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孚光：“高岗案”之我见

从高岗秘书谈“高岗事件”说开去

2009年第12期《炎黄春秋》杂志，刊登高岗秘书赵家梁口述、张晓霁整理的《对<回忆高饶事件>的质疑》一文，2013年第6期该刊又刊登了杨继绳的《高岗秘书谈“高岗事件”》一文。反复阅读这两篇文章，以及其他文章，对“高岗案”的一些想法看法油然而生。

一、高岗秘书赵家樑的话令人信服

两篇文章的内容，都是高岗秘书赵家樑(1920—2007)生前讲述“高岗事件(高饶事件)”。由于他秘书的特殊身份，以及他与高岗密切接触的工作关系，身处其境的所闻所见所受，比起他人的讲述更令人信服。

赵家樑说：“我是1952年5-6月间”，“从东北局宣传处副处长调任高岗秘书的”，到任“后才知道这就是高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在北京的情况我是清楚的。1954年2月‘高岗事件’发生后，我是管教组组长。不过，在这之前我不知道他有问题……对高岗的管教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我同周直接联系。有什么事周直接跟我讲，有的让我向高岗转达。在管教期间，高岗写了《我的反省》(长达两三万字)，是他自己写自己抄的，我也帮了忙。在管教早期，我和安志文住高岗家，帮助高岗稳定情绪。”“高岗写《我的反省》时我天天跟他在一起，他说我记录、整理，最后他定稿、修改，抄写。最后送给中央。”“在管教期间，我每个星期向周总理当面汇报。在和周接触过程中，我也知道一些情况。”

可见, 赵家樑任高岗秘书, 不是高岗点名要的，与高岗没有私人关系,纯粹是工作需要，组织安排,中央是信任他的。他任高岗秘书仅两年多，没有因此升个一官半职。因此，他的话不带有个人依附感恩的成分，应视为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应当说，高岗到北京不到两年(1952年10月—1954年8月17日)，就发生了从被重用(调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到自杀身亡，以致半年多后被定性为“高饶反党联盟”，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各项职务。这一迅速巨大转变的全过程，赵家樑是亲历者、见证人。他所说的“高岗事件(高饶事件)”最具体，理应比别人说的更真实，更可信。例如，关于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的细节，别人就说不出来。他说：“(1954年)2月17日下午一点一刻。高岗家里的二楼中间餐厅。餐厅有一条桌。当时我坐在他的旁边。”“突然，高用左手在裤袋里掏出手枪，对着太阳穴扣扳机。我立即发现，用我的右手使劲向上推他的左手肘部，枪口向上推开了，子弹打在后面墙上。”

赵家樑的讲述，披露出许多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极为重大的内幕内情，澄清了强加给高岗的诸多不实之词，令人震惊!从证据角度讲，他的话是直接证据，比其他不在现场的人讲的更有证明效力。可惜的是，当时认定“高岗案”时，忽视了他的这些证言。

二、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大部分观点来自毛主席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篇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这表明《决议》的主要依据是邓小平报告。

邓小平万余言的长篇报告，仅在第二部分(共五部分)讲了高饶反党的事实。报告说：“高岗的全部活动是为着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可是他是一个阴谋家，而阴谋是见不得太阳的，因此他故意装成好像他并没有反对毛泽东同志，而只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等人。”至于高岗怎样反对刘少奇、周恩来，报告并没有讲具体事实。

赵家樑说，高岗第一次自杀前曾给周恩来一封托孤信：“他自杀未遂后我们发现两个信封上有血迹(后来才知道他刮胡子时刀片割破了手染上的)，我们打开看，才知道这两封信的内容。给刘的信封内装的是给毛主席的信，没有给刘写一个字。给周的信是托孤，说看在多年友情份上，他死后照顾好他的妻子和孩子。写得很有感情。从这两信可以看出……他是不反周的。看了这两封信后，我拿上楼对他说，不要这样，劝他别自杀。他说，不了，不了，烧掉吧。就把这两封信放在壁炉里烧了。”

