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火雄：震动中央的“大逃港”风潮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刘火雄，原题为：震动中央的“大逃港”风潮，本文为节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深圳宝安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广州一带，“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思想教育”，对香港的概念也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时不时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回“新奇”的物品和见闻，什么威化饼、塑料雨衣等，这一切，让许多返城无门的知青们，从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线新的亮光。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舍弃北京的优越生活，携家带口乘坐一艘布满标语和口号的小艇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不久，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拉开了序幕。

知青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这里距香港4公里。最近的一个下水点在海边公路125公里路标处。最适合的时间为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间。根据海潮涨退规律，当地人总结出谚语：初三十八水顶流。在这段时间下水为顺水，不用太费力就能游到对面。

当时，边防军巡查得很严格，但总有人能蒙混过去。海边是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士兵换岗的短暂时间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无权再管。

泳圈、气枕等在当时属于违禁品，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海岸沿线，知青便想出了很多奇招，比如把篮球塞到网袋里，就是泅渡的“救生衣”了，也有人拿乒乓球拍当桨，用被子当帆，下水后努力往对岸划，并且下水前一般都会准备好一些炒米饼当干粮，随身携带，以防发生不测，好歹有东西充饥。创办了《中外影画》的香港影评人列孚是偷渡者之一。当年，他响应毛主席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从广州来到与香港毗邻的宝安县插队落户。几年下来，列孚觉得自己“看不到未来”。在确切地明白回广州已经没有指望的时候，他选择了对岸的“资本主义香港”。

1973年5月31日凌晨，当时列孚还叫王凯南，他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一头扑进深圳河，手脚并用地去了香港。

同样，后来成为香港“金牌编剧”的梁立人、“乐坛教父”罗文、“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也先后偷渡逃往香港。刘梦熊回忆自己偷渡经历：走了六天六夜到海边，天黑就下水，游到天亮还没有上岸。巡逻艇追上来了，他一边划水一边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鼓励自己游过海。

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野的知青，由于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他们不堪忍受重体力劳动与离乡背井的苦楚，便不顾一切地扑向香港，成功者毕竟是少数。有偷渡客说，香港很好，却没有自己的位置，漂在那里没有根。相对于时下流行的“北漂”、“南漂”来说，偷渡香港的这群知青，很早便已是“港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