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之前，中央财政部长薄一波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支持下，制定了一套新的税务征收政策，简称“新税制”，准备在1953年1月1日在全国统一执行。不料，围绕这个刚出笼的“新税制”，中南海掀起了一阵政治风波，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利用毛泽东对新税制的不满，展开了对周恩来的激烈斗争；周恩来忍无可忍，也在暗中策划反击。

新税制是如何产生的？原来，新中国刚成立时，为了扶植和支持白手起家的国营和合作工商业，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税务减免优惠措施。经过几年的扶植，国营工商业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如果继续在税制上照顾国营，加重征收私营，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不仅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也给国营工商业留下了偷税漏税的可乘之机。于是，周恩来、薄一波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新的税收政策：取消对国营工商业的种种税务减免优惠，与私营工商业按同一标准向国家缴税。

“公私平等缴税”，现在看来，这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吗？可是在那时，这种公平的做法竟然成了“保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罪恶！

薄一波想的比较简单，为国理财，公私平等，这有什么不妥？不过，事关全国财政工作的政策，一定要经最高领袖毛泽东批准。可是主席这次上了香山，却连电话也打不进去了。他请示周总理说，我看征收财税这么具体的事务性政策，毛主席不一定感兴趣，就算向他汇报，也会听得索然无味……

周恩来考虑问题，却多绕了几道弯弯。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属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大都是从军队里抽调的善于理财的干部，转业到地方筹办起来的。这些被优越性“惯”起来的干部，一听说自己也要和私营工商业一样缴税，为了本单位本部门的利益，闹将起来，怎么办？但眼下的情况是，毛主席联系不上，在电话里竟插不上嘴。好在少奇、朱总司令同意实行新税制，主席办公室的几大秀才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也未提出不同看法。让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捎信，彭竟然忘得一干二净。只有按照薄一波的意见，文件先发出去，再征收意见，不断完善吧。

周恩来最担心的坏消息果然发生了！刚推行的新税制竟然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弹，如同一阵阵阴风恶浪，朝他扑来。

1月8日，高岗心腹、山东人民政府副主席向明等三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揭发信，揭露自1月1日起，山东全省城乡实行新税制后，引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谣言四起的严重情况。最后问道：“我们真不懂，新税制为什么要在国营工商业和私人工商业之间划等号？如果这样，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怎么能够得到鼓励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企业从新税制里得到了鼓励更加得意忘形，这样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所以我们认为，围绕新税制的实行，是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

紧接着，1月11日，高岗治下的东北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的一封告状信，也送达毛泽东手里。信中揭发：“他们却对资本家的看法奉如神明，报载他们专门召开了北京市私营工商业知名人士座谈会，征询意见，并一再表示要认真考虑。果然现在他们有实际行动了。仔细地剖析一下新税制，它的任何一条都对资本家带来极大好处，而对国营企业和人民的利益增加了困难。所以，我们断言：新税制是周恩来和薄一波等人向资产阶级妥协的产物！”

接着上海、北京等地也传来了同样的意见，只是口气有些委婉。毛泽东终于发怒了：“这两个混账东西！他们不是想把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而是想拉向右转，把中国过渡到资本主义去！事涉全局、方向的大事，竟敢不和我商量，也不开会研究，就擅自发表法规性文件，这不是无法无天，要搞独立王国又是干什么？”

毛泽东在气恼间，忽然想起了高岗。当着江青和胡乔木的面要通了高岗的电话，既是谈话又是下命令：

“是高岗吗？现在和你谈个事。……我身体还好，只是睡不着啊。北京这个千年古都，西苑这个皇家园林，阴气重，鬼魂多，不好住嘛！我问你，你身为国家计经委主席，知不知道政务院推行新税制的事情啊？什么？你也是从《人民日报》上读到的消息？事前毫无所知？从没有开会讨论过？岂有此理！人家不把我这个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放在眼里，更不会把你这个国家计经委主席放在眼里了。听着，现在我委派你去找周恩来大人谈话，你是中央政府副主席，他是政府委员兼政务院总理。他有什么了不起？他既然可以目中无我，我们也可以目中无他！当然，我委派你去，还是作同志式交谈，不要剑拔弩张……”

高岗放下电话，兴奋得手都有些微微发抖。受毛主席的委托，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名义，找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个别谈话，听周恩来汇报工作，而且是让汇报在全国各地惹下大乱子、遭到强烈反对的新税制问题——这是多好的机会！

