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康生在庐山会议的恶劣表演

康生是中共最著名的极左理论家之一，却以批人、斗人和整人心狠手辣而闻名于世。他的极左面孔往往受人青睐，在文革中更是一路蹿红，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生涯达到顶峰。他伙同四人帮、陈伯达犯下累累罪行，民愤极大，却一直是政坛不倒翁。1975年去世时还享尽哀荣，头上还挂着“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对修正主义的英勇战士”等闪光的名号。

人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该报不报，时候未到。四人帮一粉碎，在拨乱反正、惩恶扬善的关键时刻，躺在八宝山多年的康生还是被揪了出来，遭到无数受害者的“鞭尸”。陈云说他“是鬼不是人”，论者说他是“大奸似忠”，有人说他是四人帮的教父、文革的罪魁、党内最大的棍子!

但是，人们在揭批康生罪行的时候，往往着眼于他在文革时祸国殃民、残害忠良的罪恶;或者是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制造的一批冤案;而对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深文周纳，上纲上线，残害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恶劣罪行，却很少有人提及。

拂去岁月的尘烟，打开历史的真相，咱们看看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如何举起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残害忠良的吧!

据李锐先生说，康生是庐山会议中最积极的分子之一。他不但在会议上积极发言，积极批判，而且别出心裁地积极向毛泽东提供理论依据和典型材料，如同陈伯达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提供“天才论”的材料一样，这次康生向毛泽东提供“反右倾”材料。

8月3日，康生将《斯大林论苏共党内的右倾危险》两份摘录(1928年10月和1929年4月的两个演说)送给毛泽东，说是“可供我们这次反右倾斗争参考”。他还将列宁引证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提议，把国家一字改成“公社”的话，加以发挥，说：“不仅我们的农业合作社可以叫人民公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叫‘中华人民公社’。”康生就是用这些舶来的高妙的理论，协助毛泽东，反击彭德怀等人对人民公社的怀疑和反对。

这位理论家从苏联领袖著作中挖出来的理论，果真能和当前的庐山会议的斗争联系起来吗?

还别说，还真能联系上，历史竟有惊人的相似。30多年前，英明领袖斯大林确实揪出了一个右倾反党集团。斯大林同布哈林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派，在工业发展速度、农村政策以及城乡结合形式等方面，都发生分歧。面对工农业生产发生的严重困难，斯大林认为，苏联面临的困难，“是高潮过程中的困难，是发展过程中的困难”，“正如遇见大风浪时渔夫的故事一样，一种渔夫，一遇见大风浪，就灰心丧气，叫苦连天，使自己队伍的精神颓废。”“其实我们中间是有两条路线的，一条是党的总路线，是我们党实行的革命的列宁路线;另一条路线就是布哈林集团的路线。如果在党内容许右倾分子自由存在和自由活动，而这些分子是企图使党废弛、企图腐化工人阶级，企图使我们的政策适合‘苏维埃的’资产阶级的胃口，并这样在我国建设事业困难面前投降的——如果我们容许这一切，那就会说明什么呢?这不就会是说明我们想渐渐消灭革命，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逃避困难，把阵地让给资本主义分子么?布哈林集团是不是懂得，拒绝反右倾斗争，就是叛变工人阶级、叛变革命呢?”

我们的理论家真是独具慧眼，竟然能从几十年前苏联著作中挖出和当时中国政治斗争相同的理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给中国送来了反右倾斗争经验。彭德怀、张闻天就是中国的布哈林了。毛泽东接到康生的材料，没有加批语，却批示“印发各同志”。于是康生有了底气，在批判彭德怀时上纲上线，胡乱比附，理论上一套一套的，听的人一愣一愣的。连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也不断引用康生的“成果”。

