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反思和纠正“左”倾错误的李维汉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是“圣贤”，也都是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错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一贯正确的神人。共产党人也不例外。

错误并不可怕，只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它，认真总结，吸取教训，就能吃一堑，长一智，在今后的工作中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如果文过饰非，没有勇气正视、反思、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实质上就是坚持错误，这样必然会给事业和人民造成更大的损害。

一贯以唯物主义者自命的共产党人，应当胸怀坦荡，无私无畏，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这方面，李维汉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李维汉对自己的错误和历史的教训从不文过饰非，推卸责任，而是一直铭记在心，并时时提起，给自己和大家敲响警钟。

在延安整风中的自我批评和历史回顾

1942年3月，李维汉根据毛泽东在党的六中全会上提出“教条主义必须休息”的号召，针对干部教育工作中教条主义的各种表现，写了一篇《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现象作了深刻的揭露和严肃的批判，对清除教条主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李维汉却很清醒地看到这篇文章的不足，认为这篇文章“没有抓住‘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这是最大的缺点。同时，对于延安干部学校前期的成绩和后期教条主义复活的错误也未作必要的分析，存在着否定过多和笼统化的缺点。”

在延安整风中，李维汉说：“我利用中央研究院教育、新闻两个研究室开会讨论整顿三风的机会，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的检讨发言，回顾了盲动主义、立三路线、‘九一八’到遵义会议时期党领导上的错误，检查了我在这些错误中的地位和责任。重点是批评自己，分析自己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这个检查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对今后如何谦虚谨慎地进行工作，有极大帮助。有同志告诉我，他们听了我的检查，也很为感动，很受教育。说明一个领导人要帮助别人整风，首先要督促自己整风。”

反思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

李维汉年轻时曾是毛泽东和蔡和森的挚友，后赴法国留学，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也成为“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之一。晚年李维汉对此深有体会，他揭示了党史上“左”倾的起源，之所以会发生种种的“过火行为”，主要是在思想路线上“误读”马克思主义和盲目照搬苏联经验，“唯我独左”、放任群众的心态所致。“左”倾错误的泛滥，从表面上看“革命”得很，但是实质上却是帮助了敌人，给革命事业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

1927年八七会议后，“左”倾错误开始蔓延和扩展。此时的李维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所以有人曾说他是“左”倾错误路线参与制定者和强力推行者。李维汉本人在《回忆与研究》中也坦承：“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其目的在于解剖和和批判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判我自己，因为我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之一。”

1929年11月，李维汉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省委兼上海市委)，执行了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回顾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造成的惨重损失时，李维汉说：“我在江苏工作的这两年多时间，既执行了国际和中央指示的正确方面，也执行了国际和中央指示的错误方面，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存在着盲目性，无论是正确和错误，只要是中央决定的，我都坚决执行，特别是在组织上，是绝对服从。我之所以犯‘左’的错误，更重要的还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不足。我从法国回国之后，就投入了繁忙的革命工作，没有时间读书。由于缺乏理论，也就谈不上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了。”

检讨在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的错误

毛泽东曾多次提到中央苏区时期的“邓、毛、谢、古”，是指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人。这四人都是当年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中具有一定地位的年青领导干部。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肆虐时，他们拥护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根据地的正确意见，抵制“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些做法。主张向敌人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外同敌人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得到发展，不赞成用削弱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一样的办法;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他们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关于行政工作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他们主张“应由政府计划”，而不应当由党代替政府去做。他们还勇敢地挺身而出，为处于政治逆境中的毛泽东辩护，这样便得罪了王明路线的推行者，而受到他们严厉的批判和无情的打击。

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标志着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占统治地位。9月下旬，王明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博古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和发展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1931年11月，中央代表团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上，中央代表团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严厉的指责，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

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撤销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务，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指挥权和发言权。

接着，他们又动手整肃坚持正确意见、抵制错误路线的“邓、毛、谢、古”。

时任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由于与“左”倾领导者产生了原则性分歧，苏区中央局的决策者便在“寻乌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邓小平是在执行毛泽东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给他戴上 “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帽子 ，将他调离会昌。

谢维俊，又名唯俊，字蔚青。1908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县肥田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历任红4军28团1营连党代表、第2营党代表、第1纵队政治部主任、赣东特委书记，独立四师政委，新编独立五师师长，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二分区司令员等职。他是中共早期干部，红军年轻将领，曾任毛泽东的早期秘书。