不过，高岗还是做了个深呼吸，平稳住了自己躁动的情绪，并很快想好了自己应持的态度、分寸：既是主席的委托，意义不同寻常，自己就不能太过爱憎分明，而应心平气和，不亲不疏，不亢不卑，少说多听，毕竟不是自己个人与周恩来有什么意气之争，而是以毛、高为一方，以刘、周为一方的党内路线之争，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与建设资本主义中国的原则之争……

高岗叫通了中南海西花厅的电话。周恩来一听是高主席受毛主席委托，代表主席找自己谈话，连忙恭敬地说：“高主席啊，有时间，有时间，我知道事情很重要，不然主席也不会劳你出面的。我马上到你办公室去……。你现在是在东交民巷八号，还是在西楼办公室？”

高岗觉得还是自己跑一趟西花厅比较好。得理且饶人，姿态放低些，免得日后遭人议论，留下话柄。看来自己取代周恩来只是早晚的事。何况自己还从未到访过西花厅呢。他不禁想起一句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倒要看看，堂堂政务院总理大人的住处连同办公室是个啥模样，适不适合日后自己的人居住？

同时，他耍了个心眼，答应周恩来，一个小时后到西花厅，却提前半小时，到西花厅院外下了车。由邓颖超热情接着，二人说说笑笑，在西花厅里里外外转了半天。

周恩来已经得到报告，快步走出书房，抢先几步，拉住高岗的手紧紧握着，一面埋怨邓颖超：“小超你知道吗？高主席是受主席的委托，要听我汇报工作来的。”

高岗连忙说：“恩来同志，是我不让大姐报告的，我提前到了，也是受李力群同志的委托，先来拜见大姐，并参观你们的院子来了。”

周恩来热情地拉住高岗的手，进了自己的书房。邓颖超送至书房门外停下：“高主席，我就失陪了。根据纪律，我是从不进他这白虎堂的！”

高岗哈哈大笑：“白虎堂？大姐取了个好名字。《水浒传》里，不是有一章‘林教头误入白虎堂’吗？”

周恩来也是哈哈大笑：“高主席，我可不是高俅啊！都是小超瞎说，我这书房里哪有什么兵符？”

等他们笑过，邓颖超问：“高主席，你是头一回来西花厅，你们谈完工作，吃了便饭再走吧？回头我叫车子去把李力群同志也接过来。”

高岗却连连晃手：“今天不可以，改天再领情。记得延安时，吃过你们家的红烧狮子头，恩来亲自下厨烧的，印象很深刻，今天却无福消受——我和恩来谈完，还马上要去向主席汇报交差的。”

周恩来随手从书柜底层取出一瓶茅台酒，两只高脚杯：“高主席，难得你来我这里一回，我们先喝一小杯吧！我知道你是英雄海量。当然，我们今天只喝一小杯。”

高岗手捧热茶，笑着摇摇头：“恩来同志！你还有在办公室喝酒的习惯？ 老毛子、老大哥他们才来这一套。我倒是想吸烟。听说你这办公室有块‘请勿吸烟’的告示牌，怎么不见了？”

周恩来忙说：“高主席，你是稀客，可以吸，可以吸；听说你要来，我把它拿掉了。来来来，给你点火。主席吸烟，我也是常常给他点火的。”

高岗燃上烟，咝咝地猛吸两口，才说：“我们谈工作吧！你知道，主席派我来，想听你谈谈，有关内容，你心里有数了吧？”

周恩来见高岗是一副居高临下、王命在身的嘴脸，心里不禁泛起一阵厌恶。他转过身去，把酒杯、酒瓶放回书柜，掩好柜门，回转身子来时，脸膛微微泛红，眼睛也有些发潮，声音也有些沙哑：“高主席，主席是派你来了解新税制的事？主席发了很大的脾气？高主席，你要一如既往，帮助我、指教我啊！我比你痴长了7岁，政治上却远不如你成熟。……特别是今年，我周恩来是流年不利，一再犯错，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啊！中央办公厅杨主任他们，把各地的告状信、电报、动态反映，及时通报了我，我是如坐针毡啊。高主席，你可要高抬贵手，拉一把，帮一把啊！“

高岗见周恩来竟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嘴上说着，已是脸色苍白，额头冒汗，嘴唇哆嗦，眼睛含泪。一时，心里竟有些怜悯。看来，周恩来是个明白人，政治生涯已经进入死巷……。转而想想，不对呀，周恩来的这副表情，也来得太快，太富于表演性了！说变就变，如同川剧演员的“变脸”。听说他十几岁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就是个出色的演员，还是男扮女装，走的梅兰芳路线。于是便语带双管地说：

