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被“鲁迅之子”裹挟的鲁迅之子

2011年4月7日凌晨，鲁迅独子周海婴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对于绝大多数鲁迅著作的爱好者来说，知道鲁迅那首著名的“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诗，就知道周海婴的存在;而《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更知道周海婴有时候是“满脸顽皮”的“真像日本孩子”而有时候又“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

1936年鲁迅谢世，周海婴七岁失怙，在承受着“这是怎样一种人生的哀痛”的同时，也戴上了“鲁迅之子”的光环。仰望鲁迅需要标本，不管周海婴愿意不愿意，他都是睹人思人的存在;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作为政治标杆上的一个因子，鲁迅的人和文都始终带有浓厚的政治印记，作为鲁迅之子，周海婴也难免被裹挟。

被“鲁迅之子”所裹挟

周海婴出生于1929年9月。鲁迅给儿子取名为“海婴”，意思就是上海出生的孩子。而这此后他最为世人熟知的身份，是“鲁迅之子”。他7岁那年，鲁迅逝世，留下的话是：“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

周海婴去世后，很多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有怀念文字。人们说的最多的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他“承担得起鲁迅之子的头衔”;第二句话是，“他没有做空头文学家”。

第一句话的根据，大致是追溯周海婴一生的行状，譬如为人低调，譬如敢于直言等等;第二句话的根据则是，他没有子承父业，从事文学创作，而是或在无线电行业或作为广电部的一名官员而工作。细细地琢磨一下，这样的根据，思维方式是，周海婴是“鲁迅之子”。

然而，这两句话似乎很难成为我们看待他的标准。所谓“承担得起鲁迅之子的头衔”，参照物是鲁迅;所谓“他没有做空头文学家”，参照物还是鲁迅。而鲁迅是什么?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是毛泽东的话，也是至今没有改变过的对鲁迅的评价。从这个标准来说，要说周海婴“承担得起鲁迅之子的头衔”，是不是有些文不对题?当然，我不是说鲁迅之子就要成为鲁迅，我想表达的意思，周海婴作为“鲁迅之子”是血缘的存在，似乎不必从其行状上来褒扬。

而对于鲁迅所言的“空头文学家”，熟知鲁迅作品的人，都能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在鲁迅著作中，用到“空头文学家”的字眼恐怕不止这一处。在鲁迅看来，所谓“空头文学家”，大抵不是以职业划线，也不是在遗嘱中要求周海婴不要从事文学行业。而是说，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若要发声，就要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要有对改造社会、改造人性、促进社会进步的深度关切。而以周海婴没有从事文学行业来佐证“他没有做空头文学家”，离题甚远。

周海婴的朋友喜欢以“鲁迅之子”裹挟周海婴，而周海婴则一生都在鲁迅的裹挟中。

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周海婴写道：“七十年来，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与我父亲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鲁迅之子”，周海婴待人处事必须格外小心谨慎。他回忆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同学可以打桥牌、跳交谊舞，他出于好奇，偶尔走去观看，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什么“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他失去了常人应有的生活方式。此后，他不论在什么单位工作，除了偶尔在政治场合下需要说话外，似乎没有见到他的身影。

不但如此，连他的儿子，也脱离不开鲁迅的光环。1979年，周海婴的儿子周令飞申请到日本留学。鲁迅的后代要出国，这在当时是件重大的事情，这便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格外重视。有关方面认为“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以自费名义出去留学，要靠外国人来关照，未免有失国家体面”，但按照规定，周令飞又不具备“公派”的资格，这颇使有关方面左右为难，最后才想出了个“公派自费”的名义解决这一难题——既不违反有关规定，又为国家争了面子。

后来，周令飞在留学期间与台湾姑娘张纯华的爱情，在当年海峡两岸各自的意识形态语境下，竟然酿成了举世关注的重大事件：周令飞要声明脱离中共;周海婴要声明断绝父子关系。连我这样当年在读的学子也被老师在课堂上训诫：鲁迅的后人不思“思想改造”，“叛逃”台湾。