据榆林日报《一代英烈谢维俊》载，1931年6月，谢维俊任赣东特委书记兼独立师政委。赣东特委辖宁都、广昌、南丰、乐安、瑞金、永丰、石城及宜黄县南部地区，8月特委机关迁往瑞金。谢维俊一到瑞金，发现那里形势很不好，干部群众的情绪极为低落。经初步调查，这是因为“肃反”抓“AB团”、抓“社党分子”引起的。全县惨遭杀害的党员、干部达数百名之多，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和县苏维埃政府的3名委员也惨遭杀害。

正在谢维俊为解决瑞金问题煞费苦心时，邓小平等人来苏区找毛泽东和红七军路过瑞金。在邓小平等的帮助下，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工作，枪决了制造冤案、罪大恶极的李添富，释放了300多名无辜的受害者，瑞金的革命运动又轰轰烈烈地高涨起来。

1931年10月，江西省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谢维俊、邓小平、毛泽覃、古柏都被推选为省苏维埃政府委员。1933年4月16日至22日，江西省委迫于压力，召开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会议主要任务是继续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并指出邓、毛、谢、古四人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制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他们四人在会前已经被全部撤职。3月20日宣布撤销谢维俊的职务时，谢维俊还在前线。3月21日他率独立五师配合红一军团全歼敌人一个师。

有学者指出，“罗明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其主管的闽西区地处苏区边缘，实为游击区，形势复杂多变，群众工作困难，因此坚持必须采取区别于中心区的灵活政策，被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揪住狠批，博古见状，也就毫不客气地指责罗明是中央苏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从而导致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39，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5月6日，李维汉在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会上说，要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江西省党的每一个组织都要检查与中央路线是否“思想和行动一致”，凡被认为“不能称职的指导机关，应该实行部分的或全部的改造”。(何立波：罗明与“罗明路线”，载于《百年潮》2002年第11期，p27)正因为如此，1941年9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临时会议上说，在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李维汉次之，张闻天又次之。

李维汉在回顾中央苏区时期反“罗明路线”的错误时说：“有一天，博古来找我说，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召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切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错误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又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37页)

1981年，为纪念党成立六十周年，他写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和统一》一文。他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同时对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了深刻的反思。他在文中有一段写道：就我个人来说，延安时期包括延安整风在内，是在毛泽东思想教导下获得世界观根本转变的时期。我过去思想上长期受经验主义的束缚。我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工作积极，服从领导，遵守纪律，不闹独立性。我同陈独秀、李立三也曾有过某些原则性的争论，但最后还是对他们实行组织服从。从组织上来说，这是优点。但思想上却缺乏自觉的能动性，缺乏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在党中央的领导正确的时候，我的工作成绩比较显著，但在党中央的领导错误的时候，我的错误也比较突出。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以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先后被撤了职。我心想，为什么我们多年工作，有些经验，反而犯了错误，而王明等人没有什么经验，反而被认为正确?我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有“理论”，所以极力要求去莫斯科学习，到莫斯科后又要求进长期班，就是想多学一点理论。实际上，我在莫斯科学到的理论不多，却受到了某些教条主义影响。1932年底奉调回国，1933年4月到瑞金，正赶上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那时，我奉命参加江西省委开展的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首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我在斗争中出了力，犯了严重错误，遵义会议以后，才逐渐认识到这场斗争实际上是为了打击毛泽东同志在人民群众和地方组织中的威信。

勇于解剖自己的李维汉非常清楚，自己的“左”倾错误对党和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时期，李维汉“高度重视理论修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对自己错误从不掩饰，并从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维汉中学(今长沙县一中星沙校区，李维汉革命事迹陈列馆)。更可贵的是，李维汉在晚年非常关注党如何防止“左”倾错误问题。他在北京住院期间，一直思考“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的影响。1982年9月，李维汉在“十二大”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剖析了派性的实质、特点和危害，在党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邓小平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今天，李维汉晚年的贡献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晚年李维汉撰写了《回忆与研究》一书，总结了党史和共和国历史上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在他看来，错误的发生和严重化，不能局限于领导人个人的原因，这里体制的健全尤为重要。1980年，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对此，胡乔木曾说：“个人权力过分集中这个问题，与党内存在封建残余的影响有关。这个问题在党内长期没有解决过，陈独秀时期没有解决，毛泽东同志时期也没有解决，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需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李维汉同志提出的。李维汉同志同小平同志谈话提出这个问题，他非常赞成，觉得是很重要的问题。”当时李维汉提出：“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过去由于老是打仗，来不及清算，把它带到了社会主义时代。”

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认识上的偏差，“封建残余”的问题未能得到彻底的清算，于是不免发生了“复活”的现象。李维汉以为，“应该补上这一课”。而所谓“封建残余”不外是家长制、一言堂、任人唯亲、个人崇拜等，如“搞家长制，对人家的一点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最后就不免发展成悲剧。

