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文波：对《高岗传》若干观点的探讨和考证

原题为：1953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与高岗问题的爆发 ----- 对《高岗传》若干观点的探讨和考证

摘要：1953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前后，是高岗事件爆发的一个重要时间点。会前，由于饶漱石的问题，毛泽东对高岗有过怀疑和批评。会上，毛泽东提出他外出休假期间由谁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提议由书记处轮流主持，朱德、高岗表示赞同。会后，高岗分别到陈云和彭德怀处鼓动他们支持轮流主持，发生争论。不久，高岗的问题被揭发。

主题词：高岗;高岗事件;毛泽东;陈云;邓小平

1953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前后，是高岗事件爆发的一个重要时间点。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大会报告谈到高岗的反党活动时说：“当1953年12月毛泽东同志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领导工作的时候，高岗就出面反对，并且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要求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即是说要他来担任政务院总理。这样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但是他把形势完全估计错了。这时许多听过他反党宣传的同志已经向中央揭发了他的罪恶阴谋。”[1]

多年来学者们对高岗及“高饶事件”的研究在逐渐深入，有关这段历史的论文及著述也不断出现。由戴茂林、赵晓光撰写的《高岗传》综合了以往的一些权威材料，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1953年12月15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胡乔木列席(此处有误，陈云已在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不属于列席---笔者注)。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则谦虚地表示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赞成轮流。但高岗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的言行使毛泽东认识到解决高岗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延。高岗显然并不知道毛泽东是在“有意亲自‘测试’一下”自己，此时他仍天真地认为会有很多人和他站在一起。[2]关于会后陈云和邓小平揭发高岗“非组织活动”的情况，作者引用了邓小平在1980年的谈话来说明。

《高岗传》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高岗的传记，它的观点和叙述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以上论述仍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笔者通过对有关这次会议的历史材料进行的一些对比分析，尝试对其中的部分重要问题做了些考证和探讨。

一、会前，由于饶漱石的问题，毛泽东对高岗有过怀疑和批评，但高岗的问题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有关毛泽东通过这次会议“有意亲自‘测试’一下”高岗的说法不成立。

《高岗传》中关于毛泽东是在“有意亲自‘测试’一下”高岗的表述来自2001年发表的杨尚昆的署名文章《回忆高饶事件》(后收入《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一书)，文中说：1953年秋后，高岗去邓小平、陈云处“煽风点火”。小平和陈云同志都感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及时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有意亲自“测试”一下，在同年12月24日(应为15日---笔者注)向政治局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拟请少奇同志临时代为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这一试，果然使他露了底。[3] 杨尚昆在文中还提到，1953年12月，陈毅由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期间，毛主席两次约毛主席两次约陈谈话，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4]1995年出版的《陈毅年谱》记载：1953年12月7日夜，陈毅应召到玉泉山向毛泽东主席谈华东执行总路线情形。12月13日夜，毛泽东召陈毅谈话，谈及高岗、饶漱石两人的问题，提出要警惕非法活动。[5]

1991年出版的《陈毅传》对这两次谈话作了比较详细地描述，虽然文字表述上作了加工渲染，但我们仍能基本了解两人的谈话的主题和内容。《陈毅传》记述说：陈毅到达北京的第四天(即12月7日---笔者注)，被毛泽东找到西郊玉泉山新建的别墅去谈话。毛泽东在询问了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谈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国家领导体制以后，忽然向陈毅问起他所了解的饶漱石的情况来。12月13日夜，毛泽东与陈毅主要谈了当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毛泽东提醒陈毅：“不要伤风，要警惕非法活动”，“不要睡在鼓里”，“对犯错误的，仍然要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办事”。[6]可以看出，这两次谈话主要是华东区的不久前的一些历史问题，特别是与饶漱石有关的一些情况。对高岗并未涉及。虽然此书记载在7日两人的首次谈话中：“毛泽东把已经掌握了的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7]然而此时，高岗的问题还未被揭露，还没有引起毛泽东特别的注意。[8]所以，毛泽东不可能明确地将“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情况”摊开告诉陈毅。