记得有一次我去拜访周海婴时，还专门谈到这件事。我说，其实，这只是爱情，与政治无关，根本算不上什么。

不过，我还要说，即使在现在的意识形态语境下发生这件事，媒体也会大肆炒作。原因无他，因为周海婴和周令飞，都被鲁迅所裹挟着。

周令飞“叛逃”事件后，又冒出了周海婴为钱打官司的消息。而官司从周海婴一审败诉、二审被迫调解的事实，使关于他的负面评价不断增加，连带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女士待人处世的一些举措也遭到非议。

在鲁迅博物馆的一次座谈会上，周海婴讲到这件事时，因为要急于洗白自己，讲话有些语无伦次。出来的路上，我说：你是鲁迅的儿子，你没有一般公民打官司的自由。

假设没有“鲁迅之子”的光环，周海婴的举动何以会搞到通国皆知的境地?

周海婴晚年说：“我是在一个‘人场’的环境下长大的，就像磁场，我被这个‘人场’控制着。父亲一直在鞭策着我，也在给我压力。”

事实上，受到压力裹挟的不止周海婴，那些在周海婴去世后仍给他以“承担得起鲁迅之子的头衔”和“他没有做空头文学家”评价的人，也同样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被这样的压力所裹挟。

裹挟鲁迅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鲁迅作为“须仰视才能看得见”的标杆，都带上了中国意识形态特有的印记。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场域”。周海婴说他是在一个“人场”的环境下长大的，所指自然是鲁迅所处的这个“政治场域”。

在鲁迅这个“政治场域”下，周海婴包括许广平无论愿意不愿意，都是这个场域的一个分子。因此，在政治需要鲁迅时，他们就成为政治所需要，鲁迅就成为他所裹挟的对象。

“文革”初期，为贯彻毛泽东修改过多次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鲁迅成为路线斗争的工具，许广平和周海婴被政治裹挟，反过来再裹挟鲁迅，于是乎，鲁迅就被成为同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作斗争的主动的、积极的榜样。

1975年，当毛泽东“学点鲁迅”的最高指示发布后，周海婴即上书毛泽东，请求出版局组织人员“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毛在11月1日作了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鲁迅著作的出版又被配合形势提到议事日程。

同样，为了配合路线斗争的需要，1976年10月，周海婴在《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学习鲁迅》一文中，按照《人民日报》的口径，认为《鲁迅书信集》的出版，之所以需要“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是因为“多少年来，周扬等‘四条汉子’及其他党内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企图隐瞒、掠走甚至毁掉的那些反映鲁迅同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书信”。

这是政治裹挟鲁迅的荒唐岁月，也是周海婴需要裹挟鲁迅的岁月。2001,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周海婴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检讨那段历史，其反思精神令人仰慕。

不管是鲁迅的爱好者还是鲁迅的研究者，都可以认定这样一个事实，从鲁迅的生平和他留下的文字看，被政治裹挟绝对是鲁迅所不愿意的。但鲁迅“政治场域”的形成，是不会考虑他的愿意不愿意的。同样，对于周海婴来说，不管他是否愿意，他都是这个场域中的“在场者”。

还原鲁迅

晚年的周海婴，充分意识到作为“在场者”尴尬，他希望摆脱这一尴尬。

周海婴说：“假如鲁迅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要一直存在下去的话，就必须给青年人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从他的外貌和生活上进行还原。”为此，他写下《鲁迅与我七十年》，反思以鲁迅为索引的历史。

2010年，他不顾病体，费时耗力地校订出版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原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工作，让被极左意识形态遮蔽和诠释了近60年的鲁迅和他的文化精神，得到“还原”和“解放”。

此外，周海婴为学界研究提供了不少第一、二手的材料，而且在许多议题上引起人们对鲁迅的持续关注。尤其他所提供的关于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回答知识界朋友提出的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那段史料，更引起重大关注。关注的层面还不是停留在学理上，而是对长期以来鲁迅“被政治场域”这一事实的解构。