检讨在“抢救运动”中整人扩大化的错误

李维汉不仅在工作上、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勇于自我批评，而且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冤假错案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敢于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敢于仗义执言，竭尽全力为蒙冤者平反昭雪。如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发生的所谓“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谢维俊编入二纵队(中央纵队)，在纵队司令员李维汉领导下做宣传工作。长征途中，李维汉已认识到自己参与整谢维俊、邓小平、毛泽覃、古柏是不对的，心怀愧疚，于是当面向谢维俊表示歉意。博古见到谢维俊，也感到非常愧疚。看到他毫无记恨的表现，就问：“我整过你，你不记恨我?”谢维俊说“共产党人是不会计较个人恩怨的”。博古立正，敬了一个军礼，直到谢维俊离开。

红军到达吴起镇的第三天，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主力挥戈东进，留一支短小精悍的队伍在吴起镇一带剿匪，组建三边特委，巩固后方。任命谢维俊为三边特委书记兼剿匪总指挥，李坚真为副总指挥。11月的一天，谢维俊、李坚真带500名士兵分两路出发，一路由李坚真带领配合保安游击队搜索，谢维俊带另一路向靖边方向进发，赶黑到了县苏维埃政府驻地沙洼沟。谢维俊在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殷云山的配合下，很快组建了三边特委。为了迅速组织力量剿匪，谢维俊亲自去西靖边各个村庄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组织队伍。

11月26日，地下交通员方正东带着省委密信返回到红柳河畔地下交通站。当晚，叛徒、游击支队连长宗文耀、金林突然闯进交通站，截获了省委指示三边特委除掉金林、宗文耀二人的密信，宗、金当即枪杀了地下交通员方正东，公然叛变。27日又杀害了游击队长黄万银、政委孙清胜、连指导员杨占鳌，28日凌晨又洗劫了县苏维埃政府和三边特委驻地沙洼沟，谢维俊和殷云山在英勇斗争中不幸牺牲。谢维俊年仅28岁。

谢维俊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瓦窑堡，毛泽东大为震惊，邓小平扼腕叹息，李维汉和李坚真放声恸哭。林伯渠挥毫赋诗：“偶忆往事便心惊，谢毛邓古剩小平，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痛惜奋发有为的革命干将英年牺牲。

李维汉对自己在中央研究院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任职期间参加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冤假错案，非常重视，只要发现错误，总是立即纠正，并主动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向蒙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

1942年9月12日，李维汉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职。12月16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做了“锄奸”问题的报告。他危言耸听地夸大敌情，批判干部在对敌斗争中的所谓“自由主义”态度，并提出了反奸细斗争的任务。1943年4月1日夜，康生又亲自圈定名单，指令边区政府逮捕所谓的“特务”、“叛徒”、“反革命”嫌疑分子。在这样的情况下，边区政府开始了审干和“抢救”运动。

边区政府机关共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竟达一百多人，约占三份之一。整个边区政府机关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所好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发现了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并认识到如不及时采取断然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党中央迅即下发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即通常所说的“九条方针”)，毛泽东提出对审查对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并决定对所有的案子都要进行甄别。

鉴于“抢救运动”造成的严重恶果，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当众向大家公开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向大家鞠躬、赔礼道歉。1945年“七大”前夕，在中央机关和边区系统干部参加的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向“抢救”错了的同志道歉，并且要求各单位对在什么场合因“抢救”戴错了帽子的，要在原场合取下来。

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展起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领导边区政府系统的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李维汉是总学习委员会成员，并主持日常工作，是边区政府系统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当然负主要责任。李维汉知错即改，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即“九条方针”，积极进行甄别工作。从1943年12月开始，到1944年4、5月就基本结束了。通过复查和甄别，李维汉承认这次“抢救运动”结果：“多数是无问题错‘抢(救)’的”。

1945年10月9日，在边区政府干部大会上，李维汉公开回顾了自己在审干中走‘之’字路即从开头的比较谨慎到逐渐急躁最后复归谨慎的全部过程。检讨了自己在“抢救”运动中的错误，向受委屈的同志道歉赔不是。

大会之后，李维汉还个别地向在运动中受了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1946年，李维汉去晋西北时，曾委托参加土改的同志带口信给一个同志：在1943年“抢救大会”上把他逮捕送保安处是错误的，我对他不住，向他道歉。李维汉对自己在政治运动中曾经伤害过的同志始终心怀愧疚，直到1981年初，他又委托别人征求一位同志对1943年错误地“抢救”他这件事的意见，并向他表示歉意。