“恩来同志，过去战争年代，国共谈判的艰难时刻，你都能临危不惧，历险不惊；今天是和平时期，就算工作中出了什么大的偏差，总不致掉脑袋吧？何况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更应头脑清醒，冷静对待。”

周恩来抬起泪眼，以手绢揩着。高岗的话，无异于政治训示。他一副欲辩无言、痛苦无力的样子。

高岗不吃他这一套，直截了当地说：“恩来同志，从年龄到资历，你都是老大哥。你知道，我这趟来得不轻松，受主席指派，来听你谈谈新税制的来龙去脉。放心，我也不记笔记，不作评议，听过之后，回去向主席做个口头汇报，就算交差。我们痛痛快快，竹筒倒豆子，有啥说啥，好不好？”

周恩来放下手绢，盯着高岗，语调沉痛而又沉稳地说：

“高主席，你知道，我是一向敬重你、服从你的。你是中央政府副主席，我是政府委员，就算不是主席派你来，我也有责任向你汇报工作的。……我承认，新税制的事，是我和薄一波办得匆忙、冒失，给中央闯下大祸了。我要负首要的责任。事情源起去年6月，财政部长薄一波几次找我诉苦，说国家财政吃力，入不敷出，办事捉襟见肘。三年朝鲜战争，倾尽全国财力。我说，那就遵照主席的有关指示，开源节流吧。薄一波说，节流无多少文章可做，从中央到地方，干部基本上还是供给制、半供给制，每个月只给那么几十斤大米，再加上那么十来块钱的零花钱，中高级干部也只有个中灶、小灶之别，日子已是够清苦的了，还能榨出多少油水来？只有开源一途可行。

“高主席，你长时间担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就主要指望个税收和贸易盈余？薄一波和我，于是就在税收上动开了脑筋。也是一波同志，山西汉子会理财，他提出来，1950年，国家为了扶助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商业和半社会主义性质合作工商业，向他们实行优惠和减免收税政策，而把税务加重在民族资本家和私营工商业头上。高主席你知道，一场‘三反’‘五反’下来，虽然惩办了不法资本家，也波及到私营工商业者。如果再在他们头上征收重税，必然导致一些工厂商店关闭，工人失业，引发经济全面萎缩，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另一方面，据薄一波他们调查研究，各地的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普遍存在钻国家政策空子的现象，利用国家给予他们的各种税利减免优惠，严重偷税漏税。单是商品批发税一项，经他们把商品批发给私营工商业者，每年国家就漏掉十几个亿，卡了国家的脖子。钱，他们不是用来搞了职工福利，就是盖了楼堂馆所。所以薄一波他们提出来，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已经站稳了脚根，并发展到了相当规模，盈利相当庞大，再不能让他们钻政策空子，变着法子偷税漏税了，肥了小集体，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应当也让他们对国家财政有所贡献，统一全国税率，实行公、私工商业一体纳税。”

听到这里，高岗不住地点头，并插话：“你说的情况，我在东北地区早有发现，没想到其它地区这么严重。对不起，谁敢在我眼皮底下捣鬼，我立即给他降职处分，直至开除公职，决不姑息！”

周恩来点头说道：

“高主席是党内公认的全才，尤其是理财能手嘛。我敢说，除高主席和中南区的邓子恢、西南区的邓小平少数负责同志，其它大区和省市负责人，大都是财经马大哈。去年9月，我同意薄一波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财政厅长、税务局长会议，酝酿税制改革。大家很快统一了认识，从各省抽调一批干员，组成专门小组，讨论方案，起草文件。因是部属业务会议，按规定，只向中央办公厅报备，而不须向政治局审批。去年11月初，文件起草出来了，当时我的确想到过，应当向高主席汇报此事，但我记得你10月份搬家，11月初出席了政治局会议，又匆忙赶回东北交代工作去了。我和薄一波也想到应向主席直接汇报，但你知道，主席去年1月上旬上香山疗养，除了彭总、高主席去看望过他，其他人一个也不肯见，每次电话里也不愿多谈。我不是抱怨主席，这是实际情况。彭总那次回来搬兵，自己闯去的，闹得不太好，高主席听说了吧？就是那次，我托了彭总带话，请他转告主席，新税制的事，我想向主席做一次专题汇报。可是，彭总见了主席，只顾谈朝鲜战局，和主席商量调兵遣将，忘了我的托付……。到了12月份，文件几经讨论、修改，定名为《政务院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知》，同时《人民日报》准备了一篇社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财政部提出，为了防止走漏消息，下面做手脚，新税制应当当机立断，于新年元旦在全国实行。我同意，签了字，所以和社论均在12月31日同一天见报。现在闯了祸，我要担头一份责任。”

