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官家主义”扼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编者按】2014三联生活周刊“思想广场”在UCCA举行，邀请各领域专家进行思想交流。腾讯文化作为独家合作媒体，为读者朋友呈现一场思想盛宴。本次讲座嘉宾为著名作家、记者、历史学者吴思先生，他剖析了“官家主义”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发展逻辑。

“官家主义”有四个历史阶段

吴思：“官家主义”有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汉代建立的社会。那么谁是“主义”呢？谁来主导体系？按照常识，领导者一定是参加打天下的。这打下江山的第一批人在汉朝内部有一个军功集团，成为第一批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怎么来挑选自己的接班人呢？汉代的方式是选择他们熟悉的人，合格的人。如此，自己的孩子最放心，于是他们顺着这个路子选拔，领导人越来越多地来自于这个军集团。这批人越来越多地相互推荐自己的子弟，不好意思推荐自己的孩子就相互换着推荐彼此的孩子，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出现了门阀，进入到了门阀社会。魏晋时期有一句话：“上品无寒民”。凡是四品以上的官员都有着一定的背景。

当领导层中的纨绔子弟越来越多，统治阶层就发展出一个更高明的选拔方式：科举考试。这样一来许多庶民，即使是最普通的民众也有了为官的可能性。之后的隋唐借鉴魏晋、两汉的经验发展了科举考试，但一直是科举与贵族推举并行，到了宋代毫无疑问科举占了上风，进入了庶族官家主义。到了朱元璋，资本官家主义和小农官家主义并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几十年，一部分上升，一部分下降。

当地主向官家交皇粮，社会就进化到地主官家主义。一个经典的变化是地主一脚踩在土地上，一脚踩在官印上，这是“地主官家主义”。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两个具有穿插性的朝代：元、满清，是一个部族里的八旗或者是共同官家。比如清代，虽然同时有满汉官员，但满人很容易当官，汉人要经历严苛的考试。尽管满清有背景色彩，但基础仍是地主官家主义。

“官家主义”的逻辑：打江山与还江山

关于官家主义的由来。梳理中国历代王朝，会发现一些共同的东西。官家主义是打江山赢得的，为了获取支持，带头人往往会建立一个期权制度：努力做事情，一旦成功根据贡献大小有不同的期权。比如，刘邦封了韩信为齐王。明朝开国元勋徐达每年有两万石大米的收入，一石大米就是二百斤，也就是年薪二百万。建立奖励机制去打江山，这是官家主义的来源。但守江山的时候，皇帝有可能会打破诺言。比如刘邦对韩信的不信任，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所以官家主义有着自己的一套逻辑：第一是打出来的，第二，打出来以后要还。

打天下、暴力，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如果只是在上层建筑的层面上谈论的话，这套逻辑就不成立。如此，解除官家主义的核心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如果以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翻译的话，有必要引入对阶级的经济学定义。阶级在生产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因而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不同是由于生产要素的不同造成的？如果掌握的生产要素是劳动，那就是农民；如果掌握了土地，在生产关系中处的位置是地主；如果掌握的是资产，就是资本家。但是打江山的这个暴力集团掌握的既不是土地也不是资本，而是枪杆子、刀把子；他们凭借暴力吃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打了天下可以坐江山的观念沉淀非常深，即使是推翻帝制的英雄人物都有这种观念，这个历史观是暴利集团一直持有。他们证明这个观点的依据如下：天下一切都是劳动创造的，所以劳动者挣钱理所当然，资本家投资和地主出租土地都是暴利。这种无产阶级挣钱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统治了相当长的时间。朱元璋曾经论证说，不是君养民，而是民养君。但是农民能够安心种田并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因为君主和制度的保护。

“官家主义”扼杀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另外一个问题，官家主义的优缺点。官家主义最大的优点是创作了主义，天下太平。《孙子兵法》说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常备军400万。而汉朝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统计得出中国总人口不过6千万。在不足6千万的人口中，400万是为打仗而生的，也就是说成年男子的30%是为打仗而生。所以中国百姓说宁为太平鬼，不做乱世人。

太过安稳也会产生很多缺点。中国没有什么新的试点出现，可是在欧洲的上百个国家，上百个城市，都在互相竞争，吸收外边的资源，壮大自身。发现了新大陆，商人主管城市，资本主义城市出现。商人凭着这种为资本开路的法规横扫世界，于是一个蓬勃的制度诞生了。而中国几百年只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中各种新萌芽都被扼杀。中国的问题就是虽然稳定，但是缺少创新，而欧洲虽然战乱不断，但是有新的制度，迅速蓬勃壮大横扫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