赵家樑还说：“高岗反刘少奇的观点大部分是从主席那里来的。”“高岗在进北京以前和刘的关系并不坏。到北京以后反刘，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还是毛的思想。”“毛让高岗查东北的敌伪档案，看刘少奇被捕后的表现。高岗让组织部的人去查的。郭峰是布置这件事的主要领导人。这事高岗告诉了陈云、张秀山。但他们从来不讲这件事。文革中，郭峰下面做这件事的人把调查的材料交给了‘四人帮’，成了刘少奇的一大罪状。”

赵家樑对高岗反对刘少奇的所谓“轮流坐庄”问题说：“1953年3月，毛主席曾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问题。让在少数人中酝酿。……5、6月间，毛说他身体不好，年纪大了，一直酝酿让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高岗和陈云曾在一起谈过这事，认为林彪是最合适的人选。事后证明，这是毛主席的意思。大概是1953年11月底、12月初，毛主席提出，他要到南方休息一段时间，他不在北京时是由刘少奇代理主持日常工作还是由几个同志轮流主持，请大家考虑。刘少奇首先表示，还是大家轮流好。周恩来说，还是照过去的惯例，由少奇同志代理。高岗则表示由大家轮流。朱德等赞成高岗的意见。邓小平、陈云赞成由刘少奇代理。毛主席说，此事以后再议。从会议室走出来，在去停车场的路上，高岗和邓小平边走边谈。高岗说：少奇不怎么稳，还是轮流好。邓小平说：还是少奇代理好。”“后来报纸上说，高岗到邓小平家中拉拢、游说，搞非组织活动，不让刘少奇主持工作。实际情况就是在这一段路上的交谈。高岗进京后从来没有去过邓家，邓小平也没到过高家。”

综上所述，赵家樑认为：高岗不反周恩来，反对刘少奇的主要观点来自毛泽东。而所谓反对刘少奇，只不过是不同意刘少奇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毛泽东私下让高岗从东北敌伪档案调查刘少奇被捕后表现的材料，后来“文革”中被用来作为刘少奇罪状的事实，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参看《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三)“所谓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的问题”)。

三、要说有“高饶联盟”，介绍人就是毛主席

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致开幕词，第一点专门讲“高饶联盟”。他自问自答地说：“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五是高岗再次向我两次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

当时毛泽东一言九鼎，一锤定音，有疑问的人也不敢说“不”。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沉静，后辈再细细品读老人家的话，就觉得有些牵强附会，强加于人。他说高饶“反党联盟”没有“文字协定”，是因为他们“搞阴谋”。可是，“搞阴谋”与没有“文字协定”并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此话逻辑上似乎不通。没有文字协定，就是没有书证，就不能定案。

关于“高饶联盟”，赵家樑说：“高岗没有去过饶家，饶也没去过高家。高岗不知道饶家在哪里……饶1952年到大连休假。行前，毛对他说，高岗把东北搞得不错，你去看看，还可以学习他是怎么搞的。饶到大连后，高也到了大连，他们见面是陈伯村介绍的。当时张鼎丞也在大连。饶问：高岗文化不高，怎么把东北搞得这么好?陈伯村作了介绍。要说有‘高饶联盟’，介绍人不是别人，就是毛主席。是毛让饶去找高岗。”

