗头。康生认为在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背后一定会有暗藏的敌人进行破坏活动。总学委便提出整风不仅要解决半条心——非无产阶级思想问题，还要解决两条心——敌我问题，强调反特斗争。其次1941、42年破获了证据确凿无误的戴笠军统陕西特侦站前后派遣40多名特务潜入陕甘宁边区的特大案件，这是件好事，但康生却借此散布“特务如麻”思想。另外1943年曾得到准确的情报，胡宗南阴谋要用闪击战进攻延安，康生说敌人进攻之前，一定要整肃内部，扫清敌探、间谍。康生是有政治野心的，而且胸怀狭窄，嫉贤妒能，为人阴狠，好打击报复，思想方法特别主观片面，爱捕风捉影，疑神疑鬼，中央社会部的老同志有人说他是“职业病”、“迫害狂”。1934年苏共以“镇反肃托”名义，搞肃反扩大化，大肆消灭异己，镇压反对派，误杀许多好人。康生当时在莫斯科和王明也如法炮制，组成肃反办公室，在中共留苏人员中，用严刑逼供的办法陷害了不少有不同意见或他们认为可疑的好同志。康生没有从中接受教训，反而认为从“祖师爷”那里学到了“真传”，作为政治斗争的法宝，回国后，一有机会就要施展他的这套陷害无辜的“看家本领”，而且要加以发挥。上边这些主客观因素和他发动“抢救运动”都是有关系的。

康生内战时期曾担任特科的领导，这时他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又是总学委的副主任，被视为反特的权威，他对敌情的估计，也影响中央的看法。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夸大了敌情，认为日寇和国民党大规模实施特务政策，我们内部已经混进大量特务、内奸。除了思想教育外，决定开展群众斗争，清除暗藏的敌人。

头一段搞了“坦白运动”，要求大家填小广播表，写反省笔记，讨论思想自传，主要目的之一，是暴露“敌人”，引蛇出洞。这时一般机关单位普遍开展群众性的反特斗争，把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列为审查机关，各单位的重点对象，可送到审查机关，把中央社会部、总政锄奸部、边区保安处作为专门机关，问题最严重的送专门机关关押审讯。西北公学本来是中央社会部培养情报保卫干部的学校，校长李克农兼，副校长李逸民，后又派吴德来加强领导，校址在枣园的后沟，离中央社会部约五里路，原有学员200多人，对外非常保密，这时突然又增加了近200人，气氛非常紧张。接着便天天开大会、小会审查追逼，有人开始被迫假坦白，承认自己是“特务”，并牵连其他同志。株连最广的是“红旗党”的问题。原来西北公学二班一个学员张克勤，是个单纯、热情的青年。康生收到从鲁迅艺术学院转来的一个学员的假坦白材料，说自己是特务，联系人张克勤也是特务。康生把材料转给学校领导吴德和李逸民，要他们亲自审讯。张在甘肃加入地下共产党，经林伯渠的关系到延安学习，介绍信手续齐全。张的父亲原来是地下党员，在张来延安后他父亲自首叛变，开个照相馆，康生说这个照相馆肯定是特务据点。经彻夜审讯，张克勤受逼不过，承认是国民党CC特务，接受任务派来延安，大家追问他的特务组织关系和组织系统，张克勤为避免无法自圆其说，便顺水推舟称：“甘肃省地下党是红旗党，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康生看了他的交代材料，喜出望外。亲自带张克勤先后在中央大礼堂、边区政府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组织成千上万人的干部大会让他作典型报告，推广“先进”经验。康生讲话，说国民党的“红旗政策”是个新发现，应该高度重视，对大后方的党，要重新认识。结果形成连锁反映，起了很坏的作用。许多机关学校，争相仿效，培养典型，像滚雪球一样，先后把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省的地下党都打成了“红旗党”，许多在地下党工作过的好同志被打成特务。当时许多同志想不通，怎么大后方地下党都会变成反革命组织呢?后来我看到杨尚昆的回忆录，才明白原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康生的矛头是指向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想把周恩来打成“红旗党”的头子，由于毛主席的制止才未能如愿。

1943年6、7月间，国民党掀起大规模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调集他的几乎全部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妄图用偷袭的办法“闪击”延安。为迎接战争，整肃内部，7月11日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要求对反革命分子加紧清查和突破。7月15日康生召集中直机关加紧进行反特斗争大会，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布两个月来，延安已经查出450名特务，说现在是紧急时期，是军事动员时期，反特斗争是当前急不可缓的任务。要求一切“失足”的人赶快坦白交代，坚决不改悔的就要镇压。这个报告之后，各机关、学校普遍展开“抢救运动”。运动来得极猛，排山倒海，势不可挡。到处开“抢救大会”、“控诉大会”、“规劝大会”，大会逼、小会斗，车轮战，大搞“逼、供、信”，把许多好同志都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整个延安陷入恐怖、惶惑之中。被审查的同志，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承受巨大的压力，也有被逼神经失常，或跳崖、上吊自杀的。

