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炼：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上）

  【摘要】近20年来,在观念史、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知识分子、新文化史以及报刊史等五个领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进展,也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一方面,多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带来研究视野的转变,也赋予思想史多元的内容。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理念的引入,特别是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扩大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与边界,打通了思想史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壁垒,也引发了研究者对于思想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深层思考。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与学科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入发展,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在深化原有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的同时,也在传承与创新中呈现出更为多姿多彩的样貌。思想史研究逐步探究思想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聚焦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历史图景。具体而言,在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以及报刊史研究等五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近20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内涵,也拓展出诸多新议题与新理念,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

【关键词】中国思想史;现代性;观念史;社会转型;新文化史;报刊史

【作者简介】段炼,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一、“多元现代性”视野下的观念史

对于近2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一个较为深刻且被学界广泛接受的观念转变,是“多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日益开放以及与世界交流的不断深入,曾一度支配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的“从传统走向现代”一元化线性史观开始为研究者所反思并逐步得到修正。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思想观念多元化及其内在张力的分析,对于现代理念与传统价值之间复杂关联的深度阐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视野。大致来说,“多元现代性”理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逐步确立,包含学术界对于以下两个认识论意涵的接受。

第一,过往研究者大多习惯于将近代中国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视为“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进程。实际上,近20年来的思想史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对于“现代性”的探寻与实践,不应等同于对历史上欧美国家“现代化”的简单模仿,而应将其视为一个包含多重意义、有其自身种种面相的“复数”概念。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荣渠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逐渐建立起“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并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②。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许纪霖、陈达凯组织国内部分人文社科学者撰写的《中国现代化史》一书,可以视为对这一观念演变的起点之一:“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为中国思想界反思启蒙,反思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提供了一个元理论层面的思考焦点。现代性的问题意识首先改变了将启蒙看做是一个光明的解放过程,同时也指出了启蒙的内在限制和压抑的性质。其次,不是将现代化看作是一元单线历史目的论的产物,而是将其置于多元的空间关系里面加以理解。这样的多元现代性为中国的现代性思想提供了另外一种想象的空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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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多元现代性”问题的理论阐释,参看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反思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萨赫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理德尔(Jens Riedel)、艾森斯塔德编著:《多元现代化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及台湾学术界对于“多元现代性”议题的理论内涵及其历史实践的思考,参见许纪霖主编:《现代性的多元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张治江、安树彬:《近十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述评》,《理论导刊》2012年第11期。

③许纪霖、陈达凯编:《中国现代化史》,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第二,“多元现代性”理念提示思想史研究者,回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尝试“从中国本身发现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议题源自美国学者柯文(Paul A.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①引发的反思。该书试图修正费正清对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冲击-回应”的解释模式。柯文提出,我们需要“超越传统与现代”,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力(外因)来看待近代中国的历史。而这一理念的提出,使得“传统”的知识体系(如“四书五经”)、价值观念(如“天下”观念)、信仰形态(如道教、佛教),在研究者重审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之时,其角色、定位与意义都发生了富有历史意味的转化。比如,郑大华就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嘉道年间而非鸦片战争。因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这一时期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性。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向现代转变,是由来自传统社会、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进的②。这足以解释,为何美国学者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虽然只是对于晚清小说的专业描述,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同样引发广泛深远的反响③。可以说,如何立足于“多元现代性”的理解,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出发,贯通而全面地观察近代中国思想的内外互动,成为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自觉追求。

当思想回归多元现代性的历史,而非今人的“后见之明”,近代中国研究中一系列似有定论的观念,开始呈现出更为纷繁复杂的面相。比如,关于“民族、国民与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的想象、体验与言说,是影响近代中国思想和社会进程的核心议题。许纪霖的《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沈松侨的《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罗志田的《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沙培德的《清末的国家观:君权、民权与正当性》、杨芳燕的《道德、正当性与近代国家: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及其意涵》等论文④,都谈到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转型时代政治与文化危机的产物。民族主义虽然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但它的形成仍然受到传统汉族的族群中心意识的影响。同时,它表现的形式可以是政治的激进主义,也可以是文化的保守主义。