毛泽东说是从那五件事“看出来的”。关于“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赵家樑这样说：“1953年二、三月间，刘少奇提出关于中共中央人员安排名单，刘起草，征求高岗意见，高提了意见，认为这个名单只是人员安排，不解决实际问题。四、五月间，安子文起草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有薄一波，没有林彪，‘有薄无林’。安子文这个名单怎么送到主席那里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主席让机要秘书把这个名单直接送给高岗看，看后就带了回去。事先高岗不知道有这个名单。主席对安子文提的这个名单很不满意。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批评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来这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毛主席说，这事到此为止，不许对外泄露。”“高岗以为，安子文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是刘少奇让搞的。高岗觉察到毛主席在这件事上对刘少奇不满，他没有听从毛主席不外传的交代，在与一些领导干部个别交谈中，讲了这个名单问题，借以攻击刘少奇。由此高岗犯了一个错误。”由以上不难看出，是毛泽东先把安子文的名单给高岗看，然后才是高岗对外“泄露”。高岗觉察到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认为这个名单“是刘少奇搞的”，于是就散布出去，违背了毛泽东“不许对外泄露”的禁令，惹怒了毛泽东。但这与“高饶联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用一句俗话说，高岗是想拍毛泽东的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

至于毛泽东说的其他几件事，赵家樑也一一说明。例如他说：“1953年9月下旬中央组织工作会议，批安子文。有人怀疑饶漱石和高岗合谋反对刘少奇。”“组织会议上饶借批安子文反对刘少奇。高岗不在北京，他没有参加组织会议。东北局组织部的张秀山、郭峰发了言。张、郭二人的发言稿高岗没看过，我也没有看。应当说，他们两人的意见高岗是同意的。因为他们讲的事情是1951年和1952年的事。这个会与高岗无关。”“高岗11月从南方休假回来得知饶漱石的日子不好过，两次找主席，希望帮助解一解围。为此主席批评了高岗。……如果高岗真的和饶有阴谋，他怎么还敢找毛主席为饶解围?”由此可见，毛泽东所谓“看出来”“高饶联盟”的其他几件事，也是猜测大于实证，多有不实之处。

四、高岗自杀的深层次原因——不能承受的难言之隐

邓小平报告说：“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对党表示仇恨。他在座谈会还在开始进行的时候已经用自杀来表示他背叛党的决心。这次自杀虽未得遂，但是他仍未改变他仇视党，仇视人民的态度，以再一次自杀结束了他的叛徒的生命。”看来，高岗自杀，是他问题性质陡然升级的重要原因。如果他不自杀，至少不能说他是“背叛党”的“叛徒”。

高岗为什么两次自杀，直至身亡呢?赵家樑说：“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当时他表现出的是委屈、气愤、想不通，这里包含他对会上所揭发事实的异议，也包含对一些人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之不满。他至死只承认自己有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而根本不承认有‘罪’”。“至于高岗第二次自杀，是在上交书面检查三个月以后。”“高岗交了《我的反省》后，苦盼中央尽快为他作出结论，多次表示准备丢掉一切名利地位，当普通公民、甚至回陕北去当农民。这些，管教组随时向中央报告，但没有任何人向管教组或高岗本人传达过中央的意见。在他自杀前的一个月，管教组已经发现他有许多反常的举止，曾多次打报告，甚至打紧急报告，请求中央立即派人来和他谈话。但是，直到他8月17日凌晨自杀身亡之前，我们一直没有得到回音，中央也一直没有派人来。因此，高岗再次自杀，是不是他认为毛主席抛弃了他，他彻底绝望了。”

高岗为什么“彻底绝望”?

