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抗战后解放军武器来源再探

首先，我们应当了解，苏联档案所讲当年苏军转交的武器数，既包括给东北野战军的，也包括通过东北方面转交给华北乃至西北等关内部队的。因此，考察苏联这段时间的军事援助情况，不能像刘文那样，只拿东北野战军1946年中到1947年中自身的武器增长的两个数字，就来判断苏方资料提供的数据可信与否。关于此点，笔者在《恩怨》一书中其实已有所说明，在此仅具体补充三点资料以引起重视。

一是1945年9月21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曾谈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来电内容。该电称：苏蒙军本月底将从察哈尔撤完，军用品一部交我，并愿今后助我。《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21日。实际上，这时来自晋察冀和晋绥军区的这种电报还有不少，大都谈到与苏军合作及获取武器帮助的问题。

二是曾克林回忆提到，1945年9-10月，他所在部队曾不止一次地将他们在沈阳、锦州等地接收的大批武器弹药，转运给了关内的部队和山东的部队。《曾克林将军自述》，第101、126页。

三是1946年5月20日东北局曾致电中央，说明苏军坚决支持东北野战军死守四平，并已经指示驻朝苏军立即提供弹药应急，并劝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为此希望中共能够组织海上运输，从东北向山东运送武器弹药，说要多少给多少。随后驻朝苏军即向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了第一批武器弹药。5月28日，第一批82挺轻机枪、32挺重机枪、43万发子弹和1万箱炸药及大量电器材料等即由海路运往山东。至6月下旬初即已运送三批。以后运送则更为频繁，数量也更大。到8月间，步枪已达数万支，机枪达上千挺，最多一次朝鲜苏军即提供了上百车皮武器弹药。对此，刘统先生并非完全不了解，但却断言这些事情只发生在1946年底1947年初中共部队最困难的一个短暂时期，并且坚持说苏联和朝鲜的态度大相径庭，苏联不仅两度拒绝帮助，后来同意也是要求以粮食作为交换，而朝鲜方面却“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然而已有的资料却显示，至少在1946年，苏方提出希望能够得到粮食已经是10月下旬的事情了，此前除了中方发现苏军好饮酒故建议山东军区找些白兰地过来以联络感情之外，并未见任何以货易货的问题提出。与此同时，除开始两三个月以外，中方从朝鲜政府方面获得的，也主要是其炸药厂生产的炸药，并且是用朝币买的，虽然价格低廉，但说完全“无偿”，也不尽然。

以上情况都表明，计算苏方转交武器数，不能只拿东北野战军一年时间武器装备增长的数字来对照苏方数字，必须考虑到苏方提供的这些武器装备和大量弹药等，有相当部分并不是直接给东北野战军的，而是转运到关内去了。

其次，计算苏军当年转交中共武器数，不能只拿1945年底以前的个别数字作论据，也不能只计算1946年5月至1947年4月之间的差数，甚至不能简单地拿不同时期东北野战军实有武器数相加减，还应考虑到因种种原因受到损失的数字。

事实上，刘文提到李运昌部从叶柏寿及马三家向锦州那次运送枪弹物资，路途上被截留、偷盗和私拿就相当多，“大部武器在运送过程中遗失”。我们不能因为黄克诚部仅得1200支枪，就无视苏军当时曾转交12万支枪的事实。1945年12月30日彭真向各部队通报称，李运昌部运赴锦州的各种弹药物资包括子弹120万发、手榴弹15万个等。另外由北面还运去12万支步枪和300挺机枪。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军队出关最初的一年里发生得相当多。不考虑这些情况，仅以1945年底以前的两个电报中的数字作为根据，断言苏军转给中共的武器“少得可怜”，显然是过于轻率的。

况且，只举出9月21日和12月30日两封电报中提到的武器数，也并不能据此就断言说1945年底以前中共所得武器只有这么多。注意一下刘文所引彭真12月30日的通报文字：“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弹药物资(七九子弹40万发在内)，三八子弹达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所以把“七九子弹40万发”括起来，显然是因为在前面已有过通报。这至少说明，在1945年9月21日至12月30日之间，绝非只有这两封电报谈到过苏方转交武器弹药问题。