8月3日下午，康生在第四组作了长篇发言。他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势，一开头就讲政治经济学，讲联共党史，别出心裁地把彭德怀、张闻天和布哈林相提并论。他说：“苏联在革命胜利10年后出了布哈林右派，我们胜利10年后出了彭、张右倾路线。我们现在的情况、条件、环境与苏联1928年不同，但涉及的问题，也是工业发展速度与农业集体化生产的问题。斯大林说过，‘正因为我国所有的困难是高涨过程中的困难，而不是衰落过程、停顿过程的困难，所以这种困难对于党就不应当有什么特别的危险。’”“为了克服困难，首先就必须打破右倾危险。”“机会主义者的惯用手段，就是借口说在实行正确政策时有过火行动，而要求取消这个路线，用机会主义路线来代替这个路线。”

康生套用斯大林这些高妙的理论，又加上了自己的发挥创造，他认为当时毛泽东是一定听得进去的。尤其他抓住斯大林说机会主义者想用机会主义路线代替正确路线，认为彭德怀、张闻天对毛主席发泄不满，“他们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换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或者改换主席之意呢?令人很怀疑。”彭、张欲改换中央领导，改换毛主席的领导，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一下便激起了与会人员的滚滚怒火!

不仅如此，康生还善于从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中，挖掘出与众不同的“微言大义”，然后上纲上线，陷人于罪。彭在信中说，要明辨是非，“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的责任”，这本是不咎既往、着眼未来、注重团结的很好的建议，康生却分析道，“一般的”不追究，个别的还是要追究，可以解释为要追究毛泽东个人的责任。彭德怀竟然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是可忍，孰不可忍?

张闻天在发言中说，“挡住了共产风的人，现在证明是有的。”这本是很平常、很符合事实的话。康生却分析道，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纠左以前，就有人反对共产风了，就已经有了比毛泽东更正确的人物了!这不是在有意贬低毛泽东的一贯英明正确吗?

彭德怀、张闻天一些很真诚、很平常的语言，一经康生深挖细究，上纲上线，就成了毒汁四溅、包藏祸心的恶论了。

他不仅能将彭、张的语言上纲上线，鼓动人们狠狠批判。而且，在别人批判发言时，他也能画龙点睛，提出要害，增加批判力度。

有人说，彭德怀在历史上有过伟大功劳，康生就插话：“正因为有功劳，，自己不服才更危险。”

有人说，张闻天的发言是幸灾乐祸，康生就插话说：“我看彭德怀也不是忧心如焚。”

有人说，军委开会时，彭德怀拍桌子骂人，康生就插话：“他不是要民主吗?”

有人提到，彭德怀说过，陈云对经济工作摸得深，康生就插话：“他先讲一套缺点，然后慨叹：现在看来还是陈云对经济工作摸得深，他这话不是拿陈云比先念、一波，而是指毛泽东同志不行。这是挑拨!”

有人说，彭目空一切，瞧不起人，康生插话：“他以反毛泽东同志为荣。”

王震在批判彭德怀时说，他承认彭德怀是一个民族英雄，康生插话：“对民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英雄豪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可以领导的。如果不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他是不能成为民族英雄的。”

在别人作批判发言时，康生不失时机、言简意赅的插话，往往使平平常常的批判一下上升到吓人的高度，激起了一阵阵上纲上线的胡乱发言，大大增强了会议批判效果。

彭德怀面对气势汹汹、乱箭齐射的批判，只得不断地检讨认错，不断给自己扣屎盆子，把所有问题都揽到自己头上。尽管如此，康生总能从中发现严重问题，然后予以批判、8月6日上午，彭德怀在第四组会上作检讨。下午，康生便在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咄咄逼人地提出六个问题，要求彭德怀答复：

1、彭德怀同志在小组会上说过，你不满意毛泽东同志在上海会议时对你的批评，对毛泽东同志说要挂帅，你也不满意，你认为说要挂帅，就似乎是丢开了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何今天检讨时不讲?另外，你在小组会上，还说过毛泽东同志在上海会议的讲话，似乎是“挑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请你一并考虑答复。

2、彭德怀同志说，出国回来之后，约有半月时间，看了许多紧张、工作缺点的材料。这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说的，你这次反党活动，是有准备的。你对这一点是否同意?