赵家樑说：“因高岗和刘志丹建立了陕北根据地，使中央红军长征后有了落脚点，所以中央到陕北后很器重他，让他当西北局书记。在这个岗位上他执行中央精神，和大家一起，又把陕北建成了抗日和向全国发展的出发点。两点论：落脚点，出发点。”“1946年，作为西北局书记的高岗主动要求去东北。先到东北北满分局，任副书记兼军区司令员。陈云任书记。陈云让高岗当书记，高岗执意不肯。两人合作得很好，打土豪，建立了北满根据地，使东北工作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高岗起了重要作用。从1946年到1948年，东北工作进展很快。1946年，东北局改组，林彪当书记，彭真当副书记，林彪在前方，高岗在后方(陈云到辽东去了，罗荣桓有病，高岗主持工作)。新的东北局执行了中央方针，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由10万大军发展到百万大军。林彪率军入关以后，高岗为东北局书记兼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据说是林彪经过西柏坡时向中央推荐高岗的。”“高岗积极主张抗美援朝。他在东北主持工作时，承担了抗美援朝的后勤任务。所以彭德怀说：要说给军功章的话，后方有洪学智和高岗。”“在1952年进京以前，中央对他的器重，不是他个人钻营，不是搞权术的结果，而是由于勤勤恳恳的工作，在西北、东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家樑说：“1952年9月20日到25日，高岗将到北京时，毛主席给高岗发了两份电报，问高岗什么时候到京，他好派车去接他。这是很少有的情况。”“高岗到北京后就着手筹办计委……同时他还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当时中央没有常委，只有一个‘中央小会’，高岗是参加‘中央小会’的成员。他以什么名义参加的，我不清楚。……所谓‘中央小会’是毛主席和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毛、刘、周、朱、董是经常参加的，邓小平、陈云、彭真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高岗是每次都参加的。”“那时中央传阅文件时，传阅的顺序是：毛、刘、周、朱、高，高岗排在第五位。在1953年春节前后一段时间(半个月到一个月间)，周总理批给中央领导人参阅的文件时还批主席、高岗，把高岗排在主席之后。当时传阅的东西很多，开始没注意，后来还是我提醒高岗：这不行，很危险。高岗给总理打电话，叫总理千万不要这么写。在高岗的再三要求下，总理才改了过来。”“从当时办公室的安排也可以看出中央对高岗的器重。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室在中南海西楼。一层只有两个人办公，就是毛主席和高岗。他们两个人的办公室在斜对面，中间隔一个会议室。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办公室都在二楼。中央领导开会就在一楼会议室，他们开会时我就坐在高岗的办公室，开会前，毛主席谈笑声听得很清楚。”“毛主席起草的东西常给高岗看，听取意见。我记得1953年春天，山东省委书记向明写的报告(关于新“三反”的)，毛主席用铅笔写了很长的批示，第一个送给高岗看。后来以正式文件下发。这些都说明，高岗在毛主席心目中地位很高。”“总之，从1937年到1945年在陕北，从1945年10月到1952年10月在东北，高岗做了工作，这是客观事实。从1952年10月到1953年6月，高岗受到器重，受到信任，也是客观事实。”

然而，高岗从被高度信任，八个月后(1954年2月15日)突然被“高干座谈会”猛烈揭发反党罪行，这个急转弯是他不能承受之重。而高岗还有难言之隐，成为他“彻底绝望”的深层次原因。赵家樑说：“从1952年冬到1953年春，毛、高二人在接触时讲了很多私房话。高岗进京前，毛让他查东北的敌伪档案，看刘在东北被捕的表现如何。如果高岗把这些问题端出来，毛就很被动。”“如果高岗把毛的私房话都端出来，那毛不成了分裂党、成了反党?”高岗与毛主席的私房话，毛泽东最清楚但避而不谈，其他知情人也不替他说话，而他自己更是有苦难言——不能说出不利于毛的话，也只有宁死不屈了。

五、对高岗的处理缺少必要的组织程序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于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同年4月4日党的七届五中全会批准。看起来在党内是合法的。但是现在来看，对高岗问题的认定，缺少必要的组织程序。

邓小平报告说：“在七届四中全会中，高岗、饶漱石完全没有悔过的表示。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中旬，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分别举行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七人、重要工作人员四十人参加的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在这两个座谈会上，对证了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各种事实。”由此可见，认定高岗“阴谋活动的各种事实”，是在“座谈会”上“对证”出来的。