事实上，刘文随后所举李运昌之报告也能够说明，彭真12月30日电报所提到的李运昌部运送的那批武器弹药，也并非就是当时苏军在东北转交中共武器之全部，因为它不过只是苏军总部离沈阳后，将原存沈阳总部的物资西运至“叶柏寿及马三家”的一部分而已。再仔细注意一下刘文所举李运昌报告黄克诚师得到的武器情况，我们也能够发现，有些武器就不是刘文所举9月21日和12月30日那两份电报中所列的东西。如李运昌报告黄克诚师得到的武器为步枪1200支，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门。其中野炮一项在彭真9月21日和12月30日电提到的武器装备中就不存在。

很明显，仅仅依据9月21日和12月30日两封电报，要证明苏军转交的武器“少得可怜”，是无法成立的。要说明1945年底以前到底有过多少苏援，不说明1945年9月下旬以前中共出关部队得到武器的情况，和1945年9月下旬至苏军总部离沈，即至11月下旬之间所得武器的情况，是不行的。

1945年9月下旬以前出关部队得到过多少武器呢?仅据曾克林回忆，当该部被苏军迎入沈阳后，苏军就已将沈阳兵工厂，及沈阳、抚顺、辽阳、本溪等地的军火库、军需被服仓库等交给了该部，甚至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也交给了该部。当然，9月下旬苏军态度转变，又将这些仓库大部收回。但该部还是运出步枪2万支，轻重机枪1000挺和156门各种炮，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将一部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

此后，该部仍陆续利用没有交回的仓库取运武器，包括拉出一批军火于10月前后“发给三五九旅和山东鲁中部队、胶东部队和延安来的教一旅等部队”和“用船向山东龙口送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500万发子弹、炮弹”。《曾克林将军自述》，第101、126页。该部甚至还完整接收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彭真9月21日电已说明接收到27架双引擎日本飞机和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但曾克林所说的这一日本航空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共40多架，似非彭真电所之指。此后彭真并有专电报告中央称，他们已经接收了一个航空大队。《曾克林将军自述》，第126-132页。

与此同时，从苏联回国的东北抗联周保中部，接收了日本长春的军火库一部，在苏军同意下也运出了步枪5万余支，轻机枪2000多挺，重机枪800余挺，掷弹筒500余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5门，弹药1200余万发。

驻守锦州的周家美部，也在苏军协助下，通过解除锦州伪满军队武装和搬运军火库，获得火炮近80门，轻重机枪690余挺，步枪13200余支，手枪3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1000多万发。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党史资料》第1辑，第44页。

连同进入承德、滦平、叶柏寿、朝阳和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锦县、北镇、黑山、新民等地的中共军队所得到的武器数量，仅1945年8-9月间中共武装早期进入东北者得到步枪数量就已有近10万之数，机枪近5000挺，各种炮至少有二三百门了。也因此，曾克林一部原仅4000人，一举就发展到数万人，并仍能以大量武器装备运送给其他出关及关内部队，可见中共这一时期经过苏军在东北获得的武器数量绝非“少得可怜”。

那么，彭真等到沈阳后是否真像刘文所举9月21日电报那样，没有得到多少武器呢?显然也不是。刘文只举了符合其“少得可怜”的看法的9月21日一封电报。其实，就在一周后，即9月30日，彭真就又电告中共中央称：“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31日他再度电告中央说：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八十门，迫击炮百余门，子弹稍多”。10月3日，在与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会见后，彭真对整个情况的估计更加乐观。次日他即以东北局名义致电中共中央称：“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年10月4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10月5日，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第130-131页。

这里的所谓“此间家务”，指的就是在东北的全部日军武器。所谓现在只能接受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时候在东北的中共部队还不够多，几十万装备用不了。即便如此，中共进入东北的武装也还是拿了一部分，这就是《恩怨》书中所讲会谈后一次得到的步枪3万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考虑到苏军即将撤退，只能代为保存一月，东北局明确电告中共中央，说这里的武器数量极大，全部交给我们确系远方(指苏共中央)决定，要求中央下最大决心抽调30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东北，以便接收“大批武器”。《东北局关于与苏军交涉经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5年10月4日、8日。

10月25日，东北局还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说明苏军要求中共速派人接收东北工业中心城市及其各工厂，除已搬走者外，苏军都愿交给中共。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交我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