随着晚清以来进化论的广泛传播与西学新知的普及,科学“公理”开始形成对儒家“天理世界观”的强劲挑战。汪晖的《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王中江的《清末民初中国认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以“强权”与“公理”的两极性思维为中心》、高瑞泉的《进步与乐观主义》、姜义华的《生存斗争学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核心观念通检之一》、许纪霖的《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等论文⑤,展示了“进化”的观念以及“科学”的观念,是如何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得以传播与接纳,又是如何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宇宙观、价值观与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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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柯文(Paul A.Cohen)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②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9页。

③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④许纪霖:《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沈松侨:《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12月;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71～314页;沙培德:《清末的国家观:君权、民权与正当性》,刘擎编:《权威的理由:中西政治思想与正当性观念》,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163页;杨芳燕:《道德、正当性与近代国家: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及其意涵》,许纪霖主编:《启蒙的遗产与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317页。

⑤汪晖:《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王中江:《清末民初中国认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以“强权”与“公理”的两极性思维为中心》,《新哲学》2008年第4辑;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姜义华:《生存斗争学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核心观念通检之一》,《史林》2007年第1期;许纪霖:《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个人”与“自我”观念的兴起,是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群己”关系的一次重要变革。许纪霖的《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王汎森的《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周昌龙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的诠释》等论文①,剖析了近代中国“个人”观念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从“群己关系”来看待“自我”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中,近代中国的个人又呈现出何种独特的样貌。

“自由”与“民主”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也是引发近代中国数代知识分子聚讼纷纭的热点议题。章清的《“国家”与“个人”之间——略论晚清中国对“自由”的阐述》、杨贞德的《自由与自治——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转折》、黄克武的《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民主观念》、童世骏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民主”观念——一个以李大钊为主要文本的讨论》等论文②,集中讨论在新旧转换的近代中国,作为现代观念的“自由”与“民主”,立足点是“国家”还是“个人”,实践方式是“调适”还是“转化”,不同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言说与实践。而这些言说与实践的选择,又给中国人追求自由与民主,带来极为复杂的后果。

金观涛、刘青峰的《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王汎森的《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陈弱水的《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一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黄克武的《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重整》等论文③,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崩解之时,借助对“民间社会”与“公共领域”等观念的思考与实践,尝试重建社会重心的思想努力。

围绕意识形态与“革命”的观念,陈建华的《论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王远义的《宇宙革命论:试论章太炎、毛泽东、朱谦之和马克思四人的历史与政治思想》、刘季伦的《敢教日月换新天:儒教传统与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以及《自由主义与中国共产革命——两种理念的比较》等论文④,阐述了在一个日趋激进的时代里,暴力革命不仅是知识分子心目中建构政治秩序的最终方式,也是重塑意识形态和心灵秩序的最终选项。简言之,正是基于对“多元现代性”理念的接纳、完善与扩充,近20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人们对于一系列观念史议题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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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纪霖:《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春季号;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171～200页;周昌龙:《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②章清:《“国家”与“个人”之间——略论晚清中国对“自由”的阐述》,《史林》2007年第3期;杨贞德:《自由与自治——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转折》,《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个人》,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2009年版;黄克武:《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民主观念》,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353～382页;童世骏:《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民主”观念——一个以李大钊为主要文本的讨论》,杨国荣主编:《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文向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金观涛、刘青峰:《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1年6月;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中国文化》1996年第2期;陈弱水:《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一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9～117页;黄克武:《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重整》,黄克武、张哲嘉编:《公与私: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的重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版,第59～112页。

④陈建华:《论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王远义:《宇宙革命论:试论章太炎、毛泽东、朱谦之和马克思四人的历史与政治思想》,《五四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文学院1999年版;刘季伦:《敢教日月换新天:儒教传统与毛泽东的共产革命》,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4年第5期;刘季伦:《自由主义与中国共产革命——两种理念的比较》,刘擎、关小春编:《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演变”研讨会论文集》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198页。

近2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交叉,也在方法论上影响到中国近代观念史研究。特别是在一个信息海量涌现的“大数据时代”里,如何将日渐成熟的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检索技术,应用到处理层出不穷的史料电子文本之上,成为部分观念史研究者关切的焦点。部分研究者相信,如果能对某一时期历史文献当中的关键词,进行精确的计量分析,就能较为客观地反映该词语所代表的普遍观念的使用和普及程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由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观涛、刘青峰及其团队所建立起的1830年至1930年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专业数据库,共计一亿两千万字。他们利用这一数据库,发表了数篇以“共和”、“民主”、“权利”、“个人”、“社会”、“经济”、“科学”等关键词为分析对象的论文,探讨这些重要的现代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以及它们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