笔者认为，这两次会面，毛泽东只是与陈毅谈了饶漱石的一些情况。《陈毅年谱》《陈毅传》之所以有这样的描写，是因为“高饶联盟”成了“铁案”后，高岗饶漱石并称，“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之类用语已成了“约定俗成”。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会首先对饶漱石产生了警惕和不满呢。主要是安子文私拟的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的扩散问题引起的。

薄一波回忆说：安子文同志未经中央授权草拟的那份政治局人选名单，饶漱石得知后，私下里在许多人中间进行传播。[9]在7月22日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饶漱石联系到名单的事情，批评了安子文。在7月24日晚召开的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饶漱石又突然向高岗质问起“名单”的事，在会上掀起轩然大波。《陈云年谱》记载：7月26日或27日，刘少奇对陈云说，要他和周恩来找饶漱石谈一谈，纠正饶的不符合党中央方针的做法。[10]财经会议结束后，饶漱石又于8月17日和18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部务会议，抛出了“三月名单”这个重磅炸弹，让大家追问“名单”问题。[11]薄一波回忆说：在安子文同志就名单问题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处分后，饶却抓住把柄不放。他未经中央同意，就制造各种借口，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12]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饶、安矛盾问题”再次公开化。原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回忆说：建国初期，党的组织建设出现的问题，集中地反映到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由于意见不一，争论得很激烈。尤其是中央组织部内部的不团结倾向，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3]这个时候，毛泽东已注意到财经会议以来党内思想斗争出现的偏差，再三强调要保持党内团结。在“名单”问题揭开后，毛泽东曾宣布：此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10月19日-21日，毛泽东连续3个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谈论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情况及中央组织部内部讨论等问题。[14]10月23日，毛泽东在审阅刘少奇组织工作会议讲话稿中批注:“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在审阅饶漱石组织工作会议讲话稿时，毛泽东特别加写了一句：“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这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本人对饶漱石的告诫。[15]但不久，毛泽东发现有人已把“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这引起了他的警觉，“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16]，他表示：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17]首先的怀疑对象是饶漱石。主要原因可能是他在7-10月间，对名单的问题吵嚷的最凶(高岗比较隐蔽)。毛泽东曾当面询问高岗是谁泄露名单的，并说，怀疑扩散名单的人是饶漱石。高岗表示饶漱石不会这样做，而他自己又不敢坦率承认，就给自己的倒台埋下了伏笔。高岗后来检讨说：在有薄无林名单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跟一些人讲了，闯了乱子。而在毛主席发现追查时，又没敢承认错误，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这是我最大的错误。[18]饶漱石的问题被揭露后，他在毛泽东面前为饶漱石说话，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毛泽东说，高岗两次来找过我，为饶漱石解围。“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20]

以上材料表明，1953年12月初，饶漱石的问题已被逐渐揭露。这就是毛泽东与陈毅两次谈话的背景。此时，高岗并没有太严重的问题被揭露，正是风光无限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刚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设想，并在高层极小范围探讨、先期酝酿准备的关键时期，虽然他对高岗的一些小动作可能已经有些看法了，但在这关键时刻对其还是委以重任的，甚至对于中央一线二线这样的敏感问题也与高岗谈[21]，可见并没有对高岗丧失信任。邓小平后来回忆说：“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22]可见，有关毛泽东在12月初甚至更早之前，“就已发现了高岗的不正常活动”，并准备通过这次会议有意亲自‘测试’一下高岗的说法并不成立。

二、会上的情况微妙复杂，高岗在会上的表现比较正常，不会“使毛泽东认识到高岗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延”。

对于这次会议的情况，薄一波(他本人未参加这次会议)在1991年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书中说：当时毛泽东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原文如此—笔者注)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工作。这时，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正当大多数同志表示还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搞轮流时，高岗立即出面反对，主张要“轮流坐庄”。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23]薄一波的叙述是有关这次会议最早的回忆资料之一，被后来的研究者广为引用。2000年出版的《陈云年谱》明确支持这一说法，说：会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表示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书记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赞成轮流，唯独高岗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24]这一直是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权威论述。显然，《高岗传》有关这次会议的叙述主要来源于《陈云年谱》和《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年谱》有关15日这天的记载中，在正文部分没有记述会上讨论轮流主持的情况，原文说：“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25]只是在本页下加注了一段说明，完全采用了《陈云年谱》以上的记述。