在此期间，中共东北武装陆续运出了一些武器弹药，但因各地出关部队还未出发，或还在路上，大量的武器库只能派兵暂时看管起来。以至于因11月17日国民政府撤退东北行营，苏军态度改变，许多已经接收到手的武器库和兵工厂等，又重新被苏军收了回去。这才有了黄克诚部急急赶来东北，却未能很快获得想象中的大批武器的情况和抱怨。但即便如此，在苏军态度转变前，东北武装也已经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枪炮。东北局11月5日、6日再报中央称：已将从苏军处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约12万支步枪和300挺机枪运往急需武器的热河地区，以装备那里新到的徒手部队。而在沈阳一线，连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内，共取得步枪11万支，机枪约4000挺，各种口径炮一批。阜新一带还有武器，但数目不详，沈阳苏军已同意代为接洽。另取得通信器材一大批，小型运输机6架，火车两列。在哈尔滨，则得到24万支步枪，数百机枪及部分炮。《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1月5日、6日;《陈云关于哈尔滨情况致林、彭电》，1945年11月7日。这一情况也可从毛泽东11月12日报告中看到。他讲到：东北局去后，“枪接受了12万支，还有些炮”毛泽东：《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的方针》，1945年11月12日。

11月17日以后，中共军队虽被迫退出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以便于苏方应付外交，但双方关系并未改变。经过苏军同意，东北局还是组织抢运出一批装备，连同在中小城市所得武器，故陈云、高岗在11月29日即电告中共中央称：又得“枪10万，炮300”《陈云、高岗致中央电》，1945年11月30日。。12月17日，东北局再告中央：又从旅顺和朝鲜得“近万步枪，百挺机枪”，苏方还提供了40余架飞机，东北局已决定成立航空学校。《东北局关于建立空军问题致中央电》，1945年12月17日，《彭真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0、312-313页。

由上可知，自9月下旬中共东北局赴东北后，所得武器数量也很可观。至少取得步枪十四五万，机枪5000挺左右，炮数百门。东北局1945年10初、11月上旬和11月下旬三次报告大批获得武器数，可能有重复计算，故这里只做最保守的统计。

由于1946年初苏方与国民党方面的经济合作谈判失败，自2月下旬起，苏军态度再度转变，并且十分强硬，坚持要求中共全力阻止国民党进入东北，明确表示可将沈阳以北地区全部交给中共接收，不再向国民政府办交代。正是苏军这个时候所采取的这样一种态度，不仅使中共再度得到了大量武器弹药，而且根本上促成毛泽东作出了“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东(铁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发展方向”的重大决策。国共战后第一场大战，即东北四平、本溪之战，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打响的。《中央关于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53页;并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00页。

试想，如果没有苏军及时的装备和大量弹药的援助，在刚刚马不停蹄赶到关外来、不少部队赤手空拳、东北的军工生产还没有组建起来的情况下，中共如何能够一下子组成30万“民主联军”，而且马上和全副美式装备并有空中支援和大量火炮的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等精锐部队展开这样一场需要强大火力和充足弹药供给的大规模现代战争?正是因为有苏军的帮助，中共不仅做到了，而且还成功阻截国民党军长达近两个月的时间。

到1945年底，中共军队出关兵力仅10万人左右，且相当部分枪支很少，甚至赤手空拳，它如何能够在两三个月里就成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作战呢?对此，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刘文所举1945年底与1946年5月这两个时期东北部队的武器装备增长情况，因为从中多少能够看出，中共在四平之战前大概得到了多少武器。

刘文引述的数据告诉我们，1945年底中共出关部队的武器数为：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支，掷弹筒59支，迫击炮64门，其他“能够用于战斗的重武器如榴弹炮、坦克、飞机，更是一无所有”刘文列举之数字，似不包括曾克林等先期出关部队取得的武器在内。。1946年5月部队四平作战结束后，部队拥有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刘文在这里遗漏了掷弹筒998支。

两相对照，出关后各部队得到的步枪数至少超过12万支，得到的轻重机枪数至少超过3500余挺，得到的掷弹筒数至少近千支，同时还至少得到各种炮492门。

这里所以要强调“至少”，是因为我们在比较这两组数字时，不能忽略四平作战这一重要背景。要知道，刘文所举1946年5月的数字，是在东北部队几乎全部主力在四平及本溪作战遭受严重失利之后的数字，这一数字中显然缺少了中共在战争中损失的武器装备的数字。此次作战损失究竟有多大呢?由于当时部队来源和扩充情况较为混乱，因此未见武器损失情况的统计，但已知人员损失就近2万人关于部队损失数，东北局5月26日电称伤亡近2万人。黄克诚5月24日电称我军除南满外，总伤亡15万人，但加上南满本溪之战，伤亡数理应接近东北局之数。黄克诚：《从苏北到东北》，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9页。，大批新扩充的部队丧失了战斗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关于东北军事状况向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的报告》，1947年4月，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第385页。，再加上撤出战斗时极其紧张，北撤途中又遭受追击，结果是“散的散，叛变的叛变”，逃亡现象十分严重。罗荣桓：《对东北解放战争形势与任务的分析和部队思想工作》，《辽沈决战》(上)，第39页。武器装备的损失约略估算为三分之一上下，当不为过。

