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一民：1975-76年外交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乔冠华被批评“借中央之刀杀王、唐”

       目 录

前言

一、1975年外交部掀起“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二、乔冠华、章含之“亮剑”希图在“批邓”运动中击败王海容和唐闻生

三、毛主席亲自出马劝说双方消除分歧、团结批邓，但没能奏效

四、在两派爆发的“内战”中，江青支持乔冠华并为乔出谋划策

五、以华国锋总理为首的“中央五人小组”受命过问外交部的“批邓”运动

六、华国锋总理出示毛主席生前在乔冠华、章含之的告状信上的严厉批示：“乔冠华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

七、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后，乔、章等人践行以守为攻的策略

八、在1978年声讨“四人帮”的罪行中，外交部群众猛烈揭批乔冠华，但王海容也未能幸免挨批

尾声

*****************************

前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伊始至“批林批孔”运动，乔冠华、章含之(女)和王海容(女)、唐闻生(女)的政治观点完全一致。他们积极批判极端左倾思潮，揭露造反派的过激行径，反对“打倒陈毅(外长)”，坚决贯彻毛主席对陈毅“要一批二保”的指示。

1973年底，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领导全部人员明批姬鹏飞外长，暗批周总理。乔、章和王、唐都积极参与。1974年，姬鹏飞调离外交部，乔冠华被任命为外长。王海容当上副外长，分管礼宾司。王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毛主席接见外宾时，担任记录员。唐闻生当上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主要任务是担任毛主席的英文译员。

王海容于1965年10月调入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工作。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主席的表兄，王海容是毛主席的表侄孙女。“文革”初期，担任礼宾司负责人的王海容负责安排毛主席的外事活动。毛主席会见外宾时，她担任记录。1965年4月唐闻生(女)调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文革”期间，她是毛主席的英文译员。(她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之长女。)王、唐俩人常见到毛泽东，有时为毛主席向党中央政治局“传话”或下达“最高指示”，成为事实上的“联络员”。外交部群众称她们为“通天人物”。

章含之1958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英文系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其养父章士钊和毛主席是世交。“文革”前，她曾短暂教过毛主席的英文，有机会接触毛主席，也是位“通天人物”。1971年3月章士钊设法使其养女章含之调入外交部亚洲司工作。王海容(1938年生)比唐闻生大五岁，比章含之小三岁。她们三人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过。调入外交部前，王海容和章含之就曾相识。

1973年12月乔冠华与章含之完婚后，这四位外交部掌实权的当权派交往更加频繁。闲暇时，王、唐经常到东城区灯市口史家胡乔、章的家里聚会，分析国内政治形势和通报机密情况，无话不谈。有一件事例证之。1974年12月31日，王海容和唐闻生告诉乔冠华，毛主席批评江青有野心，并向乔冠华介绍中央某些人与“四人帮”斗争的情况。她们还告诉乔冠华，毛主席不同意乔冠华当副总理，批评乔冠华“有一条尾巴，挂在天上”。乔冠华听后写了一首打油诗《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后闻言有感》，把中央的斗争描绘为“没有是非、没有原则的鸡虫斗”。

在1973年底批判周总理的所谓“右倾错误”时，乔冠华、章含之和王海容、唐闻生都积极参与。1974年三位女士都升任高职。王来外交部工作不到十年由科员提升为副部长。唐来外交部工作不到十年由译员升为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章来外交部工作不到三年由没有多少外事阅历的科员跃升为亚洲司副司长。在当时论资排辈盛行的年代，这三位女士的提拔实属罕事。

角色的变换往往会让人忘乎所以。乔冠华取代姬鹏飞担任外长后，在有心计的章含之的推动下，乔冠华在政治上不甘居王海容之下，他们的关系出现不和。由于毛主席与王海容的特殊关系，王海容有时直接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经常向外交部领导口头传达“最高指示”。对于王海容常常传达的来自最上层的指示，乔冠华曾发牢骚说：“谁知道这是不是最高指示?!”

在1975-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乔冠华和王海容之间的关系显现不睦，逐渐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双方都把对方视为对立面。外交部群众称谓的“老爷”(乔冠华)和“小姐”(王海容)分道扬镳，势不两立。毛主席获悉后亲自出面说和双方缓解矛盾，却未能奏效。因为乔冠华和章含之主观认定，他们在较量中会稳操胜券，志在必得，故无意善罢甘休，仍坚持继续“打内战”。双方“打内战”不符合中央的部署，逐招致最高领导人的严厉批评：“乔冠华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

“四人帮”垮台后，外交部群众的矛头指向乔老爷，对乔、章实施隔离审查。由于王、唐也有自身的问题，同样遭遇群众的揭批。两派纷争无果而终，老爷和小姐都调离外交部。

一、1975年外交部掀起“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2年周恩来总理被查出患膀胱癌。在毛泽东主席的建议下，1973年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分管外事工作。王海容和唐闻生非常尊敬邓小平。邓复出后至“批邓运动”前，她们是邓家(东交民巷17号)的常客，充当了沟通毛和邓之间情况的“联络员”。1974年第一季度，王海容不顾江青的反对，积极落实毛主席点名要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乔冠华副外长陪同邓小平前往。在会上，邓小平发言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和中国的外交政策。邓在国内外名声鹊起，江青对此极为不满。在江青的谋划下，毛远新取代了王海容当上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乔冠华秉承江青的旨意，将时任礼宾司长朱传贤接管了王海容的涉外礼宾大权，安排毛主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外事活动。乔还将当时正在北京北郊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的冀朝铸(长期担任过周总理的英文译员，时任国际条法司副司长)秘密调回外交部，躲藏在灯市口史家胡同乔冠华的家中，准备替换唐闻生担任毛主席的译员。

1974年底周总理病情加重。1975年初，邓小平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事务。邓小平领导务实派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治理整顿。邓的所作所为被认为有否定“文革”的倾向。于是毛主席建议中央政治局开会做出肯定“文革”的决议，会议还要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婉拒承担此“重任”。

1975年11月20日，毛主席停止邓小平统管全面工作，让他只负责外交事务。随后，毛泽东在一次“打招呼”会上说：“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毛把邓小平在整顿工作中出现的反文革言行称为“右倾翻案风”。

11月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该《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通过邓小平向毛主席写信，反映与他同级的副书记迟群和谢静宜在教改中问题——笔者注)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毛主席决心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2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外交部撰写的《外交通报》，即张春桥向阿尔巴尼亚友人介绍当前“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谈话。张春桥说：“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的教育怎样估计”。这17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17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据此，1949年-1966年的十七年教育路线被定性为由黑线主导，被全面否定。于是，全国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反回潮”的政治运动。

外交部同全国一样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乔冠华(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主导外交部的运动。

当时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9人)是：

部长：乔冠华(核心小组组长)

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符浩、仲曦东、何英、余湛、王海容(女)

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宫达非

列席党组会议人员：唐闻生(女)(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

二、乔冠华、章含之“亮剑”希图在“批邓”运动中击败王海容和唐闻生

邓小平主管过外交工作。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肇始，外交部响应号召揭批邓小平。可是事实是，外交部名义上揭批邓小平，实则两派打“内战”。

1975年外交部出现了新的两派：“老爷派”和“小姐派”。群众称乔冠华为“老爷”。其源于50年代末喜剧影片《乔老爷上轿》。60年代，外交部干部私下称乔为“乔老爷”，文革中就沿用这一称呼。“文革”中有一段时间毛主席接见外宾时，王海容担任记录，唐闻生是英语译员，两人均未婚。故群众私下称王、唐为“小姐”。他们这几位都是外交部“通天”的高官重臣。

