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添“文革”回天津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2年10月12日7版，作者：谢添，原题为：《谢添“文革”回天津》

从1966年的夏天开始，我和很多人一样，被划成了“黑帮分子”。罪名无非就是“30年代臭名星”等。

一个礼拜天，正是吃午饭的时候，院里来了一大帮人，说找谢添。我赶紧放下吃了一半的饭碗，推着自行车跟着他们往外走。刚出胡同就看见从一辆大卡车上又过来了几个大块头的学生，命令着：“先跟我们走一趟！”把我的自行车抢过去往卡车上一扔，把我也举上了卡车。

车开出了建国门，有个领头的学生说话了：“知道带你上哪儿吗？”我见车往通县开，他们又是天津口音，就试探着说：“去天津？”“让你给猜对啦，没别的意思，就去开个会。你单位那边都打招呼了，放心，没事儿！”车一过通县，这帮学生就全变了，谢导演长谢导演短的，他们还说：“咱们是老乡，回家看看，散散心，住几天就回去。”

原来他们是天津体育学院的学生，接我到天津是要开个批判大会，批的是天津体委的穆祥雄，因为我拍的《水上春秋》就是以穆祥雄的事迹编的。

到了天津，倒是让我过了几天神仙日子，住的招待所干干净净，吃饭是顿顿变花样儿，打球，游泳，吃西瓜，讲故事……我在享清福，家里人可急坏了。住到第七天，才开批判会。会场在天津体育馆，人坐得满满的，被批的有体委领导，有老运动员，我是作为陪斗参加大会。扩音喇叭里介绍着：“这是大毒草《水上春秋》的导演谢添……”刚说到这儿，全场就响起了掌声，有好多记者也凑过来要照相，和我在一起混了好几天的两个学生立刻挡住人，拉着我进了休息室……

第二天，我被来时的那辆大卡车“押”回了北京。一到西单，我就要求下车，那群小伙子还有点依依不舍，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我说急着回家，就不吃了，他们又说以后再来找我玩儿。我说行！

（据《谢添口述：我的悲喜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