作为血缘上的“鲁迅之子”，尽管周海婴无法超越自身主观的局限——这是名人之后共有的现象，以及“政治场域”的影响，但他从裹挟鲁迅到还原鲁迅的过程，证明了他作为“鲁迅之子”存在的重大价值。这个价值远远不是“承担得起鲁迅之子的头衔”和“他没有做空头文学家”评价所能涵盖的。

孤独的爱好

在艺术界，摄影艺术从来都是被称之为“孤独的爱好”。因为这一行业的其他门类，都可以同行间切磋借鉴，而唯独摄影，只能接受前人的技术而不能让前人的眼睛替代自己的眼睛。周海婴拥有这一“孤独的爱好”，且终生乐此不疲。

谈到选择摄影这一爱好，周海婴回忆说：1936年鲁迅去世后，母亲许广平带着8岁的他到杭州蔡姓女友处休养，“蔡阿姨有一只黑色小型相机，令我十分好奇，经我左缠右磨，她允许我按了几次快门，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相机。”10岁那年，周海婴正式拿起相机开始拍摄;12岁那年，许广平在他的相簿上题写了“雪痕鸿爪”、“大地蹄痕”，以鼓励做出成绩。

失怙之痛，7岁的孩子感受到了什么?在当年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下，“鲁迅之子”不但不是一种光环，而且还是再继续享受富裕生活的阻碍。孤独的周海婴在此时看到了照相机，“孤独的爱好”成为救赎。

许广平非常支持儿子的这一爱好。尽管孤儿寡母生活非常困苦，但她节衣缩食，为儿子购置一架照相机。1948年在离开香港准备北上解放区的时候，他们到旧货市场买旧的冬衣，省下800多块港币在香港买了一架禄来相机和20卷胶卷。周海婴晚年对此还颇感幸运：“这使得我能够及时拍下四五十年代的照片。”2008年，周海婴举办了“镜匣人间——周海婴八旬摄影展”，很多人才知道他这一爱好。

从1942年开始拍摄，近70年来周海婴没间断过，一共拍摄照片两万余张，其中不乏重要历史时刻的珍贵瞬间。对于研究历史的来说，他的摄影展上所展示的一些作品，有填补历史空白的重大价值。

譬如，1948年，即将看到新中国桅杆的中共，邀请身居香港的文化名流北上召开“新政协”。当年初冬，周海婴随着母亲和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侯外庐等5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乘坐“华中轮”从香港绕道沈阳、大连北上北平。当时这一活动是对外严格保密的，没有摄影记者跟随。不到二十岁的周海婴凭着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和敏锐，将镜头不失时机地瞄向了同行的社会贤达，留下了他们生活的瞬间。这一组独一无二的照片，填补了新政协档案的空白，成为见证历史的孤本。

周海婴作品中另一大主题是底层普通人的生活百态。周海婴说：“我经历过旧社会，对社情民意很敏感。我的照片中有解放前的难民和乞讨者，也有解放后的所见所闻。我不为‘猎奇’，只希望证明时事。”他拍摄的《难民》系列，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作品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周海婴的摄影题材丰富，社情民意、婚丧习俗、劳作方式等，他都有涉猎。在不经意之间，他留住了一个个永远鲜活、充满生命力的瞬间。作品《熟食小贩》、《修鞋匠》、《南货担子》，不仅艺术上乘，但从社会学的价值上，堪称社会历史的写真。若有人予以解读，可以勾勒出跨越历史时代的社会记录。

这份“孤独的爱好”，大概是周海婴能够惟一游离于“鲁迅之子”光环的作为。唯其如此，不见“政治场域”只见人文关怀。

因为这位老人本色的人文关怀，我们更能理解遗体告别仪式上的一个细节：与通常葬礼有所不同的是，礼堂中播放的背景音乐选取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老人的儿子说，“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曲子。”

这，让我们无法不反刍他在“鲁迅之子”光环下的荣耀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