在外交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乔老爷是外交部第一把手，又有符浩、仲曦东、何英三位副部长等一批老干部助阵，执掌外交部的业务和运动的领导权。部级领导层中，刘振华和余湛两位副部长同情王海容。另外两位部领导不明确表态。乔冠华、章含之企图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打成“邓小平在外交部的代理人”。在角斗中，“老爷派”占上风,处于强势;“小姐派”处于下风，反击乏力。

1975年11月乔冠华通过章含之第一次写信给毛主席，称王海容和唐闻生投靠邓小平。与此同时，乔冠华和章含之发动外交部群众写大字报，揭批王海容和唐闻生投靠邓小平的事迹。

三、毛主席亲自出马劝说双方消除分歧、团结批邓，但没能奏效

1975年12月2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夫人贝蒂·福特，以及随同福特总统访问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等人员。外交部长乔冠华和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陪见。副部长王海容担任会谈记录，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担任英文译员。当着外宾们的面，毛主席对乔冠华、黄镇和王海容、唐闻生等人说：“一些年轻人(指中国驻美国联络处的某些年轻工作人员——笔者注)对他(指黄镇——笔者注)有些意见。她们(指王海容、唐闻生——笔者注)对乔老爷也有意见。这些人不好惹啊，受她们的气啊!”等美国贵宾走后，毛主席当着乔冠华、黄镇的面对王海容、唐闻生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不能忽视这些人啊，否则你会在他们身上吃苦头的。这是一场内战。 …… ”。两位年轻人追问毛主席，老同志是不是对年轻人高抬贵手?毛主席过了一会儿说：“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嘛!”

1975年12月12日，毛主席当着乔冠华和章含之的面对王海容和唐闻生说：“你们是造反派，原谅原谅老家伙，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叫滚蛋!”毛主席说，大家都是自己人，要团结起来批邓。

1975年12月23日，毛主席把乔冠华、章含之、王海容、唐闻生等四人找到一起谈话，要他们搞好团结，并批评乔冠华说“要当面谈，不要背后”。

毛主席谈话后，王海容主动找乔冠华征求意见。乔冠华却说没有意见。很遗憾，毛主席未能说服乔冠华与王海容握手言和。

四、在两派爆发的“内战”中，江青支持乔冠华并为乔出谋划策

由于王、唐不听从江青的使唤，江青转而拉拢乔、章。“批邓运动”开始后，江青设法弱化王、唐，消除毛主席对王、唐的宠信。章含之乘势投靠江青打击和抗衡王海容和唐闻生。乔冠华曾对冀朝铸(国际条法司副司长)说：“先利用大王八蛋解决小王八蛋的问题”。

1974年10月28日，江青把乔冠华、袁水拍等人找到北海仿膳，要乔、袁负责毛主席诗词英译本的出版工作。

同年11月某日，江青找乔、章到她的住处，商谈外交部的领导班子问题，拟提升两位同志为副部长。江青赠送乔一块女式怀表。随后又带乔、章同“四人帮”一起观看有关宫廷政变的电影“凯撒大帝”。

11月12日，江青给毛主席写信，提议乔冠华任副总理。

12月27日，江青、张春桥与乔冠华和袁水拍商谈出版毛主席诗词英译本事宜。江青指示要少加注释，张春桥则进一步提出，除原作者的注释外，一律不加注释。

1975年5月29日乔冠华和袁水拍联名给江青、张春桥上呈“关于出版《毛主席诗词》英译本的请示报告”，吹捧江青、张春桥对此事的“关怀”和指示，并提出“除原注外，不另加注”。对此报告，张春桥于5月30日就批同意，并让中央传阅。康生阅后为表示不满，没有画圈。(康于1975年12月16日病逝。)

1975年底，外交部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揭发批判邓小平。

1976年1月29日王海容向全部同志布置进一步学习元旦社论，提出要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在1974年8月、10月和11月，毛主席听取有关单位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提出要安定团结、要学习反修防修理论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据此，邓小平在全面整顿工作时提出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批邓运动”时，“四人帮”认定邓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修正主义纲领。——笔者注)

乔冠华和章含之一面向上告状。1975年11月和1976年4月两次上书毛主席密告王海容和唐闻生的“劣迹”。一面策动王明修(干部司长)、朱传贤(礼宾司长)、冀朝铸(国际条法司副司长，取代唐闻生当主席的英文译员)等人发动各自主管单位的群众揭批王海容和唐闻生投靠邓小平的事迹。

不明真相的群众为响应中央的号召，各自按自己的见解发表意见。外交部一些大字报说，王、唐是邓小平在外交部的代理人。另一些大字报说，乔冠华在外交部鼓吹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两派矛盾彰显与众。

2月11日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召开“深入学习元旦社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汇报会。有十九个单位的代表汇报了开展学习和批判的情况。各单位在科处级批判的基础上召开了三十次司、局级的批判大会，有230余人发言，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错误。

2月20日，江青找乔、章去钓鱼台11楼小客厅密谈。江说，她知道乔、章与王、唐有矛盾。她提到从主席那里知道章含之给主席写过信。她还谈到她不赞成王海容1月29日在外交部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讲话，声称王的讲话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她要乔冠华、章含之给毛主席写有关王海容、唐闻生同邓小平一起分裂中央的材料。

同日，江青在钓鱼台再次会见章含之。章含之递给江青由乔冠华和章含之签名的几页手抄材料。江看后不满地说：“这上面写的全是外交部如何揭批王海容、唐闻生的，这样写不行，要和邓小平联系起来，外交部批王、唐就是批邓。……外交部是邓小平一手控制的，又有他的两个女干将，问题最多，爪牙最多，你们一定要跟上，要拿出过硬的材料来，要通过揭批王、唐挖出来邓小平这个后台老板。”

章含之补充说：“王海容和唐闻生在外交部散布了许多右倾言论，这些我都写在材料上了。”

江青说：“光写言论不行，要写行动。这两个女人坏透了，跟着邓小平干了好多坏事。去年她们看见主席眼瞎了，我们四个又挨批，就以为邓小平得势了，马上转过去，当了投降派。没想到这是主席的策略，就是要让邓小平充分表演。现在主席的眼好了，总理也死了。邓小平的阴谋诡计彻底暴露了。王、唐一看大事不好，又跑到我这来哭，说是上了邓小平的当。鬼!什么上当，他们是臭气相投，狼狈为奸。”

章含之说：“王海容和唐闻生也向外交部党组交了两份揭批邓小平的材料，其中列举了许多邓小平如何反对您的言论。老乔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让我一定要写进材料里。”江青气愤地说：“这一条当然要写。邓小平的主要罪行就是整我，去年他在政治局围攻我半年多。不能光写他反对我一个人，要把他们三个也加上，而且要按次序排列，洪文是副主席，春桥是常委，我只是个政治局委员嘛。不要给人感觉到以我为核心。我这个人从来不当核心。”章领悟地点点头说：“好的。我回去把这一条再重新改写一下。”

江青说：“邓小平指使王、唐上欺毛主席，下骗政治局，在中央高级干部中秘密串联，大搞分裂活动。你要把这些全写进材料里，越多越好，越详细越好，这就是行动，就是罪证。你要把邓小平分裂中央的阴谋揭发出来，我就把材料转给主席，争取让他在上面作个批示;哪怕画个圈，邓小平想赖也赖不掉了。”章当即承诺道：“好!我回去就照您说的办。”