西北公学有390人，其中208人被打成特务。当时各班被逼出来的“特务”，五花八门：国特、日特、双料特务。还有“不自觉的特务”：“我主观上是为革命工作，你们说我是为特务做了工作，那我就是不自觉的特务”;有“分析特务”：“我参加学联，是革命组织，你们分析是特务组织，我便是分析特务”;有“服从组织的特务“：“革命者什么时候都得服从组织，组织一定说我是特务，我服从”，闹了许多笑话。也有的同志不管怎么逼都不承认是特务，便被称为不愿悔改的“顽固特务”。西北公学有三个有名的“顽固”：一个是女生班的路藜，批斗一个星期，就是不吭气;一个是女生班的杜惠，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的爱人，在小组会上硬顶硬抗，一个参加会的领导人气得发了火，当场把她拉到中央社会部的监狱关了起来;还有一个是一班的男生、建国后担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于苇，小组会开了一夜，把他斗得昏过去了，也一直不肯承认。一个共产党员，在大风大浪中，能坚持真理，不讲假话，是很可贵的，也是很不容易的。

其他各单位的情况都大同小异。抢救运动，全延安清出的“特务”达1500多人。运动还波及各抗日根据地。任弼时了解了运动的情况，及时向毛主席建议应制止事态的恶性发展。周恩来也表示不能这样搞，“我在四川这么多年，哪有什么‘红旗党’?一定要进行甄别”。据彭真回忆录说，他和李克农曾联名报告毛主席，要求很快停止这种错误的做法。毛主席也早有察觉，当机立断，很快由中央作出决定，提出审查干部要贯彻正确做法的“九条方针”：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反对错误的做法“三字经”：逼、供、信。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进行甄别工作。一场灾难性的风暴，逐渐平息下来，开始了甄别工作。

经过严肃认真的甄别工作，延安各机关单位的审干彻底纠正了康生在抢救运动中造成的恶果，维护了党的团结，把广大受冤屈、被迫害的干部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在党的历史上有过几次肃反扩大化，这次因为毛主席确定了正确的甄别工作的方针，是纠正得最快、最彻底、最全面的一次。不久，日本宣布投降，这些曾受审查的同志。轻装上阵，分期分批开赴东北及各解放区，为革命做出了许多贡献。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们对抢救运动意见很多。毛主席事前已经多次在干部大会上向被冤枉的同志赔礼道歉，这次在七大预备会的发言中又一次承担了责任，他指出：“抢救运动搞错了不少同志，冤枉了好人。不要‘一人向隅，满座不欢’。我代表中央向各位受委屈的同志道歉，是则是，痛改前非，非则非，取掉帽子，陪个不是，团结起来，继续抗战。我向你们行个礼，你们总得还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的手就放不下来了。”许多同志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康生却不动声色地坐在主席台上抽烟。李富春在旁问他：“你怎么不讲几句呀?”本来是好意，他却态度冷漠，讲了两句气话，把李富春顶了回去。对抢救运动的错误，康生一直不作任何检讨。

康生原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社会部部长，在延安声望比较高。抢救运动之后他的威信一落千丈。七次代表大会对他提了不少意见，中央委员虽然没有落选，但票数比预计减少许多。康生感到受刺激很大，会后曾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关门不出，在家里睡了两天两夜。

日本投降后，康生在部里作报告时谈到毛主席曾对他说：“武装斗争和农民问题太重要了，你恰恰有两个缺点：一是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一是缺乏农村工作的经验。”要他去抓抓土改。他根据中央指示，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发各地区试行。不久就带陈伯达、曹轶欧等人到陇东、晋西北去搞土改，后来又去了山东，从此离开中央社会部。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