赵家樑却说：“(1954年)2月6日-12日，七届四中全会。”“四中全会没有揭批高、饶，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两个高级干部座谈会，才揭批高、饶。”“四中全会是和风细雨，两个座谈会是暴风骤雨。”“2月15日到25日，高岗问题座谈会。”“座谈会刚开始，15日或16日。陈云到高岗家找高岗谈话。两人在二楼高岗的办公室里谈的。声音很大，发生了争吵。门一开，陈云满脸通红地气呼呼地走出来，高岗脸青青地黑黑地走了出来。陈云从二楼走下来后接着走，高岗在陈后面走下来。既没打招呼，也没送客。事后听说，陈云要高岗先承认罪名，在主席气头上认了，以后等主席气消了再解释。承认什么?承认篡党夺权，承认有野心。高岗说，我没那么回事。我干什么你还不知道?说我反党，你干什么?没有的事，我不能承认。事后听说，陈云是奉命而来。陈云走后，高岗大骂陈云：鹰钩鼻，商人，我算认错人了!” “座谈会……第三天高岗自杀未遂。”“高岗自杀未遂以后，座谈会继续开，高岗缺席。”“从这以后，高岗被管教。”“2月25日，周恩来据座谈会的发言，作了总结。”“刘少奇将两个座谈会的报告和周恩来的总结转发全党，这事就算告一段落。”

根据赵家樑的讲述，高岗十天的“座谈会”他只参加了头两天，第三天就因自杀未遂在家中被“管教”，不能再参加以后的座谈会。十天后座谈会结束时，周恩来就“作了总结”，随后刘少奇就将座谈会报告和周恩来总结转发全党。后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但中央一直没有表态，直到高岗第二次自杀身亡。可见，“座谈会”上“对证”出来的高岗“阴谋活动的各种事实”，只不过是与会者的发言，也就是所谓揭发材料。对这些揭发材料是否专门进行过调查核实，不得而知，但没有认真听取高岗的辩解却是事实。应当说，这种处理方式欠妥，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就是按照当时七大党章(1945年6月11日通过)和刘少奇在七大上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也不符合规定。党章第66条规定：“对党的组织及党员个人给予处分，须将处分的理由通知被处分者。凡被处分后不服者，均可进行辩护，并可要求复议及向上级申诉。各级党委对于任何党员的申诉书，须迅速转递，不得扣压。”第67条规定：“开除党籍，是党内的最高处分。各级党的组织，在决定和批准关于党员党籍问题时，应保持高度的慎重，仔细听取本人的申诉和分析其犯错误时的情况。”

还有一点值得一议，就是怎么看“自杀”。把有问题的党员自杀，看成“自绝于党”，带有当时尖锐的阶级斗争烙印，但不科学。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埃米尔(Emile Durkheim,1858—1917)，1897年出版了《自杀论》，第一次提出了自杀是一个社会问题，并将自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研究。他用大量事实和统计数字说明“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迪尔凯姆提出了三个命题：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他认为，当一个社会不能提供上述三项条件时，一些心理上脆弱的个人就可能会自杀。

按照这个理论看高岗自杀，其自杀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是强加给他的罪名“使他失去了自主”。他刚烈的性格——另一种脆弱，进一步促成了他的自杀。现在对贪官自杀，,不再以叛论处。

现在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后应当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就没有追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中已经死亡的主犯。这个原则也应适用处理党内违纪问题。《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37条规定：“违纪党员在党组织作出处分决定前死亡，或者在死亡之后发现其曾有严重违纪行为，对于应当开除党籍的，开除其党籍;对于应当给予留党察看以下(包括留党察看)处分的，作出书面结论，不再给予党纪处分。”从现代法治观点看，高岗自杀身亡后，已经失去了处罚的客体，处罚对他无实际意义。

程序是实体的保证。不经过严格法定程序就处理，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党纪案件，都难免错误之嫌。例如，剥夺当事人申辩权造成的冤假错案，屡见不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决定》就说：“刘少奇同志本人，早于一九六六年冬即被隔离和批斗。在整个隔离、批斗过程中，被完全剥夺了申辩权。”这是血的教训。