根据金观涛、刘青峰在其新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①与《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②一文中的介绍,自19世纪末观念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关键词和语言学、语义分析一直是观念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在中国思想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绝大多数新器物、新事物、新知识、新观念的传入,往往可以用中文定名和翻译某个外来新名词来追踪。新观念的形成也十分典型地呈现为新名词的出现和传播。数据库方法不仅可以为观念史研究提供更准确的基础,而且下一步的分析梳理,还可以对以往某些公认的观点做出修正和质疑。

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关键词研究,也与这一时期对于涉及社会变迁与思想形塑的“新名词”研究彼此激荡。黄兴涛在《“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③一文中,就对加强新名词背后的话语分析与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据研究者对近年来《历史研究》与《近代史研究》刊登的相关论文考察,不少和语言研究密切相关的思想史论述已不断涌现。如高晞的《“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以德贞〈全体通考〉为中心》、谢放的《“绅商”词义考析》、马敏的《“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王东杰的《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鲁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罗志田的《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黄兴涛的《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等文④,或通过考察西方传入中国的新名词,如“解剖学”、“文明”、“文化”等,“或通过对中国已有词汇的变化,以展现近代国人思想、观念、认知的变迁,同时使人能从中体察出中西文化思想交流之进程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近代转型的过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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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②金观涛、刘青峰:《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③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④高晞:《“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以德贞全体通考为中心》,《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谢放:《“绅商”词义考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马敏:《“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王东杰:《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鲁萍:《“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⑤转引自王毅:《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

二、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

在变化万端的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之间密切的交流与互动,是思想史研究的深度所在。2008年,由耿云志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①,通过描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试图揭示社会转型的外在条件及其内在机制。9卷本丛书包括耿云志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郑大华、彭平一的《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李长莉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邹小站的《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郑匡民的《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王中江的《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宋惠昌的《人的解放与人的发现: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多变》、左玉河的《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张剑的《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分别围绕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当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社会结构及物质生活与文化转型之间的关系、外来文化的刺激与影响、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近代科学体制的建立,展开各自的论述。

在耿云志所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中,作者特别指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有两个主要趋势,一是世界化,一是个性化。“世界化,就是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处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有了开放的文化心态,才可能对文化的世界化有健全的认识:这就是把中国文化如实地看成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从世界文化中汲取于我们有益的成分,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化,同时又把我们的文化之优秀的东西贡献给世界,促进世界文化之进步。这种开放的世界化观念真正开始于近代中国,最盛于新文化运动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思想界是消化吸收新文化运动观点的阶段,也有继续发展的成分。

“所谓个性化,是指解放人,解放人的个性,解放各人的创造精神。”个人解放作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之一,真正开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个性主义实际上就是个人主义,即胡适所谓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而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个人的个性得到伸张,同时要对个人的行为负责。新文化运动在个性主义的问题上,有三点重要的贡献。第一,提出了对个性主义的清晰的界定:一是必须有个人意志自由,二是必须个人承担责任。第二,明确了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民族自由、群体自由的正确关系。第三,把个性主义、个人自由同民主制度的落实直接联系起来①。近些年来,在对近代中国社会与思想变化的历史追踪中,研究者通过对新旧变迁的社会格局中“权势转移”(罗志田语)的讨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机联系在一起,也体现了近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大体而言,围绕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三个面相受到研究者较多关注。

第一,经典衰落导致知识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背景,是以工农士商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因“西潮”冲击而发生的社会危机。罗志田在《经典的消逝: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文中,梳理并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经典“去神圣化”与“去经典化”的现象,强调其背后实有一个从“无意识推动”到“有意识努力”的发展进程,使得经典最终被排除在常规阅读之外,社会处于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失落复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的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②。