江青说：“这份材料有老乔一个人签名就得了，你就不要再签了，免得别人抓把柄。”。章含之点点头地说：“好的。谢谢您的提醒。”

最后江青叮嘱地说：“你回去告诉老乔，今后外交部的事，要多向春桥同志请示。”

2月21日，江青指使乔冠华安排她出席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接待活动，声称尼克松夫妇是中国政府的客人，实际上是毛主席的客人，因此也是我的客人。

2月22日，江青要章含之给尼克松夫妇送去一盆水仙花，说明此花是江青“亲自剪修的”并由章含之转达她对水仙花的“解释”。

3月6日，外交部领导向现职科级以上和21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央4号文件。文件中有“造反派要对老同志高抬贵手”一语。双方解释不同。乔、章说，年轻干部对老同志要“高抬贵手”，而王、唐说，老干部对年轻同志要“高抬贵手”。

3月17日，毛主席会见凯山•丰威汉同志率领的老挝党政代表团。乔冠华指示礼宾司长朱传贤不安排王海容担任记录。会见后，江青对乔、章说：“一下子把王、唐都拉下来，主席会感到太突然，这次让唐去，留一个。事情还得有个过程，下一次再争取王、唐两人都不去。王海容这是第一次没有去，是一个大胜利，国内外都会有很大反应”。

3月22日，乔冠华指示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周耀东在政治部主编上呈中央的第十一期题为“我部广大同志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政工简报》的文稿上增加下述一段话：“有些同志说，近一年多来，邓小平主管外交工作，他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可能没有干扰;去年夏季前后，邓小平煽起的右倾翻案风，在外交部也有反映，部内传播过不少攻击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和否定文化大革命与新生事物的奇谈怪论。外交部不是世外桃源”,“部内传播过不少攻击、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

3 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江青通过乔冠华通知正在国内的黄镇(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和韩念龙(副部长)、仲曦东(副部长)一起去江青住所谈话。江青给他们看了一份她写给毛主席的“报告”，说外交部有一些问题，江青要找外交部的同志谈谈情况。江青解释说，毛主席对王海容和唐闻生的问题已经有所察觉，对她俩的问题，你们要写材料报告主席，不要怕成刘冰(指刘冰写信给毛主席反映迟群、谢静宜情况后遭到主席批评—— 笔者注)，她们在外交部做了很多坏事，和邓小平搞到一起，他们的关系应该查请!你们要给主席写揭发材料，写好交给我转主席。黄镇说：“我长期在国外工作，对外交部的情况了解很少，没有办法写。”韩念龙、仲曦东也对江青表示没什么可写的。3月间，江青还通过章含之要走外交部政治部干部司王明修司长留存王海容写给他有关提升干部的全部便条。

4月清明节前后，北京广大群众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4月5日发生“天安门事件”。4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二)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4月7日，江青找乔冠华和章含之谈话，询问外交部批邓运动情况。江说要深入批邓，“可以在批邓过程中把王、唐的问题带出来。”

4 月8日，部党的核心小组召开外交部拥护中央两项决议大会。乔冠华在会上说：“邓小平主持过外交工作，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有干扰的，邓小平煽起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在外交部也是有反映的”。

此后，章含之在亚洲司散布说，去年七、八、九月部党核心小组的几次会是典型的右倾翻案风，是王海容传达毛主席对《创业》的指示后引起的。章含之说，主席这个指示是批给文化部的，没有叫传达给其它部门，王海容为什么要向部核心组传达?

4月13日，章含之起草一张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与去年夏季前后的政治谣言”的大字报，以亚洲司四处(直接受章含之领导的处)名义贴出。大字报称“去年夏季前后，外交部的确很不平静，大有深揭深批的必要”。与此同时，章含之在亚洲司散布说，江青讲王、唐是政治骗子。

4月14日，杨琪良(政治部主任)、王明修(干部司司长)、周耀东(政治部宣传处处长)等以政治部组宣部大批判组名义贴出一张“排除干扰，联系实际，深入揭，深入批”大字报，名为揭批邓小平，实为动员群众揭批王海容。

4月16日，亚洲司四处(直接受章含之领导的处)一些人贴出“从邓小平的一个批示说起”的大字报，说邓小平关于上海杂技团出国开支问题的批示的“出笼不是孤立的，它是邓小平在中央和地方搞分裂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邓小平批示的煽动下，外交部就有人对文化部、体委以至上海抱有成见”。“只要我们把邓小平那个批示和外交部的实际稍加联系，就可以看出，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在外交部是有影响和表现的。”

4月19日，礼宾司的一些人(批王)贴出一张无题大字报，序言中说：“一段时期在我部散布的不少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具有一个重要特征，这就是它们往往蒙上一层‘通天’的面纱。这种假象必须戳穿。事实证明，这个‘天’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

与此同时，朱传贤在礼宾司全司大会上说，现在是捂盖子和揭盖子之间的矛盾，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有人就是要捂盖子。现在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尤其是对要求入党的非党群众更是一次考验的机会。他暗示礼宾司同志把矛头指向主管礼宾司工作的王海容。

4月21日，遵照乔冠华的旨意，杨琪良(政治部主任)、王明修(干部司司长)和周耀东(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布置政治部干部司一处和国外处一些人(批唐闻生)贴出一张绝密大字报，标题是“邓小平对张炜逊(参见下注)叛国事件为什么默然置之?”公布了我国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任职的张炜逊叛逃案件。王明修亲自加上：“值得注意的是，张炜逊在国内有重要的社会关系，邓小平出于他的需要，对张炜逊不可能不进行政治包庇。”

在酝酿写这张大字报时，王明修说：“邓小平为什么不管这事，就是因为张炜逊是唐闻生的外叔祖父，邓小平怕得罪唐闻生，就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这是进行包庇。

(注：张炜逊是梁启超之女梁思懿的丈夫，时任中苏友谊医院院长。被我国政府派往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担任助理总干事。)

同日，干部司一些人(批王)贴出《彻底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肃清其在外交部的流毒和影响》大字报，说：“邓小平这条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在我们这里不是没有影响和反映的”，“有的人(指王海容——笔者注)利用职权及其特殊地位，在干部工作中搞顺我则昌，逆我则亡”，“有个别的人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在干部的调动、提拔工作中搞一言堂，个人说了算，破坏党管干部的原则。”

4月22日，非洲司一些人(批王)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周荣鑫(时任教育部长——笔者注)出访毛里塔尼亚和扎伊尔之谜》。该大字报说：“邓小平利用其主持外交工作的职权，先后批准周荣鑫代表中国政府出访毛里塔尼亚和扎伊尔，以树立周荣鑫在国际上的形象。”“我司竟然有人(指支持王、唐的非洲司副司长罗旭——笔者拄)建议周荣鑫出访。”“何以对周荣鑫如此有兴趣，很可能是邓小平阴谋插手的结果。”大字报作者认为，教育部长周荣鑫是紧跟邓小平的。(1975年周荣鑫就任国家教育部部长。到任后，他与“四人帮”对教育事业的干扰、破坏进行了坚决斗争。1976年4月13日，被迫害致死，终年59岁。1978年，中共中央为周荣鑫平反昭雪。——笔者注)