六、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赵家樑说：“历史就是历史，总要回到本来面目。”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赵家樑的讲述，特别是自那以后至“文革”刘少奇冤死的残酷事实，证实原认定高岗反党的罪行，多有不实之词。人无完人，高岗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他错误的性质不是反党，这恐怕已成为多数人共识。

毫无疑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是毛泽东的主意。但这并非他的初衷。对于高岗的死，毛泽东说过狠话，骂过他，恨他经不住考验;也不止一次表示痛惜和自责，甚至为他鸣不平，在“文革”期间还不忘特殊关照高岗遗属。赵家樑说：“1964年6月16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十三陵召开的)讲到接班人五个条件时，讲到高岗，说是如果不自杀，准备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到陕北当地委书记。”高岗自杀身亡，是他最大的失误，永远放弃了为自己辩解的权利和机会。

怎样认识“高岗案”?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越来越接近事实真相。有了真相才有真理。

让我们简要回顾历史。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共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核心层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高岗也曾短暂是其中一员。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30年斗出了中央级的“高饶”、“彭德怀”、“刘少奇” 三大“反党集团”，内斗内耗到了崩溃边沿。“文革”后，痛定思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坚决放弃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顺应民意，给彭德怀、刘少奇平了反，深得党心、民心。而未给高岗平反，在许多人心中留下了些许缺憾。笔者理解，与其说不给高岗平反，不如说是把这个难题留给更有智慧的下一代处理。

毋庸讳言，解决高岗问题，当时最大难点在党的第一代主要领导人。因为这是他们定的案子。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任何人都难以跨越时代的局限性。不过，他们都已经去马克思那儿团聚了，不再管人间的事。可以想象，如果毛泽东在天之灵得知后人为高岗平反，一定会感到欣慰，替他抚平生前对“高岗案”的遗憾。他的战友们也一定会像生前一样绝对服从。毕竟是同门兄弟，在马克思面前，是非功过任评说。

习仲勋同志说过一段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的话。他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我们对党的领导人，应当热情拥护，对党的方针、政策应当坚决执行，但是对领导人的主张，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高锴：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习仲勋这段话所指，是否包括“高饶反党联盟”，不得而知。但如果把这段话用在高岗身上，似乎也合适。

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必须注意区别：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对领导，更不等于反党。”“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 这是汲取历次政治运动的惨痛教训得出的历史经验。用这个党内规定检验高岗问题，其结论不言自明。

人死不能复生，对身后事全然不知，但活着的人却无法忘记。据有关资料，多年来，高岗的亲属以及曾经和他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受株连或未受株连的同志，都多次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党中央提出意见或申诉，要求对高岗案重新审查，重作结论。对此，中央不可能无动于衷。

事实上，官方在对高岗问题上已经发生改变。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高饶反党联盟”或“高岗反党集团”等字样都消失了，只保留了高、饶两个人。

2009年建国60周年，8月4日，《人民日报》首版《新中国档案》中，第一篇选取“开国大典”，首次在参加开国大典人员名单中提到了“高岗”。

2011年，《高岗传》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国内第一部关于高岗的传记作品。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习仲勋》纪录片中，与习仲勋等战友共同创建西北根据地的高岗，多次以正面形象出现，还原了历史面貌。2013年10月15日，中央举办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以“家人”身份携母亲齐心、妻子彭丽媛出席。高岗92岁的遗孀李力群、小儿子高燕生也被邀请参加。他们与刘少奇之子刘源、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等同聚一堂。这是党中央智慧的安排。试想，曾经你死我活的国共两党，如今捐弃前嫌，相见一笑泯恩仇。“红二代”更不会以父辈的恩怨耿耿于怀。他们会以大局为重，保持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一致。

这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

平反纠正冤假错案，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葛孚光，《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