事实上，四平一役打响前，中共东北军队已经编成34万人，装备充足，光步枪就近20万支，有轻重机枪近7000挺，各种炮700余门。而且，照2月下旬林彪等报告，当时所得武器数量因为较多，部分武器剩余，只能暂存于仓库中。3月中旬苏军又从朝鲜“给枪三万(余)支”。《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1946年3月16日。毛泽东得讯后曾专门电令林彪等，要求将这些多余的枪支用于组建和装备地方武装。同时他还要求苏军多给武器，称应“请他们加拨枪炮若干(例如步枪十万，机关枪一万，大炮五百门，弹药称是)，以便广泛武装东满、北满民众及我军”，实现我“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的政治目标。《中央关于苏军撤退前力争占领长春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5日。而苏方对此一要求也表示了明确的认可。高岗4月20日从哈尔滨电告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苏军已确定25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及一部武器。“交涉送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他答应我们进哈市后即会得到东西。”《高岗关于与苏军交涉情况致东北局并中央电》，1946年4月20日。四平战役期间，光是苏军帮助秘密从朝鲜运来的军火，就有上百车皮因疏散不及，被国民党空军炸毁。由此亦可知林彪四平、本溪作战能够坚持近两月，其大量弹药供应所由何来。

已知四平战役结束后，退入北满的十几万林彪部队很快就得到苏军的援助，1947年9月发展到48万人，12月更猛增到73万人。《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7年9月18日，转见刘统：《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496页。1948年以后更进一步发展到105万人，编成了12个纵队，14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一个坦克团。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413-414页。部队人数猛增，1947年武器装备还不很充足，1948年不仅不缺，还十分完备，且质量和火力水平大为提升。1947年至1948年初，东北野战军主要作战只有“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正如刘文所说，胜仗不多，缴获有限，但部队枪炮却相当充足，其火炮配备甚至明显超过了国民党守军的配备，就连卡车的拥有量都超过了国民党守军。如此大量的装备和强大火力配备，既不是靠战胜国民党军队缴获得来的，也不可能是靠中共东北的军工厂所能全部提供的除刘文介绍的情况外，有关1947-1948年间中共东北军工生产主要还是修复枪炮和制造弹药，不能大量制造火炮的情况，还可参见《黑龙江军事志》第七篇，及大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大连建新公司兵工史料》，等。直到1949年春已建成的中共全国160家兵工厂月产山炮也只有两三门，野炮不过4门，步兵炮只有7门，小炮略多约500余门。参见程刚等：《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兵工生产概述》，《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02期。，苏方帮助显然是很主要的一个来源。

下面简要列举一些1946年四平战役以后苏方提供武器援助的情况：

据苏方人员回忆，萧劲光在5月前后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民主联军司令部，向驻旅顺苏军提出，希望将驻旅顺的苏军缴获的日军武器转交给中共方面。苏军经过一周准备，即将存放在大孤山的15车皮武器交由萧劲光接收。一个月后，又向萧转交了一批新的武器，包括两军列弹药。B博伊科：《解放使命》;伊?柳德尼科夫：《穿越大兴安岭》，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编：《在中国道路上(1937-1945)--回忆录》，莫斯科，1989年，第302-303、336-337页，转见薛衔天等：《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

从中方资料中也可以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据丁雪松回忆说，仅1946年间从朝鲜运来的“战略物资”就有2000多车皮。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辽沈战役》(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25-630页。

据5月下旬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电告，驻朝苏军已按约定开始经过南满辽东军区向山东的中共军队发送武器弹药。第一批运送去东北的，有重机枪83挺，轻机枪32挺，子弹43万发，炸药1万箱，还包括一批电气材料、广播电台、印刷材料和摄影机等。这批物资均已秘密经由安东通过海路运去山东烟台，送交给了陈毅的部队。