第二,科举废除导致士大夫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社会结构变迁即是思想演变的肇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四民之首的士大夫群体,在近代中国的变迁中受冲击最大。科举制的废除造成读书人无所归依,中国社会的重心逐渐丧失,传统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程度大大加剧。与此同时,从晚清到五四,作为身处城乡之间和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军人、工商业者、职业革命家等新兴社群日渐崛起,开始通过报刊、学堂与社会团体等新的公共空间重建“社会重心”。罗志田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权势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李仁渊的《思想转型时期的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报刊与新式出版业》、沙培德的《启蒙“新史学”:转型期中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范广欣的《从郑观应到盛宣怀:转型时代中国大学理念走向成熟》、许纪霖的《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等论文③,展现了近代中国新的知识阶层与新的思想论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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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耿云志主编:“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耿云志:《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现代化的两个重要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2005年第1辑。

③罗志田:《经典的消逝: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见2012年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近代中国知识史”专题讨论会论文,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2/sinoreport/sinoreport3.html(2014年11月1日查阅)。

④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的权势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241页;李仁渊:《思想转型时期的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报刊与新式出版业》,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3～50页;沙培德:《启蒙“新史学”:转型期中的中国历教科书》,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51～80页;范广欣:《从郑观应到盛宣怀:转型时代中国大学理念走向成熟》,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105～136页;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

第三,社会的权势转移,也带来学术重心的偏移与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正统衰落、边缘上升是从晚清到民初中国学术走向的重要特征。王汎森的《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有关“自我”的几个问题》、葛兆光的《孔教、佛教抑或耶教——1900年前后中国的心理危机与宗教兴趣》、王东杰的《“反求诸己”:晚清进化观与中国传统思想取向(1895～1905)》、陈平原的《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潘光哲的《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地理想象”(1895～1925)》、陈建华的《19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与文学公共空间的转型——以文学杂志“通信”与“谈话会”栏目为例》等论文①,均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体系、观念形态与社会互动之间的复杂关系。

近些年来,学界对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议题的思考,已经越来越多地将涉及中国的命题放置到“世界”与“亚洲”等更大的框架当中,观察中国及其周边区域的互动。对于力图通过“走向世界”寻求富强的近代中国而言,“世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概念”,而且是形塑读书人思想观念及其历史实践的“文化概念”。葛兆光所著《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开宗明义地提出新的思考:1895年以后,大清帝国开始从“天下”走出来,进入“万国”,不得不面对诸如“亚洲”和“世界”这些观念的冲击。另一方面,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学界,对于“中国”、“亚洲”、“世界”的论述升温,也波及中国大陆的学术界。这些地理概念,究竟在什么脉络和何种意义之下,可以当作“历史世界”被认同和被论述②?

罗志田在《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一文中,则通过分析梁启超的观念,认为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随着传统的“天下”观念在西力冲击之下逐渐转型,“中国”从此需要放置在“世界”这一新的尺度下予以考察③。

2012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第四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即以“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为主题展开讨论。许纪霖认为,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具有双重内涵,既指理想的伦理秩序与典章制度,又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晚清以后,当西方文明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优越性来到中国后,以儒家礼教为核心的“天下主义”开始转向另一种“新天下主义”,即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论。正因为对这一由西方支配的“新天下观”的接受与反思,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现代理念,在形塑近代中国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的过程中彼此交织,共同发力。郑大华认为,近代中国人国家观念的转型基本上有两条主线,一是从“天朝国家”观念向“主权国家”观念的转变,二是从“君主国家”观念向“民主国家”观念的转变,两条主线背后的推动力分别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耿云志指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另一方面,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激活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④。

在形塑近代中国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的过程中,东邻日本扮演了极其重要而又面目复杂的角色。郑匡民在《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⑤一书中谈到,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来到日本,通过大量阅读日本人的译著或著作来了解西方。而对“东学”(日本的思想学术)的研究,也使得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得以借日本的途径深入其思想,并通过其主持和参与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大众媒体向中国传播,从而产生深远的影响。本书详细分析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加藤弘之、伯伦知理等日本学者的思想,如何成为梁氏形塑自身启蒙思想、新民思想、民权思想、国家主义思想以及国家有机体论的思想来源、知识背景与传播媒介。作者进一步指出,梁启超所接受的西方思想,其实是一种“日本化”的西方思想。进一步说,近代中国社会所受到的西方思想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日本化”之后的西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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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有关“自我”的几个问题》,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171～200页;葛兆光:《孔教、佛教抑或耶教——1900年前后中国的心理危机与宗教兴趣》,《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东杰:《“反求诸己”:晚清进化观与中国传统思想取向(1895～1905)》,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315～352页;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潘光哲:《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地理想象”(1895～1925)》,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陈建华:《19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与文学公共空间的转型——以文学杂志“通信”与“谈话会”栏目为例》,《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1期。