4月23日，江青同乔、章密商调换毛主席的英文翻译事宜。乔、章建议用冀朝铸替换唐闻生。当晚，乔、章带冀朝铸去江青住处。江青让冀为她翻译美国电影《呼啸山庄》。毛远新在场。此后唐闻生没能再担任毛主席的译员，两位小姐再也没机会单独见到毛主席了。

4月25日，乔冠华和章含之经过一番策划，决定由章含之出面，写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江青的告密信。出乎意料，乔、章发射的这颗“重型炮弹”却成为他们“政治自尽的一把尖刀”。他们密告王海容、唐闻生受邓小平的指使，传递康生的话，说江青、张春桥是叛徒。全文如下：

主席：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定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话。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话。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 之

1976年4月25日(全文完)

4月下旬的一天，乔冠华向江青汇报“王海容和唐闻生追随邓小平分裂中央的问题”。乔汇报说， 邓小平认为中央许多同志并不了解党内许多事，不了解一些内部情况，如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而王海容和唐闻生在邓小平指使下进行扩散。她们和倪志福同志(“文革”前，倪被誉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创造三尖七刃麻花钻，被称为“倪志福钻头”。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笔者注)谈了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乔把王海容和唐闻生看望正在生病的康生和周总理，都说成是邓小平指使她们散布对“上海帮”的不满。

江青向乔冠华了解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对王海容和唐闻生的态度，询问哪些人支持王海容和唐闻生。乔冠华说：“人数不多”，并开出了核心组人员名单。

5月7日，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十周年时，一些人(批小姐)贴出一批大字报，说“邓小平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对干部走五七道路，在我部是有严重影响的”，声称王海容和唐闻生是去年十一月我部《关于办好北郊干校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提出“实难抽出论”的人，说“她们一不老弱，二不病残，但就是不能下放锻炼”;“似乎离了她们，外交工作就不能开展，地球就不转了”。

同日，乔冠华去北京北郊外交部“五七干校”视察时对陪同人员说:“部里有人既不老，又不病，又不残，就是不愿下干校。自己不下来，也不让别人来，唐小姐也不能来干校”。乔还抱怨说：“我这个部长，这几年受够了气，许多事人家也不和我商量。今后见到主席时要向主席汇报”。乔补充说：“张闻天(建国初期，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笔者注)时代还走走形式，这比张闻天时代都不如”。

5月15日，礼宾司部分同志(批小姐)贴出大字报《重温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说，“联系到去年七、八、九月三个月，政治谣言和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在我部、我司甚嚣尘上的事实，以及在外事活动安排上出现的种种怪现象，是多么发人深省!”

5月17日，亚洲司四处(直接受章含之领导)一些人(批小姐)贴出大字报“战斗正未有穷期”——纪念五一六通知十周年。大字报说：“邓小平在外交部唆使人搞了不少鬼名堂”，“去年七、八、九月三个月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我部就有人在礼宾司等单位三番五次‘吹风’。所吹之‘风’，就是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甚至使用的语言也和邓小平如出一口”，“她们同邓小平的黑关系暴露无遗”。“有些人对邓小平假批真保的面目已经暴露，‘惹不起’的神话已被打破”。

同日，礼宾司部分同志(批小姐)贴出大字报“戳穿邓小平诬告、攻击文化部的阴谋”，说“在邓小平攻击文化部，‘要挖文化部后台’的紧锣密鼓声中，我部某领导竟亦步亦趋，配合得如此紧密，在同一时期，采取同样手法，摆出同样架势，甚至使用完全相同的语言，来攻击同一个目标。人们不禁要问：我部某领导在邓小平导演的这出丑剧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5月18日，礼宾司部分同志(批小姐)又贴出题为“我部某领导为什么要如此吹捧邓小平”的大字报，说邓小平“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大造反革命舆论。当时小小的礼宾司也成了我部某领导散布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的据点之一”。

5月20日，乔冠华去西欧司参加会议，作长篇发言，点名批王海容和唐闻生。乔冠华说，邓小平是一条泥鳅，翻不起大浪，重要的是他的社会基础。乔冠华说：“主席接见，谁参加，我不在意。这里是不是有不正常的事情呢?有没有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呢?……有些事，你们怕，我也怕，因为有人动不动就说，“我已请示过主席。”乔冠华说：“路线斗争，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不要迷信”。

5月21日，翻译室部分同志(批小姐)贴出大字报“外交部的阶级斗争盖子必须彻底揭开”，说去年七、八、九月“在这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风恶浪中，我们外交部也有那么为数极少的几个人，以空前未有的热情，为邓小平带头刮起的这股右倾翻案风推波助澜，奔走呼号”;“他们在干这一切的时候，都往往蒙上一层‘通天’的面纱，采用的是打着主席指示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

5月22日，政治部组宣组《大批判小组》(批小姐)贴出一张题为“击退暗流，深入批邓”的大字报，说“当前还有一股暗流，阻碍着运动深入、健康地发展。有那么几个‘到处串连，抱成一团’的人，主要是几个领导干部，在今天的新形势下，追随邓小平，为‘二月提纲’的反动谬论扬幡招魂，干扰和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 “那一小团团的人，是有根子、有后台、有挂帅的。这个挂帅的人物，‘挂着主席身边的人’的招牌，打着主席的旗号，欺骗主席，到处招摇撞骗，散布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为邓小平篡党夺权大造舆论，起了邓小平所不能起的作用”。

同日，办公厅政治处三同志(批小姐)贴出“不准联系实际，就是不准批邓”的大字报，说“去年夏季前后，正当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我部就有少数几个领导干部，跟着摇唇鼓舌，大放厥词，散布种种奇谈怪论，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大肆贩卖邓记谣言公司的反动政治谣言，恶毒咒骂中央领导同志，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这些，正是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他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在我部的表现，揭发和批判这些右倾翻案言行，追查这些反动的政治谣言，正是当前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怕什么‘大人物’!”“不管他是什么有‘特殊地位’、‘特殊权力’、‘特殊影响’的人物”，“我们都将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5月24日，亚非司部分同志(批小姐)贴出一张大字报《周荣鑫出访之谜该是彻底查清的时候了》，说“搞清周荣鑫出访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揭发批判邓在我部搞非法组织活动的罪恶阴谋，有助于揭开我部阶级斗争的盖子”，并“责问非洲司的那位领导(指非洲司副司长罗旭——笔者注)：如果不是有某种不可告人的背景，你的手为什么伸得那样长?谁授意你要亚非司改变主张，派周荣鑫出访的?”