3、你说来庐山开会后，觉得小组会上没有展开批评错误，而“会内会外空气又不一样”，你在西北小组会上的插话，又得不到反映等等，所以才写了7月14日的信。这证明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你这次反党是有计划的。你对这一点，如何看法，请答复。

4、彭德怀同志说，你信中所谓被虚报蒙蔽因而不了解实际情况;认为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了，可以放手搞工业;只给指标，没有具体措施;这些都是针对毛泽东同志说的。同时你又声明说，关于处理经济问题不如金门打炮、西藏平叛那样“得心应手”，不是指毛泽东同志。我们认为这句话恰恰是针对着毛泽东同志的。我们暂且不去争辩这个问题。即使就你所承认的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你这次右倾反党活动是有目的的，彭德怀同志如何看法?

5、毛泽东同志还说过，你们这次反党活动是有组织的。(李井泉插话：彭德怀同志讲，有人拥护他的信，帮他把“主观主义片面性”改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帮了倒忙。但没有讲下文，是谁帮了忙?彭德怀说，是我自己改的。旁边有人说，我们都听见你讲过有人帮忙的话。彭德怀说，我是说讲意见书写成后找人看。)我听得很清楚，你是说，拥护你的人帮了倒忙。如井泉同志所说的一样。因此，请问你，事先到底是否与人商量过、谈过、修改过?你是否承认这次反党活动是有组织的?请你考虑答复。

6、前几天，我们说你拒绝了检讨历史根源的要求，你坚决声辩没有拒绝。今天你承认拒绝过，而且是有反感的。这使人觉得你对同志是不诚实的。肖劲光同志和我们一致认为，你是一个像饶漱石那样的伪君子，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你对这种看法，认为如何?

康生提完问题后又说，我要开门见山地说，你将许多根本问题划定了一个防线，现在自己不想，也不愿别人帮助将最疼的地方突破。认为彭德怀的检讨存在严重问题，譬如彭讲的历史问题、反党错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等等，极不彻底。康生在这三个方面逐一吹毛求疵，百般挑剔，深文周纳，狠狠批判。

康生上来提到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当众指名道姓地说道，彭德怀是恨死了我的，不是恨死也是有若干的恨!我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这种没头没脑、尖刻刺人的话语，人人都感到惊讶，彭德怀也是莫名其妙地纳闷，说一句“挑拨”也在情理之中。在康生看来，领袖无论如何伤人刺人，都是可以的，而被伤者的任何不满的言语，都是大不敬，都是反党行为。

紧接着康生主要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纲领。这是非常恶毒、被领袖反复提起、中央领导早已达成共识的罪名。彭德怀不予承认，康生在这里狠挖狠查，要为这恶毒的罪名寻找证据。所谓“有准备”，就是事先在下面搜集了许多大跃进缺点、错误的材料;所谓“有计划”，就是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多次给大跃进提意见，得不到回应，得不到解决，于是就写了意见书;所谓“有组织”，就是事先有人给提供了材料，写好以后又让人看，看了以后提出意见并加以修改。今天看看康生挖掘的所谓“证据”，真让人哭笑不得。

彭德怀肯定是在庐山会议前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大跃进问题的第一手材料，才写成了意见书，这不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吗?这样的“准备”难道不应该吗?彭德怀在小组会上提了不少意见，问题得不到解决，无奈之下只好向毛泽东写信，这样的“计划”有什么问题呢?信写好以后，彭德怀让人看看提提意见，加以修改，这就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难道彭德怀写信，事先不做任何调查研究，不搜集任何材料、临时起意、不同任何人商量，不作修改，随便一写就报上去，这样才是正确的吗?令人遗憾的是，这样荒唐的“证据”居然得到了大会的认可，不仅中央领导和领袖在讲话中不断引用，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公报也以此为据，给彭德怀等人定罪。