临终前在病榻上嘱咐温济泽为王实味冤案平反昭雪

对在中央研究院“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出现的王实味冤案，李维汉也作了深刻的反思和自责，并为此案最终的平反昭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王实味，1906年出生于河南省潢川县。曾就读于北京大学，1927年因为经济拮据所迫辍学。他追求进步，向往光明，于1937年10月只身奔赴延安。

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王实味为人直率，性格狂傲，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直言指责，得罪人很多。1942年3月王实味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野百合花》一文，文中追忆他在北大的女同学李芬，回湖南邵阳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壮烈牺牲的情景后说：“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接着，分四个部分，对他感到不满的现象边述边议，提出批评，并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说成有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到处乌鸦一般黑”等等。这篇文章很快被国民党利用，借以污蔑、丑化延安。

当时，中央研究院是培养党的高级理论干部的地方。作为该院的特别研究员，在整风期间，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中发表的思想观点，引起上级和大家的不满。5月27日，中央研究院以“党的民主与纪律”为题，召开全院座谈会。

康生当时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在这次整风中，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指导整风运动。总学委主任是毛泽东。康生是总学委的副主任。毛泽东很忙，主要是康生具体主持总学委的实际工作

座谈会持续了16天。前几天，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错误来进行批评和帮助的，但在康生的“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对王实味的斗争会。会上有人称王实味为“托洛茨基分子”。

这时有人举证，成全、王里夫妇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过潘芳、宗铮夫妇，因潘、宗夫妇就住在王实味隔壁的窑洞，两对夫妇又一起拜访过王实味，后来5人又来往了几次，还在一起吃过饭。于是，运动领导者以此为据，就把他们5人说成是“托派关系”，把他们的来往说成是“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在康生指使下，中央研究院党委于1942年10月作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决定中说他“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关押期间，又查出王实味1927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3个月文书。于是，王实味头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外，又加戴一顶 “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的黑帽子。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7月1日夜，王实味被处决，当时年仅四十一岁。

王实味的妻子刘莹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1978年，72岁高龄的刘莹从广播里听到了王实味已于1947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被处决的消息，怎么也不相信。她断然肯定这是政治诬陷、人为制造的千古奇冤。于是就给当时的经手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写信，要求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对王实味妻子刘莹的申诉，李维汉没有因为延安时期与王实味的过节而置之不理，而是非常理解和重视。1981年，李维汉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复查王实味的建议。1982年2月，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所谓“五人反党集团”平反了四人，虽然没有王实味，但却为王实味冤案的平反提供了契机。

1983年夏，刘莹又只身来到北京申诉。李维汉说：“王实味问题要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根据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这个责任要康生负。康生说过，王实味不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蓝衣社)分子，后来又说是‘兼差特务’等等。要召集原中央研究院的同志议一议，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的仍然应该平反。……为了向党内同志负责，我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

据温济泽回忆，1984年，李维汉临终前，躺在病床上，拉着温济泽的手，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吃力地对温济泽说：“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温济泽牢记李老临终前的嘱托，经过艰难的努力，到1986年，王实味头上只剩下一顶“托派”的帽子了。

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经过长期取证后，终于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正式宣布：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于平凡昭雪。

蒙冤近半个世纪，王实味案终于有了个公正的说法。王实味被恢复了“同志”的称呼。当把这个来之不易的决定向王实味的家属宣布的时候，他55岁的儿子泪流满面。

王实味在被错误处决44年后历经波折终于获得平反昭雪，当然是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政策的体现，但其中李维汉对此案的反思、自责和督促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维汉襟怀坦荡，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高尚品德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高度赞扬，正如习仲勋在悼念他的文章所说：“维汉同志谦虚谨慎，襟怀坦荡，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他的一生经历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饱经革命的风雨，有着正反两方面丰富的经验。他曾对我说过，一个革命者最重要是不犯路线错误。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从不隐讳，并且经常进行自我批评，态度诚恳。我对他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深为敬佩。他撰写的回忆录，坚持实事求是、真实第一、以集体为主、总结经验为主，反对突出个人、突出自己，并且有自我批评，读后很受教益。”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我们的领导干部都大谈“担当”。所谓“担当”，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正视存在的问题，敢于对眼下的或历史的错误承担责任。如果对确实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刻意回避，讳莫如深，甚至强词夺理，文过饰非，那么 ，谈何担当?在这方面，李维汉同志实事求是、善于反思、严于解剖自己、敢于公开检讨自己错误的坦荡胸怀和高贵品质，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