5月25日,礼宾司《评论小组》(批小姐)贴出一张大字报“冲破阻力，乘胜前进”——评我部某领导运动以来在我司的种种表演。大字报说：“总结起来，她们在运动中耍弄的种种手法，可以归纳如下几招：一是装(用主席指示的旗号来伪装自己);二是抓(抓批邓的旗子);三是转(转移斗争大方向);四是压(挥舞种种大棒，压制革命群众);五是散(散布流言蜚语，阻碍运动的深入发展);六是顶(不揭不批，抱成一团，以守为攻，妄图顶过风头);七是赖(上推下卸，死命赖帐);八是裁(制造谎言，栽赃于人)。总之，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拒不转弯子，旧债未还又欠新债。揭穿其手法，剥开其伪装，露出的是保邓、保自己的原形”。

同日，国际条法司部分同志(批小姐)贴出一张大字报“矛头向谁?为谁效劳?”，说王海容和唐闻生在国际奥委会驱蒋(指台湾当局——笔者注)斗争的问题上紧跟邓小平，攻击体委，“大搞分裂中央的罪恶活动”。

5月28日，乔冠华在家里对礼宾司长朱传贤说，要充分准备材料，要化点力量准备几棵“重型炮弹”，找合适的时机打出去。美国专机领航问题很严重，是个要不要主权的原则问题。邓小平放弃领航是丧权辱国的问题。这是一棵重型炮弹，一定要写出一张有份量的大字报。乔冠华、章含之和朱传贤一起议论如何写好这张大字报。乔冠华认为丧权辱国这个纲还是可以上的。

6月7日，办公厅翻译室部分同志(批小姐)贴出一张大字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说“在邓小平重新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我部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挂着‘主席身边的人’的招牌，实际上却拉屎拉尿，胡作非为，干着欺骗毛主席的罪恶勾当”。“她们对于邓小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起的特殊作用是那些追随邓小平的老走资派所望尘莫及的，她们的活动能量是大大超出了她们自己的公开身份和地位的，她们的主要问题所及是远远超过了外交部的范围的，她们与邓小平的不寻常关系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的”。

五、以华国锋总理为首的“中央五人小组”受命过问外交部的“批邓”运动

1976年2月2日中央中发一号文件宣布，毛主席提议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

5月12日，毛主席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前，向乔冠华询问外交部运动情况。乔冠华没有如实汇报，只说“有困难”。毛主席明确指示乔冠华向华国锋总理汇报情况。会见后，章含之立即与江青通电话，汇报此事。

5月13日，毛远新(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打电话把乔冠华找到中南海，说主席要他先同乔冠华打个招呼，主席指定华总理、陈锡联副总理、汪东兴主任、张春桥和他等人组成的“五人小组”将听取他们对王海容和唐闻生的意见。

5月17日下午三时半至次日凌晨，乔冠华、韩念龙(副部长)、杨琪良(政治部主任)、王明修(干部司司长)和周耀东(政治部宣传处处长)等人向“中央五人小组”作汇报。他们主要讲了王海容和唐闻生参与邓小平攻击和分裂中央的活动，以及邓小平利用王、唐夺权。乔冠华还专门反映毛选五卷问题。他说，王海容和唐闻生在邓小平策划下，利用康生名义夺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权。乔冠华还提及王海容和唐闻生讲过，五卷的工作原来是康生抓的，康生病了，被张春桥和江青抓过去了。现在邓小平要把五卷的工作夺回来，由胡乔木来管。乔还汇报了王、唐去看望病中的周总理和康生。汇报后，“中央五人小组”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5月25日，王海容和唐闻生向“中央五人小组”汇报外交部运动情况。

5月26日，乔冠华催问华总理，外交部运动怎么办?华总理回答说，“中央五人小组”还没有研究，主席的精神你是知道的”。乔冠华对华总理极为不满，认为华总理是非不分。

6月7日晚，“中央五人小组”召集外交部核心组全体人员(即部长乔冠华、副部长韩念龙、符浩、仲曦东、何英、余湛、王海容)开会。华总理首先表示，他们听取了双方意见，报告了毛主席，现按照毛主席指示发表意见。他说：“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总的还是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外交部要认认真真学学习中央五号文件(批邓)，这是中央的统一部署。切实把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融会贯通”。“大家应该重温一下中央五号文件提出的精神”。“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矛头集中批邓小平”。华总理还说，乔等人可以向王、唐两同志提意见，对党的核心小组其他同志有意见也可以提。

乔冠华说：“群众觉得要揭，我们领导能采取什么态度呢?能不赞成他们揭吗?他们觉得应当起来把问题提出来。处在我这个地位，我很难处理。我能控制他们吗?说不准揭发，行吗?对群众运动不能这么干”。乔冠华激动地说：“今天外交部的问题已经发展到这种情况，我在党中央面前讲真心话，我不干了。请求中央是不是可以考虑派另外同志来主持外交部运动”。“我不认为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争论。任何事情总要有个是非”。

华总理说：“你们的意见，我们原来就考虑到了”，“我们也不需要作任何新的答复”。

张春桥插话说：“天下大乱，包括中国，也包括外交部!怕什么!”“外交部当然复杂”，“不要没有信心”，“要看到整个大局还是好的。现在把矛盾暴露出来，就存在着解决矛盾的条件。没有暴露出来最危险，暴露了就开始解决了，信心就建立在这一点上”。

当晚乔冠华回家后即给毛远新打电话。毛远新在电话上批评乔冠华在会上表露出来的激动情绪。毛远新批评乔冠华说：“转移批邓方向，打内战。还想利用中央帮你打内战。”他还说“不能这样。以后千万不能提干不下去，辞职这一类的话”。他还对乔说：“你作为第一把手，应先作自我批评。你点名批评你的副部长，你作了自我批评，人家不作(自我批评)是人家不对”。随后，乔冠华给华总理打电话，承认自己在会上的态度不好。

“中央五人小组”召集外交部核心组全体人员开会后，外交部的“内战”仍未能停下来。乔、章仍臆想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打成“邓小平在外交部的代理人”，继续收集王海容和唐闻生“攻击中央、分裂中央”的材料。乔冠华叫杨琪良(政治部主任)、王明修(干部司司长)和周耀东(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把当时大字报揭发王海容和唐闻的问题综合整理成一份材料，以他们三人的名义分送“中央五人小组”和江青。

6月9日，亚洲司部分群众(批小姐)贴出大字报《谨防有人转移斗争大方向》，说办公厅秘书室十三位党员(批老爷)大字报的“幕后策划者”的目的在于“要搅混水，挑动群众斗群众，煽起‘全面内战’，转移斗争大方向”。

6月10日，礼宾司部分同志(批小姐)名义贴出题为“邓小平在外交方面丧权辱国的罪行”大字报，说我国对美国专机不派领航员是“邓小平和王海容犯下丧权辱国的罪行”。一些单位(批小姐)纷纷贴出大字报予以支持配合。

6月11日，亚洲司部分群众(批小姐)贴出大字报《我部批邓斗争的大方向不容否定》，说“在前一阶段运动中，广大群众在大字报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发出我部一两位领导利用外事活动为邓小平树碑立传，大造分裂党的反革命舆论，配合邓小平搞分裂党中央的阴谋活动，并且在外交部传播和散布邓记政治谣言，大刮右倾翻案风，这些方面的大字报到底哪一点不符合批邓斗争大方向?有人想把它否定掉，办不倒!”

6月15日，办公厅翻译室部分同志(批老爷)贴出大字报“所谓‘丧权辱国’的矛头对着谁?”该大字报指出，“关于专机领航的事，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各位领导同志的批准，有案可查”。“有的人明明知道此案的情况，现在居然要把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事情拿出来批判，上纲为‘丧权辱国’，用意何在，矛头对着谁?”

6月15日，西欧司“大部分同志”(批小姐)贴出大字报《请看邓小平用来分裂党中央的一棵炮弹!》——揭“上海杂技团”一案的若干内幕。该大字报提出八个为什么，说这案的“办案程序的破绽比比皆是，很不正常”，说此案是王海容同志和邓小平“用来分裂中央的一棵炮弹”。

6月16日，翻译室另一部分同志(批小姐)贴出“一张公开保邓的大字报”。该大字报说翻译室部分同志批评朱传贤所谓“丧权辱国”的大字报是“公然为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辩护，与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积极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广大群众大唱反调”。

同日，美洲大洋洲司美国处部分同志(批老爷)贴出“关于领航员问题，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大字报，摆了大量事实说明朱传贤的大字报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同日，亚洲司部分同志(批小姐)贴出“罪上加罪”大字报为朱传贤辩护说：“借用毛主席的名义，动辄给揭批邓小平的同志扣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罪行，加以恫吓和诬陷。按照这些人的反动逻辑，去年中央二十五号文件主席也是划过圈的，那岂不是说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也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了吗?”

