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森：张闻天的世界眼光

在中共领导人中，张闻天素以其丰富的国际，阅历和广博的世界知识而著称。他早年到过日本和美国，后又留学苏联，是早期中共领导人中惟一有早年旅美经历的。这位担任过党的总书记的老革命家，在上个世纪许多重大问题上表现出了广阔的世界眼光。这里略举数例。

一战后的世界局势

一战结束后，人们普遍关注会不会再发生世界大战。1923年2月，张闻天在旅美期间写了一篇题为《赔款与战债》的论文，对此作了回答：如果资本主义各国间的矛盾协调得好，可能会“维持二三十年的和平”，但是“二三十年之后国与国还会因为利益的冲突要发生大战争”。他预计，战争起来之后，革命成功的俄国“将驱其百万雄兵联合着欧洲的劳动者为进一步的社会大革命”。有意思的是，作者在这里却又说：“我不相信苏维埃政府一时能(在欧洲)立脚起来。”原因是“欧洲各国的民族性那样的复杂，社会的习惯那样的不同，所抱的理想那样的冲突”。对中国，他指出：“中国如其还是照现在这样下去，以至经济方面为列强所管理，那末中国的人民只好做他们廉价的劳动者。”但是文章明确表示：“我不相信中国人会这样的不争气为人家的奴隶的。我相信不久中国将成为一个光明灿烂的大国!”

简单对照一战后的历史，二战爆发，苏联出兵东欧，东欧剧变等等，张闻天80年前所预计的世界大势，几乎可以说都大体得到了应验。虽然作者只是一位20岁刚出头的青年，但他的世界眼光却可以说已见端倪。

走出长征天险后的时局分析

1935年9月17日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在红军从甘肃向陕北行进的过程中，张闻天从新闻报道里得知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日本为侵略中国制造的华北事变的最新发展“察哈尔事件”，另一件是意大利武装入侵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

对于前一事件，他于10月1日写了一篇文章《察哈尔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并吞华北》，揭露日本对华侵略的野心和它对我国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同时注目于这件事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指出这一事件“进一步的紧张了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日美的冲突自从‘九一八’事变到现在一天一天走到短兵相接的地步”，“蒋介石虽是以后并不放弃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中间，玩弄一些‘以夷制夷’的把戏，然而这种玩弄的余地，现在已经是非常狭小了”。

对于第二个事件，在中央刚进入陕北，张闻天于10月22日在吴起镇(今吴旗县)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次发言，由这件事提出了一个关系世界局势变动的大问题：“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展开了二次世界大战问题。”“这将加剧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其次就是“同时减弱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反革命的帮助”。

基于以上形势分析，他提出把战斗的主要目标锁定在“反日”上，号召全党要高举“反日”的旗帜，不再重提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口号。并明确指出红军下一步“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实际也就是说要把同国民党进行了将近10年的“内战”转变到抗日战争的轨道上去。

正是在这样的战略转变的指导思想下，他在率领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不久，便又在全面考察社会阶级变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将“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放到全党中心问题的位置。

巧合的是此时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传达国际七大精神的张浩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瓦窑堡。张闻天在完全不知道共产国际七大召开的情况下，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分析，提出了同共产国际精神基本相一致的战略调整意见。这样，国际传来的指示和国内总书记个人的思想可以说是一拍即合，这也是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能够不失时机召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联蒋抗日的三次考验

统观中共联蒋抗日方针实施的整个过程，大致遭到三次突发事件的严重冲击。每次党内都有争论，难得的是张闻天却表现了其一贯的坚定。

回溯历史，中共中央正式确定“联蒋抗日”方针，是在1936年8月接到共产国际来信，看到蒋有向抗日方向摇摆的迹象之后。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方针刚确定不久，蒋介石便突然向我西北根据地发动一次大规模“围剿”。就在国共双方代表还在上海进行谈判的11月上旬，胡宗南等部260个团向红军发动了进攻。

在蒋介石如此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情况下，党内有些同志对蒋介石究竟还有无转向抗日的可能产生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在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表示“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因为“日的进攻，英的态度强，蒋的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的较多”。他强调：“现在全国形势是有利于我们的，不能因蒋的某些摇摆而忽视总的形势。”“不能因他压迫我们，我们便轻易估计他是专门来打我们，而会与日妥协。”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计。

第二次则是1936年西安事变。在接到张学良的通报之后，究竟对蒋应该如何处置这个问题马上摆到了党中央面前。在事件的第二天，中央商讨对策的会议上，出现多数人同意“审蒋”、“除蒋”的局面时，张闻天发表了不同意见。

他对蒋用了两个词来表达他的判断，一个是“南京政府正统”，一个是“妥协派”。何谓“正统”?欧阳修有个解释：“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须知对当时的国民党来说，不论其内部有多少派系，也不论其内部当时出现多大的离心倾向，蒋已在事实上成为国民党各派公认的“领袖”，他的这种地位和影响并没有由于本人被扣而有所改变。如按照“审蒋”、“除蒋”的办法去做，势必造成新的内乱，有利的只是日本，有悖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初衷。因此张闻天提出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实际也就是要“保蒋”。

所谓“妥协派”，就是说蒋既非“抗日派”，亦非“亲日派”，而是向日本侵略行径妥协，这应该说是对蒋当时在对日行为表现上的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位。

第三次是1941年皖南事变。这是在国共合作抗日情况下蒋介石制造的一起最严重的反共事件。事变发生后，中央对事态发展做了最坏的准备，并采取了军事上防御、政治上坚决斗争的正确方针。然而在商讨对策过程中，也确实一度出现过一些冒进的主张。例如认为这是蒋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因而要进行政治上军事上全面大反攻;有的还认为事件是新的“四一二政变”，国共合作已经完了，甚至提出当前最大的矛盾已是民众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因而要推翻蒋政权、建立抗日的国防政府等。后来由于采纳了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的不同意见，共产国际来电报也有不要主动破裂和不另起炉灶的提醒，这些不当的估计和主张方得到及时纠正，而未实施。

鲜为人知的是，张闻天对此次事件同样表现了冷静的态度。在反共高潮之初，他就从国际形势分析上指出这一次不同于上次的特点，是日本、英美、苏联等几方面都在拉蒋，蒋是在“三岔口上进行反共”，而且要人们看到“英美援华积极”的表现和蒋“有加入英美集团的企图”。认为今后时局的趋势会是“拖”的局面，但拖的局面也是“一轻一重”。当然也没有估计会“重”到何种程度。及至突然事变发生后，他通过对形势的冷静观察，坚持认为这次事件的性质主要是“剿共”而不是“降日”。当有人估计国共合作已经完了时，他则认为应该争取过渡的时间长些，以便“过渡到更有利的时机”，尤其是当有人提出推翻蒋政权、建立国防政府的主张时，他则要人们勿忘日蒋之间的矛盾，英美与日之间的矛盾，特别指出“国际形势也要延长全国破裂的时间为有利”;认为“暂时不应提出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口号，也暂不提建立国防政府的口号，而应提出改革政府”。

距离张闻天这番讲话不到一年，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国际形势果然出现了新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