把邹大鹏夫妇置于死地

康生离开中央社会部并非自愿，而且很不甘心。后来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主管。“文革”期间，康生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利用职权，极力插手部里的事务，不止一次地公开在谈话中怨恨中央调查部的事“长期不让我与闻”，“多年来，我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露骨地表示对周恩来、李克农的不满，流露出想重夺这个部领导大权的强烈欲望。康生通过支持他的人提出三句口号：“党的调查事业是毛主席亲自命名的，周总理掌管的，康老打下基础的”，在部里喊了十几年，把他和毛主席、周总理相提并论，为他制造舆论。李克农虽然已经辞世，但在情报、公安战线享有崇高的威望。原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邹大鹏，1926年入党，曾任长春市长、中央社会部秘书长、军委情报部部长兼情报总署署长、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在开辟东北党的工作和情报工作上有重大贡献，为人正派，长期做李克农的主要助手，深受干部和群众爱戴。文革初期，部长孔原靠边站后，中央指定邹任部业务领导组负责人。康生等认为必须首先排除这个障碍。“文革”开始，康便就沙韬问题向毛主席控告李克农勾结刘少奇、杨尚昆、罗瑞卿要害他。1967年1月，毛主席特别找他谈话说：“康生啊，你不是说李克农他们要害你吗?他打入徐恩曾那里是有大功劳的，顾顺章叛变时，如果不是他送来情报，上海党中央许多同志，包括周恩来在内都不存在了。这些历史，青年同志不知道，你要负责告诉他们。”康生没有告倒李克农，这次谈话还不得不向中央调查部有关同志传达，但康生仍然抓住一切机会对李克农进行诽谤，以图消除其影响。同时向邹大鹏开刀，康生说邹是东北反革命叛党集团“高老庄”(指曾任司法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高崇民，被诬陷为东北反革命叛党集团的领导人)的重要成员，一面开大会批斗，同时于1967年4月28日，康深夜给邹大鹏打电话追问他的历史问题和反革命叛党集团的关系，达一个多钟头。邹在这场浩劫中，担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对党的情报事业受到破坏，许多好干部遭到批斗很反感，对康生诬陷他有反革命叛党问题感到奇耻大辱，加之他积劳成疾，病势沉重，在很大压力之下，夫妻双双自杀身亡，实际是以死表示其愤慨和抗议。康生如愿以偿。邹被迫害致死一年零四个月之后，康生等人对他仍不肯放过，专门布置一个战役，揭中央调查部“阶级斗争的盖子”，诬陷他是“大特务、大叛徒”。在中央为邹平反后，还给他写一个结论，由康生批准，保留五条政治尾巴，都是污蔑不实之词。

1968年2月康生和部里追随他的人一起炮制了个“康老2.4指示”，除了污蔑李克农、全面否定周恩来领导中央调查部的工作外，还点名长期在李克农、邹大鹏领导下的同志马次青、单殿元、徐淡庐、刘进中、何长谦等是坏人，说崔继瑗有严重错误，使他们遭受批斗，还借清理阶级队伍为名，迫害许多干部，有的被迫害致死。实际上都是为康生“改朝换代”重掌部的领导大权扫清道路。一个时期康生完全取代了周总理对中央调查部的领导，部里业务、运动向他汇报，重大问题向他请示，领导人由他任命，俨然成了中央调查部的太上皇，调查部在“文革”中成了重灾区，康生流毒甚广，长时间没有肃清。

陈云谈康生

十年动乱，康生勾结林彪、江青和“四人帮”，迫害了许多老干部和革命群众，给党和国家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文革”后，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中央组织部曾统计被康生直接点名诬陷为反革命的干部名单达839人之多。在中央社会部连担任过他的秘书或秘书长的如毛诚、凌云、匡亚明、沙韬也都被他打成“特务”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真是匪夷所思。

1981年11月8日，陈云在中央调查部为潘汉年平反的座谈会上谈到特科工作时说：特科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战斗堡垒，是很有战斗力的白区地下组织。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的工作先后由陈云、康生、潘汉年负责。特科的工作很有传奇性，在获取情报、打击叛徒、保卫党组织的安全、筹措经费等方面做了许多大事，起了很大的作用。关于康生，他说：“起初，我是特科主任，康生搞行动，后来搞情报。‘一二八’后他接任主任，康生走后是潘汉年负责。康生还是做过若干工作的人。但延安抢救运动是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四人帮’一起整了一大批领导干部。”陈云的看法是正确的。

据1988年5月出版的《党史研究》刊载，1943年12月季米特洛夫曾致函毛泽东主席，谈到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说：“我对康生的作用也有怀疑。今年8月，我们从重庆得到一份十分可靠的情报说国民党决定向延安派一些奸细离间王明和您及其他活动家之间的关系。……我确信康生是以自己的行动在为这些奸细效劳。”康生和王明原来都是中共驻第三国际的代表，康过去曾紧跟王明，并对王大肆吹捧。回国后又反戈一击，成了反王明的英雄，第三国际方面和季米特洛夫对他怀有恶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来信怀疑他是奸细，或有意为奸细效劳，并未提出确切、有力的根据，尚须进一步证实。

多行不义必自毙，虽然康生曾爬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宝座，终于难逃革命人民的正义审判。审判“四人帮”特别法庭最后判定康生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可谓盖棺论定，罪有应得，这个判决是实事求是的，一点也不冤枉他。1980年10月16日，中央批准中纪委对康生的审查报告，决定开除其党籍，向全党公布其反革命罪行，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他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们党的特务工作是1927年5月由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在武汉时期创建的，叫“特务工作处”。7月随中央迁往上海，改为“中央特科”。这个部门的卓越领导人先后有陈云、聂荣臻、李克农、潘汉年、陈赓、陈刚、李士英、王世英、孔原、汪金祥、陈龙、邹大鹏、刘少文等人，机构屡经改建，工作很长时期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为这一事业牺牲、奋斗，在保卫党中央、配合革命战争方面屡建奇功，对革命做出极为重大的贡献，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个工作有很高的评价。这个战线也出现过个别败类如顾顺章、康生之流，但正如杜甫诗所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党的情报保卫事业必将如黄河之水，汹涌澎湃，继续开拓其光荣和辉煌的无限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