同日，办公厅秘书室大批判组部分同志(批老爷)贴出题为“居心何在?” 大字报，指出“礼宾司长对此案(指不派领航员上美专机——笔者注)前前后后的经过一清二楚，此案是经过毛主席和政治局批准的，这一事实他也不是不知道，那为什么把这件事当作‘丧权辱国的罪行’加以批判，矛头究竟对准谁?”

同日下午，礼宾司领导小组开会核实朱传贤6月10日陷害王海容的大字报。在事实面前，朱传贤诡称，事情“没有纯事实的”。

6月17日，亚洲司部分同志(批小姐)贴出大字报“邓小平是破坏外交部一元化领导的罪魁祸首”，说“邓小平的黑手已经伸进了外交部。那就是，一手破坏了外交部的一元化领导”。大字报罗列了邓小平与王海容和唐闻生接触的一些事例后说：“为什么邓小平与我部某副部长保持这样密切的特殊关系?邓小平上台以来在外交部重用谁，信任谁，不是十分明显了吗?”

6月18日，美洲大洋洲司美国处部分同志(批老爷)贴出大字报“联系实际，深入批判邓小平在对美工作中干扰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严重罪行”，指出“我部主要负责同志应当按照中央同志的指示，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端正态度，转好弯子，带头揭发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批邓的基础上，改正自己的错误，同邓小平划清界限”。

同日，礼宾司部分同志(批老爷)贴出大字报“事实胜于雄辩”，叙述了所谓“丧权辱国”案件的真实情况，希望“每个人必须出于公心，采取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注重事实，注重说理，绝不允许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惜搞歪门邪道，见不得人的鬼名堂”。

同日，乔冠华在部核心组摆问题的会上说：“邓小平拼命要在外交上树他自己。他对外交活动兴趣很大，其目的是要博得国际资产阶级的捧场，作为他翻案复辟、分裂中央，篡党夺权的国际舆论准备。”“邓小平上台之后，抓住外交不放，利用外交工作树立自己，排挤其他中央领导，分裂中央。这是与外交部有关的。”“自邓小平上台之后，他就逐渐独揽对外接待大权。开始还表面上依次轮换，后来凡重要一些的代表团，邓小平都要由他接待，有时一连几个重要外宾，他一人全包下。凡是初来建交的，特别像菲律宾、泰国这些较有影响的国家，他必亲自接待，实际上排挤了其他两位副总理。尤其是对某一位副总理，邓小平一方面长期不让他接待重要代表团;另一方面却将难以对付的代表团交他接待，有意使这位中央领导为难。”(某一位副总理系指张春桥——笔者注)

6月21日，亚洲司部分同志(批小姐)在乔、章的家里写出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欲盖弥彰”——再论“专机”事件。大字报攻击礼宾司部分同志批评朱传贤的大字报，称赞朱传贤的大字报“触到了一两位为邓小平张目的人的要害”，批朱大字报的用意是：“批邓有罪，保邓有理”。

同日，礼宾司部分同志(批小姐)贴出大字报“6月16日对礼宾司长朱传贤同志的围攻说明了什么?”说大字报“完全是在我部一两位领导一手操纵下搞的一次有组织的围攻事件，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还说在我部“存在着一股翻‘批邓’斗争的案，算‘批邓’斗争的帐的逆流。这股逆流的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邓运动”;“掀起这股逆流的一两位领导实际上在推行一条‘批邓有罪，保邓有功’的资反路线”。

同日，亚洲司部分同志(批小姐)贴出大字报“事实胜于雄辩，方向不容否定”，说“邓小平为了搞修正主义，确实把黑手伸进了外交部。因此，在联系我部实际揭发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罪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某些人。这非但不是偏离批邓大方向，而且是深入批邓的需要”。

同日，美洲大洋洲司部分同志(批老爷)贴出大字报“提高警惕，制止政治谣言、小道消息继续传播”，指出“我部仍盛传小道消息和政治谣言，甚至有人把谣言造到主席和已故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头上。这同我部主要负责同志和主管运动部门在领导运动中采取许多不正当的作法是分不开的”。

6月22日，周耀东(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批小姐)根据乔冠华的指示亲自主持写了一张大字报，以政治部组宣处名义贴出。该大字报的标题是“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坚定不移地把批邓斗争进行到底”，声称：“两个月来，我部广大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邓小平的黑手已经伸进了外交部，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在我部的表现和反映是相当严重、相当突出的。在邓小平大搞翻案复辟、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中，我部一两个领导干部，为之摇旗呐喊，和邓小平互相利用，追随邓小平干了不少坏事”;“她们在干这些事的时候，又往往以‘主席身边的人’自居，甚至还打出主席的旗号，歪曲篡改主席指示，到处招摇撞骗，起了邓小平不能起的作用”。

6月28日，干部司大批判组(批小姐)贴出题为 “党的一元化领导不容否认”的大字报，说“我部前段运动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的，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确实有人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不是别人，正是我部一两个领导干部。她们打着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旗号，干着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事”。并说其他单位的大字报“完全不顾事实”，“是别有用心”。

同日，国际条法司一些同志(批老爷)贴出大字报，希望我部主要负责同志言行一致。

7月1日，亚洲司部分青年党员(批小姐)贴出大字报“同党内资产阶级作长期的斗争”——庆祝党成立五十五周年，说：“像我部一两个领导，自以为是‘青年人的代表，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 成了老走资派邓小平的忠实追随者，受了邓小平的‘招安’，‘就去打方腊’”。“ 邓小平垮台了，难道就不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挂帅人物吗?”

7月6日，礼宾司部分同志(批小姐)贴出大字报《彻底批判邓小平分裂党的反革命罪行》，说：“在邓小平去年大刮右倾翻案风、造谣言、‘清君侧’的阴谋活动中，我部某副部长(指王海容——笔者注)既有言又有行”。

六、华国锋总理出示毛主席生前在乔冠华、章含之的告状信上的严厉批示：“乔冠华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

1975年12月和1976年5月虽经毛主席和“中央五人小组”先后对外交部两派头面人物耐心地做政治思想工作，乔、章凭借他们在外交部所占据的优势，不愿善罢甘休。

1976年6月30日，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刘振华(见下注)根据中央调令回国担任副部长，负责外交部的政治思想工作，领导外交部运动。乔氏夫妇的政治道路由此逆转。

***************************************

注：刘振华(1921～ ) 1976年7月～197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山东泰安人。长期从事军队工作，195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0年调入外交部工作。1971年～1976年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1979年重回部队，历任沈阳军区副政委、政委，北京军区政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共第九届至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7月19日，华国锋总理找乔冠华部长和刘振华副部长前去谈话时，作出两点指示：一、《政工简报》停发;二、不要打内战。乔对此极为不满。接见后，乔叫刘不要向部党的核心小组传达华总理对“打内战”的批评，只讲停发《政工简报》。次日在召开党核心小组会议前，乔又向刘提出不要传达“打内战”一事。刘不同意乔的想法。刘在核心组会上如实传达华总理的两点指示。