比《陈云年谱》早两年出版的《彭德怀年谱》与之记述有所差异，说：12月24日(此处有误，应为15日--笔者注)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毛泽东外出后由谁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事项。刘少奇说由书记处轮流主持，或由周恩来主持。周推辞，高岗赞成轮流主持。彭德怀说：我不赞成轮流主持，因为日常工作事情很多，如果没有一个同志认真来研究，是不行的，日常工作仍应由少奇同志来主持。毛泽东说：“怎么样?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吧。”刘少奇仍推辞。彭又说：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还有什么推辞的呢。最后，决定仍由刘主持。[26]彭德怀在1962年向中央递交的“八万言”申诉书中非常详细地记述了会上的情况，他写到：1953年12月，我参加了由主席在颐年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少奇同志首先提出：“主席外出后的日常工作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并提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周恩来同志再三推辞。高岗赞成“由书记处同志(高岗并不是书记处书记—笔者注)轮流主持”。朱德同志也说“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我第五个发言，说：我不赞成日常工作轮流主持，因为日常工作事情多，如果没有一个同志认真来研究是不行的，日常工作仍应由少奇同志来主持。主席当时说：“怎么样?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吧。”当时少奇同志仍在推辞。我说，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还有什么推辞的呢?最后，少奇同志同意自己来主持了。[27]显然，《彭德怀年谱》中的记述可能来自于“八万言”申诉书。

2006年版的《朱德年谱(新编本)》(1987年版的《朱德年谱》没有15日会议的记述)证实了彭德怀有关朱德支持轮流主持的说法。原文说：会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表示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朱德表示同意刘少奇的意见。朱德在1959年9月11日军委扩大会议上受批判时为这个表态作了检查。[28]

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有关14日、16日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但对15日这天的会议竟然没有记述，似乎有所回避。

作为亲历者，杨尚昆的记述有很大的参考价值。1986年，杨尚昆在与张闻天夫人刘英的谈话中回忆说：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对他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刘英插话:意思就是把他架空了)，这是对他有意见的。所以毛主席不就试着瞧嘛，就试试他那个“中央轮流当主席”大家赞成不赞成。这时毛主席要到杭州去，走之前在怀仁堂开了个会，就提出“轮流做庄”问题。[29]笔者参阅了2001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希望找到有关这次会议的珍贵记录，可惜的是，日记中对1953年的记述只是从12月24日开始(在本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岗的问题已基本定性)，其它全为空缺。

另据高岗秘书赵家梁回忆：会上，毛泽东提出，他要到南方休息一段时间，他不在北京时，是由刘少奇代理主持日常工作，还是由中央几个同志轮流主持，请大家考虑。刘少奇首先表示，还是大家轮流好。周恩来说，还是按照过去的惯例，由少奇同志代理。高岗则表示可以由大家轮流。朱德也表示赞成高岗的意见;邓小平、陈云赞成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说，此事以后再议。[30]

很显然，以上的几篇材料存在一些不准确和相互矛盾的地方。笔者认为，彭德怀与杨尚昆的回忆可能比较符合事实：“轮流做庄”的问题是毛泽东先提出来的。刘少奇首先表态建议由书记处的同志(刘、朱、周、陈)轮流主持中央工作，朱德表示同意，高岗也赞同;周恩来则建议刘少奇代理主持，陈云、邓小平赞同。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当天未作结论，说以后再议。这样就给大家留下了会后讨论的空间。如果按《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和《陈云年谱》中所说，是毛泽东主动提议由刘少奇依照惯例临时主持中央工作，那刘少奇没必要推辞，会与同志都会赞同，高岗也不敢反对;如果毛泽东是想测试一下与会者的态度，在大家都表明意见后，如果毛泽东依照惯例赞同刘少奇主持，一言九鼎，当时就会定下来，而会议只是决定在外出期间，高岗与彭德怀、邓小平一起参加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解决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的态度表明他当时并不倾向由某一个同志单独来主持中央工作，这反映了他自1953年8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以来一直强调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坚决态度。在会上，高岗的表现比较正常，不算太突出，《高岗传》有关“高岗的言行使毛泽东认识到高岗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延”的说法是不成立的。高岗的问题之所以在随后两天突然集中爆发，与他会后的活动有很大关系。