②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页。

③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④转引自曾科:《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第四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2期。

⑤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2003年版。

沈国威在其《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以及新作《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等论述中也谈到,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日本作为西方知识在东亚传播中介地位的确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学习日文与翻译日文书籍,获得对西方知识的了解与接受。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对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又成为一个时代脉动中的知识“生产机构”。通过审视1870年至1919年的中日词汇交流,沈国威深入研究日本怎样成为向中国提供新知识的途径以及中国社会对日语借词的反应和使用者的心态①。陈力卫在其《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一文中也指出,现代汉语中存在不少日语的“外来新词”,其实最初是日本知识分子为了吸收西洋文明,从而有系统地借用中文词汇进入日语系统。后来,却反而又被中国的留日学生原封不动地带回中国,形成了中日词汇互用过程中的语义转换、分化、替代。陈力卫指出,汉语作为亚洲共识的平台,为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共有提供了可能,而其语义形成过程的历史档案,则为后人的追溯和反思提供永久的凭证②。

正因为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翻译行为成为了解双方知识传输与思想激荡的重要渠道,也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者新的关切。狭间直树(Naoki HAZAMA)的《“东洋卢梭”中江兆民在近代东亚文明史上的地位》一文,注意到在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民约论》)被视为圣典,其译本甚多。而中江兆民则透过改日文译本为汉译本,使卢梭学说更加条理清晰,并经过在“法国学塾”讲授卢梭理论,巩固了其“东洋卢梭”的地位③。黄克武的《晚清社会学的翻译:以严复和章炳麟的译作为例》,通过比较严复及章炳麟在译介社会学理论上存在的思想差异,观察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他指出,清末有两种社会学的思想倾向。一种是严复与梁启超受到斯宾塞的影响,采用调适取向来看待社会变迁;一种是章太炎受到岸本能武太的影响,采取转化取向的社会学传统。这大致是1949年马克思主义盛行前最主要的两种社会学理论④。

王柯的研究关切的是近代中国的民族、民族主义观念的形塑与日本因素之间的密切互动。在《“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中,他指出中国人是在近代鸦片战争后,才开始接触到源自西方的“nation”、“nationalism”和“nation-state”等具有现代政治含义的概念的,而中国人的这一接受过程又与留日学生和学者从日本出版物中吸收西方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同文”的缘故,使中国人在19世纪末接触并开始接受日制汉词“民族”。然而,“民族”一词开始普及并在中文中固定下来,还是要等到与“国民”概念结合之时。中国近代思想家们之所以能够主动接收“民族”一词,不仅因为汉字相同,而且是因为与日本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共鸣⑤。而对于“民族国家”的概念的认知,其实也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日本经验的接受密切相关。根据王柯《民权、政权、国权——中国革命与黑龙会》一文的研究,日本追求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造成许多日本国民自己也相信了他们具有其他国民所无法比拟的民族优越性,因而大言不惭地认为指导东亚以不受欧洲侵略是自己的天职。正因为这种所谓的“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国权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所以,包裹在亚洲主义中的民族优越感必然不断膨胀,最终导致日本逐步成为侵略国家并在二战中走向了自身的毁灭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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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国威:《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241～270页;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②陈力卫:《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187(2014年8月20日查阅)。

③狭间直树(Naoki HAZAMA):《“东洋卢梭”中江兆民在近代东亚文明史上的地位》,2012年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近代中国知识史”专题讨论会论文,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2/sinoreport/sinoreport3.html(2014年10月2日查阅)。

④黄克武:《晚清社会学的翻译:以严复和章炳麟的译作为例》,沙培德、张哲嘉主编:《中央研究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台北,中研院2013年版,第111～177页。

⑤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⑥王柯:《民权、政权、国权——中国革命与黑龙会》,香港《二十一世纪》2011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