7月25日上午，乔冠华、章含之召集杨琪良(政治部主任)、王明修(干部司司长)、朱传贤(礼宾司长)和周耀东(政治部宣传处处长)等人在史家胡同乔家开会，分析外交部的运动状况，还议论刘振华副部长来部后的表现。大家认为刘副部长站在王、唐一边，说“刘振华副部长受了王、唐的影响”，“支一派压一派”，“连路线斗争也不提，水平太低”。章含之说，运动《简报》已停发，大字报也可以不贴，但部内运动总有个路线是非问题。他们认为，刘振华副部长不深入了解外交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情况，不弄清外交部存在路线是非问题。乔冠华说，要政治部密切注意动向，及时收集情况向中央反映。乔冠华还建议大家分别找刘副部长“汇报”情况。

9 月9日，毛主席病逝。任中央治丧委员会外事组长的乔冠华有意不安排王海容守灵。9月12日，治丧委员会通知王海容13日去守灵。王海容参加守灵后，乔设法删掉了有关王海容守灵的消息报道。

9月18日，乔冠华和章含之议论今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乔认为，主席逝世后，中央都要抓团结，“上海帮”恐怕也要抓团结旗帜，大概半年内会维持现状。将来华国锋同志当主席，就不会兼任总理，张春桥可能当总理。章含之说，也可能叶帅当主席，华总理是第一副主席，张春桥可能当第二副主席等等妄加猜测。

9月19日，由章含之发起，在乔冠华家召开一次串连会。参加的人有：乔冠华、章含之、杨琪良(政治部主任)、王明修(干部司司长)、朱传贤(礼宾司司长)和周耀东(政治部宣传处处长)。

会上，乔冠华说，毛主席逝世后，王海容的名字没有在报纸上出现过一次，电视里也没有她的镜头，治丧委员会也没有她的份，主席亲属名单中也没有她。这对她在政治上是个很大的打击。王海容这下子在政治上完了。章含之说，主席逝世，王海容的名字未见一次报，国内各方面都有反应，部内也有不少议论。应抓住这个时机，推动一下部内运动。在部党核心小组，要抓紧做有些核心组成员的工作。章含之表示她准备找刘振华副部长深谈部内的运动，把他从来部以后的活动和谈话，详细地同他回顾一下。章含之还说，主席在世时，对王海容、唐闻生问题是不可能表态的。现在主席逝世了，就要看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对王海容、唐闻生怎么表态。乔冠华说，主席刚逝世，中央政治局一定很忙，顾不上外交部，估计王海容、唐闻生的问题要拖一段时间才能得到解决。

9月28日，章含之对乔冠华说，等乔冠华离北京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后，她决定找刘振华副部长长谈，反映王、唐问题。乔冠华表示同意。

9月29日，乔冠华将中央讨论修改他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的发言稿上呈中央并附了一张便条给华总理，称发言稿根据28日晚政治局会议意见修改了，现呈上。因他30 启程，可能来不及等中央的批复。他随身带走一份修改稿。如中央没有修改意见，就以此定稿。如果中央还有修改意见，请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知他，因为他的发言时间定于这天上午。(纽约同北京有半天时差)

(发言稿中有“按既定方针办”一语。这句话是国际条法司一处负责乔外长大会发言的撰稿人引自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题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社论。这篇社论提及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将毛主席写给华国锋的“照过去方针办”改为“按既定方针办”。——笔者注)

9 月30 日，乔冠华偕冀朝铸(国际条法司副司长，主管联合国事务)等人按计划离开北京前往纽约出席三十一届联合国大会。

10月2日，华国锋总理审阅外交部9月29日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上作了批示：“此系讨论后乔冠华同志的修改稿。现送请在京政治局同志审阅(其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我也查了一下计划会议我的讲话记录，他们记录还是照过去方针办。”

张春桥在报告上加注：“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江青圈阅后，划了一根线表示同意张春桥的意见。

同日晚，华国锋总理召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和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开会。华国锋说：“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经研究，华国锋总理决定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稿中删去这句话。10月3日上午，外交部办公厅通知了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删掉“按既定方针办”一语。10月5日乔冠华在联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没有“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人民日报》在10月6日全文发表乔冠华在联大的发言中也就没有这句话。

10月2日，刘振华副部长应约与章含之长谈。章把刘到外交部后几个月的活动和盘托出，全面反映她对外交部运动的看法。章归结地对刘说：“你不要把外交部问题看成是派性斗争，这里有严肃的路线斗争”。刘反击地说：“我赞成这个说法，确实存在路线分歧，决不是几个同志之间闹意见”。

10月3日，华国锋总理约见韩念龙和刘振华两位副部长，听取刘振华副部长汇报与章含之长谈的内容。听完汇报后，华国锋总理向两位副外长出示毛主席生前在章含之状告王、唐材料上的批示(即1976年4月25日乔、章告御状的信——笔者注)：“乔冠华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自以为得计的乔、章刺向王、唐的一把“利剑”，却成为他们“政治自尽的一把尖刀”。毛主席严厉的批语结束了乔氏夫妇的政治生涯。乔从此官运逆转，开始走下坡路

七、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后，乔、章等人践行以守为攻的策略

1976年10月7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当晚十时多，王炳南(外交部副部长，“文革”开始后即靠边站了。——笔者注)打电话给章含之，要章含之去王家一趟。十一时许，章含之从王家回来后，对还在她家等待听消息的王明修(干部司司长)和唐叶文(女)(亚洲司处长)说，王炳南从李一氓(建国后一直从事外事工作。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笔者注)处得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被捕了，迟群、谢静宜、毛远新可能也被捕了。当晚，章含之、王明修十分紧张。王明修惶恐地对她说，他可能会被抓起来，被停职作检查，大家要有思想准备。王海容、唐闻生可能要利用这一形势整他们，要有所准备，尽快把材料清理一下。他们还统一口径，以后交待问题时，就说尼克松来访时(指1976年2月尼克松访华——笔者注)，江青主动找的他们。他们还决定向有关人员“吹风”，但不准说明消息来源。

之后，章含之数次主动找杨琪良(政治部主任)、王明修(干部司司长)和周耀东(政治部宣传处处长)等人研究如何把“四人帮”问题和王海容、唐闻生挂钩，或至少给人一种印象，他们和王海容、唐闻生都是同“四人帮”沾了边的。他们都认为要争取主动，就与江青的关系、批邓运动中吹捧“四人帮”等问题做检查。乔冠华回国后也要这样做。他们的方针是自己先做检查，下一步揭发王海容、唐闻生与“四人帮”的关系问题。章含之说，他们的问题过关后就揭发王海容、唐闻生的问题。章含之和王明修还说：“我们最多承认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想利用江青整王海容和唐闻生。我们没有参与‘四人帮’的篡党夺权，谁要给我们扣这个帽子，我们不能接受。我们要说明江青与我们来往是‘请示’过主席的，毛远新是主席的联络员，连政治局当时都由他传达主席指示，我们当然相信他的话是代表主席的，即使有大错误，给主席写材料不能说是搞阴谋”。

10月10日，章含之将北京外国语学院李肇初(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师。文革期间李与章同属一派即反对“打倒陈毅”的红旗大队。他们的政治观点雷同。——笔者注)帮她整理的关于王海容、唐闻生反总理的材料交给了王炳南。请王炳南面交叶帅，王炳南没作出反应。当晚，章含之和李肇初一起草拟乔冠华的“检查”。