三、会后，高岗找了陈云和彭德怀，鼓动他们同意轮流主持。他的“非组织活动”情况随后被揭发。

关于会议结束后高岗的活动情况，以往著作多引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一文，说明高岗拉拢陈云、邓小平的情况。《高岗传》直接引用了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接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原始谈话记录，更为详细可信。但这个讲话以及陈云在1955年党代会上的发言都没有说明高岗搞拉拢活动的具体时间，是否是在12月15日这次会后还值得推敲。

《陈云年谱》明确记述说：会后，高岗分别找陈云、邓小平、动员他们也赞成轮流主持。[31]杨尚昆也认同这一说法，他回忆说：那个会开完以后，高岗就找到陈云，说你为什么反对“轮流做庄”?你应该赞成呵。陈云就说，这个不行嘛!你看哪一个够呵?高岗就说，你一个，我一个。陈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报告了主席。所以这时主席就非常注意这个，这你是夺他的权么! 高岗对小平也讲了。小平那时就说，咳!都挂了像的嘛!你在这些像里头找么，其他人都不够资格。那时不是有几大书记么，毛刘周朱，你看只有在这里头找么。所以以后高岗就不敢找小平了。小平就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就跟毛主席说了。[32]

高岗会后找陈云活动，是个事实，并且与邓小平也谈了自己的看法。高岗秘书赵家梁回忆说：高岗从会议室出来，在去停车场的路上，和邓小平边走边谈，高岗说：少奇不怎么稳，还是轮流好。邓小平说：还是少奇代理好。当时高岗没有回东交民巷的家，而是去了陈云处，对陈云在会上没有支持他的意见，发了脾气。[33]考虑到那次会议的主题及会后高岗的情绪，笔者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下，“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这样的话不太可能在15日晚高岗与陈云的谈话中出现。当天会议结束时，时间已比较晚，高岗搭陈云的车到陈云家里后，两人又发生了争吵，这样的情形下，高岗当天再去平时并无深交的同志那里搞“正式谈判”活动的可能性也不大。

第二天(16日)，高岗还到彭德怀处交换意见。《彭德怀年谱》记述说：第二天(指12月16日--笔者注)，高岗到彭处，质问为何不同意轮流主持，彭说，这是我的认识，高生气地走了。[34]彭德怀在申诉书里回忆说：第二天晚饭后，高岗来到我处，他的脸色很难看，似乎在生气。他先问了问高干会议的情况，然后就转到了昨天在主席处开会的上面来，他说：“你昨天为什么赞成由刘少奇代理，而不同意我的意见呢?”他说这话的时候，看来是责问我的样子。我当时就冒火了，突然说：“这是我个人的认识!”他见当时没有什么便宜可得，也气势汹汹地走了。[35]

笔者推断，15日会议结束后，高岗在陈云家里可能也是带着情绪，对陈云说了类似的话，并引生了争吵。这次谈话后不久，大约在16日或17日，陈云向毛泽东揭发了高岗的“非组织活动”。据陈云年谱记述：12月17日下午五点，陈云同邓小平前往毛泽东住所谈话，至晚八点，毛泽东请周恩来前来一起谈话。12月18日、12月19日晚，同邓小平等前往毛泽东住所谈话。[36]《毛泽东传》披露：从1953年12月17日以来，毛泽东与这些同志进行的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37]至此，高岗的问题全面爆发。

几点结论：

1. 1953年11月或12月初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设想，并在极小范围内酝酿讨论，在这个背景下，在12月15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他外出期间，有谁来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的问题，放一下风探探大家的态度，这也是正常的。事后看，毛泽东此时已倾向于多设几个党中央副主席。会后不久，林彪向陈云提出副主席除刘少奇外不提别人，毛泽东并不赞同。[38]在1956年9月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就设几个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讲话说：“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他明确表示：“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的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39]