6月，驻朝苏军又进一步接连经过山东向华北中共部队发送了两批武器弹药，其中第三批就有步枪5000支，子弹300万发，高射机枪20挺，重机枪30挺，并有其他资材一批。这种大批量的武器弹药输送一直分期分批进行到8月份。仅7月15日到8月7日，就运送了12145支步枪，182挺重机枪，506挺轻机枪，167个掷弹筒，7门炮，11164把刺刀，1000余万发子弹，43588发炮弹，6700发掷弹筒弹，22万斤炸药，以及500箱填装炮弹的火药等武器弹药到山东。8月下旬还进一步运送了2000发山炮炮弹和50万发七九子弹，包括100多车皮的各种弹药。到9月，朝鲜北部所存日军各种子弹、炮弹、炸药和枪炮，2000多车皮(一车皮载重约40-50吨)的物资已全部运抵安东，数量之大，已非过去海船运量所能解决。故根据辽东军区要求，中共中央明令山东胶东军区全力组织机轮船前往安东“运输物资，愈快愈好”。《肖华致陈、黎、舒并报东北局、中央电》，1946年5月28日、6月15日、6月23日、8月9日。

另据朱瑞回忆，同一时间，苏方还每天夜间通过铁路向东北野战军发送日军武装弹药。两个月里运送了数十列车。

同样的情况，到1947年，这样的帮助还在进行中。

1947年初，即四保临江作战开始前夕，仅中共东北铁道司令部所属临江运输司令部，就经由朝鲜运进来10万多支步枪和1000余万发子弹。战争打响后，又抢运了7万多吨军用物资进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97页。

1947年秋，经过东北局军工部部长何长工的交涉和争取，苏军还将存放在中苏边境满洲里的一大批日军重型装备，全部移交给了东北野战军，东北局组织运力用火车拉了几天才拉完。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第427-428页。

从林彪1947年12月28日电报亦可知，苏军这年底还向东北野战军提供了30个步兵团和2个山炮营的武器装备。林彪在电报中向斯大林要求苏联从苏军所缴获的日本武器中，或从德国战利品中再帮助提供20万支步枪，15万挺轻机枪，7000挺重机枪，700门重迫击炮，1000门轻迫击炮，100门高射炮，200门山炮及其较多数量的弹药和20个师用的通信器材。转见万年：《解放军中解放军战略猛增的背后》，《海事大观》2006年第5期。斯大林随后从朝鲜输送了2000多车皮的军火给林彪。

如果我们把上述估算的武器数量，和刘文所列1947年4月部队装备增长的各项数字加起来，再把1946年以后陆续运往关内的武器数，和1947年以后转交的其他武器数加上去，说苏联在解放战争前期为进入东北的和在华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装备，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有关这一数字，国防大学教授徐焰估计为四五十万支枪，各种炮不下2000门。转见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战略家网，http://wwwlaocanmoucom/zj/lswh/zg/jkgd/xy/lsyj/201102/zj_20110228112525_4html，2011年7月18日;中原工学院副教授李长林估计为30万支枪，各种炮1600多门，坦克20辆左右。李长林：《关东军武器流向略考》，《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网友清风堂主估计步枪最少三四十万，最多四五十万，机枪1万余挺，各种炮约2000门，坦克约100辆，飞机约一二百架。《苏联援助东北共军武器数量之初步探讨》，敏思博客，http://blogstnncc/guxing/Efp_Bl_1004584155aspx，2011年7月18日。

对于这种情况，还在四平战役失利，退至北满后不久，东北局就兴奋地发现苏军可提供的武器装备数量之大、现代化程度确实出乎想象。东北局9月、10月曾接连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只要再争取到几个月的休战时间，我们就能利用从苏军手里得到的成批大炮，很快建成自己的炮兵部队。事实上，以现在的条件，我们完全可以“依国际联系建立优越武器装备的军队”。我们现在最为缺乏的，就是大批营、连、排干部以扩充部队，尤其是急需大批人“来学飞机坦克大炮”。他们因此强烈要求中共中央分令各区再抽调人员尽快经大连转送到北满来，以“建设数十万现代化的人民军队”。《东北局关于华北战场与东北战场等问题的报告》，1946年9月9日;《林彭高陈对目前形势与今后任务的意见》，1946年10月19日。

由此不难看出，东北野战军的迅猛发展和迅速强大，苏联的帮助是绝对不应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