10月11日晚，伊朗阿什拉芙公主在纽约宴请乔冠华时，她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告诉乔冠华。冀朝铸(中国出席联大会议代表团代表、国际条法司副司长)在座。

由于次日上午8时，乔冠华要离纽约途径巴黎回国，而冀朝铸要继续留在纽约出席会议，所以冀朝铸连夜提笔给章含之写了一封英文信，托随乔冠华回国的秘书王守元带回北京亲自面交给章含之。

冀朝铸在信中说：“刚刚听说那件大事(指“四人帮”被捕——笔者注)。这个总的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我同从华盛顿来的黄大使(指我国驻美大使黄镇——笔者注)长谈了好几次，他完全支持老爷，并决心在回国后与两个混蛋(指王海容、唐闻生——笔者注)算帐。他坚定不移地认为，谁也不能代替老爷(指乔冠华——笔者注)。两个混蛋在此地联合国代表团的少数几个忠实走卒也缄默不语。这里(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笔者注)的绝大多数人支持(无论是情愿地或者是虽然不情愿但表面上不敢不如此)老爷，南希(唐闻生在美国出生时用的英文名字——笔者注)的爹妈(指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和夫人张希先——笔者注)十分孤立。”

“显然，我们暂时不能把这两个混蛋踢开，黄大使也是这么看的。他还力劝老爷不要为这两个混蛋而过分生气，致使逐渐摧残自己的健康，而令这两个混蛋兴高采烈。这不是老爷和你个人的问题。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国人民需要他。他必须保护自己的健康。这同样适用于您!为什么要被两只肮脏的蟑螂所扰乱呢?!但是如果你不断地被那些肮脏的小爬虫(指王海容、唐闻生——笔者注)所扰乱和激怒，你的心情就会影响老爷的心情，这对你们两人的健康都是有害的，而这正是这两只小爬虫所希望看到的!”

“黄(色)(原文英文是yellow)(指黄镇大使——笔者注)说，我们应当高举团结的旗帜，决不放第一 枪，但也决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黄促老爷努力团结可能多的人。黄同意“鱼”(原文英文是fish)(指余湛副外长——笔者注)很可能是个野心家，但是据他了解，刘(指刘振华副外长——笔者注)不可能那么坏，但也许上面给了他指示。所以黄劝老爷同他谈谈，作艰苦努力争取他。黄认为老爷也应对所有其他部领导以及部内其他老干部采取同样态度，基本上说他们都是同情老爷的，但是如果老爷不对他们进行长期、耐心的工作，那就不好了。”

“黄再三向我强调，在原则问题上，老爷应充分运用他作为核心小组组长的权力，以组长的身份做出决定。而不要担心处于少数，必要时直接上报中央。所以，一方面要高举团结的旗帜，并通过耐心的交谈，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另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不要怕处于少数，而要充分运用部长的权力。我认为这个意见很好”。

最后落款是“我仍是阁下(指章含之——笔者注)顺从的仆人。

小冀(中文签名) 1976年10月12日”

10月17日，乔冠华抵达北京。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是10月6日深夜拘捕“四人帮”之后，党中央第一次下达批判“四人帮”的文件。当晚王明修去乔冠华家，与乔冠华和章含之交流情况，商量对策。王明修向乔冠华介绍了“四人帮”揪出后，部核心小组开会情况。王明修要乔冠华尽快写出“检讨”，争取主动。

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王张江姚专案组”，专案组由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汪东兴抓总。“四人帮”垮台后，汪东兴对华国锋说：“外交部长乔冠华可是‘四人帮’的干将。1974年11月12日江青就写信给毛主席，提出要谢静宜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 ……。这个乔冠华可是不能小瞧的人物。他和姬鹏飞(前外交部长——笔者注)闹不团结，在人家背后搞小动作，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嘛”。华国锋说：“乔冠华眼里无人，对我从来是看不起的。我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后，外事工作从来不主动给我汇报，而是和王洪文、张春桥那些人打得火热，说什么给我汇报工作是‘陪太子读书’，把我明显地当成了阿斗”。

11月9日，刘振华副部长在外交部全部大会上传达毛主席生前对乔冠华和章含之第二封状告王海容和唐闻生信上的批示(在1976年4月25日乔、章告状信上——笔者注)：“乔冠华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

“四人帮”被捕后，查获一份江青内定的中央领导人名单：乔冠华为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章含之为对外友协会长(副部级——笔者注)。他们涉嫌上了“四人帮”的贼船。

12月2日，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宣布免去乔冠华的外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对此曾有下述的说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冠华。

八、在1978年声讨“四人帮”的罪行中，外交部群众猛烈揭批乔冠华，但王海容也未能幸免挨批

1976年12月12日，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黄华奉命回国，接替乔冠华担任外交部長。乔冠华靠边站了并接受隔离审查。

1978年外交部党组9名成员是：黄华(部长)和韩念龙、刘振华、符浩、仲曦东、何英、余湛、王海容(女)、宫达非(以上8人皆为副部长)。领导外交部运动的仍是刘振华副部长。

当全国掀起揭批“四人帮”罪行时，外交部的广大干部群众愤怒揭发谴责乔冠华和章含之追随江青反对周总理。乔涉嫌同“四人帮”有某些牵连，被隔离审查了785天。期间乔冠华一直住在家里，有专案组监管。章含之住在办公室，由亚洲司派人监管。外交部召开清理“四人帮”残渣余孽的批判大会上，群众点名批判乔。

在两年多审查乔、章期间，外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过一次批乔大会。国际条法司和西欧司(乔冠华分管的两个司)联合召开了两次批判会，国际条法司单独开过一次批判会，要乔冠华交代问题。在这些会上，乔没有交待出任何实质性问题，群众建议乔认真反思，深刻检查。有几个人虽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言辞有些激烈，但没发生“喷气式”、殴打等过激行动。章只在亚洲司范围内交代问题。

在揭批乔冠华的过程中，外交部出现了揭发王、唐反周总理的大字报。不少人对王海容和唐闻生提出严正批评，认为她们过去同乔冠华、章含之的关系非同一般，亲密无间。他们经常一起在乔、章家里聚会，议论党内斗争。1973年底-1974年批林批孔时，他们一起竭力批判周总理在对外工作中的“右倾错误”。群众要她们交待反周总理的问题。另有一些大字报对王插手干部任用问题上很有意见。还有一些大字报对她们少年得志，滋长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非常看不惯。尽管乔冠华挨批成为众矢之的，但王海容也未能翻盘，改变困境。至此，两派的头面人物都无所作为了。

乔、章与王、唐的“博弈内斗”完结了。双方的纠葛并非路线分歧，也非外交事务上的是非、原则争论，而是出于个人好强、好胜的目的，即“权力欲”在作怪。

尾声

在乔与王的对决和纷争中，没有赢家，也没有定论。在政治生涯中他们遭遇了一次重大挫折。

1978年后，乔冠华因病一直在家修养，章含之一直在家等待分配工作。1982年，乔冠华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章含之被任命为对外友协常务理事，乔、章都没有去上班。上世纪90年代，章含之先在深圳蛇口招商局工作，后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任办公厅副主任。

1978年底，王海容在中央党校学习3年。1984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

唐闻生在1977至1978年在外交部北京北郊“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9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半年，之后等待分配。1984年被任命为英文中国日报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