2、高岗与陈云之间的确有过关于多设几个党的副主席的谈话，这个谈话不是在12月15日会议后，而发生在11月底或12月初。根据《罗荣桓年谱》记载，大约在11月下旬，毛泽东在与高岗见面时谈了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设想。[40]高岗马上开始活动与部分同志交流看法。薄一波回忆说，1953年10月间(原文如此，似应在11月高岗回京之后---笔者注)，高岗对设立总书记不赞成，反对刘少奇当总书记或者副主席，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后来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曾对陈云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意思是将刘、周、陈、高都包括在内。遭到陈云断然拒绝后，高岗又反咬一口，诬陷陈云。[41]1955年，陈云在党代会上发言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他退居第二线的时候，这个时候，高岗匆匆忙忙来找我，他估计党的书记处对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的人选就会讨论，他估计少奇同志可能被任总书记或者副主席，因此高岗提出他要任副主席。为了找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 [42]大致在这个时间，他对其他“信得过”的同志也提出过同样的看法。他曾找王鹤寿说：主席的身体不好，要退到二线，现在正在酝酿第一线谁当家。并说，少奇如果当家就很偏，你如能到上海检查工作，就从那里到杭州林总处讲讲这个情形，希望他能和主席讲一讲。王鹤寿听后大吃一惊，回答说，我不能去，林总如果有什么意见林总会讲的，我不应到杭州讲这件事。高岗说，那我就写封信去吧。王鹤寿劝阻说，这件事既不应去讲，也不应该写信。王鹤寿确实感到高岗的行为太超出了范围，因而就将此事报告了陈云。[43]有同志向陈云反映，高岗反对刘少奇的这些做法很危险，建议陈云批评高岗，以制止高岗的错误。陈云认为，高岗现已冲昏头脑，这样的话是听不进去的。财经会议斗了薄一波，下次就要轮到高岗了。[44]15日会后，高岗到陈云家中，由于他自认为在会前已经与其交流过意见，他的责问态度引发了争吵。高岗一错再错，跑的太远，扯得面也太宽，其行为大大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导致了他的问题突然爆发。

3.邓小平可能与陈云在同一时间向毛泽东反映了他了解的高岗及饶漱石的一些情况。《邓小平年谱》记述：12月16日下午，在毛泽东处谈话。[45]由于高岗与邓小平几乎没有个人往来，这次谈话对于高岗的情况可能涉及(从邓小平1980年的谈话看，他对高岗早有看法)，但不深入核心问题,陈云的揭发才击中要害。笔者认为，16日下午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的是主要是饶漱石的情况(此时毛泽东已开始追查饶的问题)。杨尚昆回忆说，小平同志作为中央的秘书长，对于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同高岗呼应配合的反党言行，饶大闹中组部并借着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机会，煽动一些人跟他一道批安攻刘的种种表现，他“知道得很清楚”。[46]后来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也是由邓小平负责主持。

[1]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516页。

[2]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332页。

[3]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一期。

[4]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续)》，《党的文献》2001年第二期。

[5]刘树发：《陈毅年谱》下，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4页。

[6] 参见《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1版。493-495页。

[7]《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494页。

[8]参见逄先知, 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279-280页。

[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317页。

[10]《陈云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70页。

[11]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318页。

[1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13]张秀山：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百年潮》2004年第12期。

[14]《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40-1141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374页。

[1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597-598页。

[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318页。

[18]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313页。

[19]赵家梁口述，张晓雯整理：《对<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一文的几点意见》，《百年潮》2002年第3期。

[2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598页。

[21]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60页。罗荣桓回忆说，为军委高干会议报告的修改问题他去见了毛泽东，当毛泽东提出二线问题时，罗荣桓推荐了高岗。毛泽东说高岗听不得反对意见。

[22]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333页。

[2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1149-1150。

[26]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565页。

[27]转引自林蕴晖：《彭德怀对“高彭联盟”的申诉》，《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

[28]《朱德年谱(新编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1462页。

[29]《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张培森整理)，《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30]《高岗秘书赵家梁谈高岗问题》，林蕴晖、沈志华2005年2月2日访问赵家梁记录。转引自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8月第1版，第128页。

[31]《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91页。

[32]《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张培森整理)，《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33]转引自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8月第1版，第128页。

[34]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565页。《彭德怀年谱》567页

[35]林蕴晖《彭德怀对“高彭联盟”的申诉》，《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

[36]《陈云年谱》(中)，191页。

[3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280-281页。

[38]参见《陈云年谱》(中)，第166页。

[39]《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111页

[40]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760页。

[41]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

[42]《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885页。

[43]林蕴晖：《国史札记》，第129页。

[44]林蕴晖：《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第三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801页。

[45]《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第1150页。

[46]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续)》，《党的文献》2001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