不仅如此，康生还带领全组人员，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和彭德怀当面刀对刀、枪对枪地杠了起来。下面节选一段8月7日小组批斗会实录：

康生：上午彭德怀同志说我们有片面性，断章取义，我们大家不同意。如果说有缺点，就是没有抓紧对你的批判和质问。请问彭德怀同志：“计委虽有安排，但因种种原因难于决断。”作何解释?

彭德怀：“难于决断”，我是指李富春同志说的，计委虽然作了许多努力，但富春同志(我说他是好人)抓不紧，抓不稳，各部门情况不同，一下又不好决定问题。

康生：那么说这不是讲毛泽东同志?

彭德怀：是的，我对计委工作不满意，他们没有做好综合平衡工作，我那个提法是告计委的状!讲毛泽东同志的也有，粮食产量是否有那么多?我那封信是13日晚上写的，很仓促，我那封信是讲错了的，但当时没有考虑周到。

彭德怀接着说：我在西北小组讲粮食去年产量增产30%是肯定的，“一面批评，一面是支持”，也不是要刺毛泽东同志。我说过不唱《东方红》，那是在常委会上提出的。在朝鲜我也和金日成同志说过，不要修“毛泽东广场”。难道我不清楚，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而且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吗?毛泽东同志一贯反对人家歌颂他，党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曾就这些问题做过决议，这一点，我们都清楚嘛!现在，如果把毛泽东赶走，我上台，你们能举手吗?

康生、李井泉：你并没有回答对你的意见书中我们提出的问题。

彭德怀：在这封信里，我并不是攻击毛泽东同志!

康生：你坚持你的看法，我们保留我们的看法。很明显嘛，这还骗得了人?我问你，你那封信是否给人看过?

彭德怀：给小参谋抄过。

李井泉：你不是说，赞成你的人，看了你的信，给你帮了倒忙吗?

彭德怀：我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可不能那么讲!(声音稍大些)

众人指责：为什么发脾气?

彭德怀：我的信没有说清楚。第一部分讲工业，把对地方的意见也写了进去，没有骂毛泽东同志的意思。我承认，这封信总的方面是错的，发脾气是不对的，请原谅我这一点。

李井泉：信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有人问：你前天明明说，有人看了改了，为什么今天有矢口否认呢?

李井泉：大家都听见了嘛!那时感觉你还老实一点，怎么今天连说过的，也不承认了?

彭德怀：我没有律师辩护，你们像法庭审判。

安子文：你斗争我们的时候，暴跳如雷，大家好心好意地问你，你竟说是审判，讲不讲理?

康生：一方面说，这次会议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现在又说成是法庭审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众人：为什么如此态度?

彭德怀：我，说错了!你们这样问，我不好答复嘛!

康生：我们问你：一、信是如何产生的?二、讲讲和高饶的关系。三、出国时讲过哪些关于人民公社的话?你按实讲就是嘛!

彭德怀：在国外没有谈什么公社问题……

在康生的带动下，这些高级大员们一个个情绪激动，义愤填膺，争先恐后朝彭德怀露出斗争的锋芒，射出批判的利箭!这位在战场上带领百万大军叱咤风云，将世界头号强敌打得落花流水的“彭大将军”，此时竟陷入了无力招架、仓皇落败的境地，真可谓“虎落平阳被犬欺，龙卧沙滩遭虾戏”!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永远证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意见书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是正义的呼声、真理的象征，而所有对彭德怀的批判都是错误的;康生以理论家的姿态，对彭德怀上纲上线、罗织罪名、毒汁四溅的批判，更是历史的犯罪!

为人民说真话的人，人民将永远记住他!

为极左张目、残害忠良的人，人民将永远唾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