高岗听完周恩来的说明，心情一时复杂起来。从理性上、国家大局上讲，周恩来、薄一波的新税制是有一定道理的。一国之内，长期存在两种税制，损害国家利益，说不过去。况且，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国营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大，甚至占主导地位，国家不向他们征税，反而要国家政策养肥他们，国家的钱从哪儿来？那么，周、薄的错误在哪儿呢？……不，不能心太软！这样一来，周恩来不就可以轻松过关了？这算哪回事呢？不可以，不可以，这样也不符合主席的要求。对了，周恩来这次的错误，要害之处有两点：一是暴露了他支持资本主义工商业而打压社会主义国营工商业的错误路线实质；二是他依然目无党中央，目无政治局，目无中央主席，又一次架空中央主席权力，搞他的分散主义、独立王国！他的这种错误是一贯的，系统的，不容置疑，无可原谅！

周恩来见高岗听过自己的汇报，一直在闷头吸烟，不肯表态，便说：“高主席，新税制的来龙去脉，就是上面我向你报告的这些了，请你给以批评、教育啊。”

高岗听周恩来貌似谦恭，却话里有话，一再认错，实际是在遮掩。于是把烟头一掐，直爽地说：

“恩来同志，你太客气了。什么批评教育，实不敢当。不过，关于新税制，你和薄一波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从头到尾没有向党中央、向中央主席汇报过，恐怕不大说得过去吧？去年下半年，政治局、书记处开过多少次碰头会，？没有听你说起这事嘛。就算主席去年11月上旬在香山疗养，不大见面，电话里也不愿多说，但你可以写封信嘛！主席对于党政军负责人给他的信件，从来都是认真批阅，及时批转的嘛。再说我高某人，中央去年8月份就宣布为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主管中央政府财经事务，我不过忙于工作交接，北京、沈阳两地来回多了几趟，你、我也经常见面，但直到今天我受主席委托来拜访你为止，你也从来没有提到过新税制的事嘛！这说明了什么？的确是有人目无党中央，要瞒着中央自己干嘛！至少，是先斩后奏，造成局面，分庭抗礼嘛！对了，你和薄一波是不是向少奇同志报告过？如果是这样，就是少奇同志没有及时向主席通气，也应分担部分责任了。”

十麻九怪，高岗绝顶聪明，话锋一转，把刘少奇也捎带进来。

周恩来最担心的正是这项罪名：目无党中央，目无中央主席，架空主席权力，与中央分庭抗礼！幸而高大麻子把刘少奇也牵了进来……。不管高大麻子用心如何，但此时此刻，多一人来分担责任，于他周恩来比较有利。于是说道：“高主席，我知道，这次的错误涉及全局，十分严重，我十分痛心，愿意接受中央和主席的任何处分。至于少奇同志，我看就不要扯进来了。虽说去年11月，我找他汇报过一次，他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也实在太忙了，同时抓着几件大事：筹备党的‘八大’、筹备第一届全国人大，主持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更重要的，是他领导田家英一般秀才，天天加班加点，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出版工作……。那天，少奇同志没有听完我和薄一波的汇报，就苦笑着打断了我们：这么具体的经济事务，你们找有关同志商量着办吧！新税制正式公布实施之前，最后开一些座谈会，尽可能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高岗看了看手表，觉得谈话差不多了，站起身子，伸手向周恩来握手告辞。并主动打开了北墙的两扇窗户，放出满屋子的烟雾。

高岗不让惊动邓颖超大姐，转身就走，周恩来一直送高岗到西花厅外院门口，并坚持着亲自替高主席拉开座车侧后门，让高主席入座，之后就站在那儿，目送高主席的座车隆隆离去。

周恩来回到院内书房，深深吐出一口恶气，心中的愤懑如同这一阵阵烟雾塞满了胸膛。他知道，高岗要对他下手了，事情一刻都延误不得了。他按响了传铃，让值班秘书立即通知两个人前来，第一个是罗青长，第二个是薄一波。

罗青长自重庆时代就在他手下工作，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青年干部，现任政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兼中央调查部秘书长。罗一来，周恩来亲自掩好房门，亲自泡上一杯茶，才返回大书桌，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卷宗的几份材料，让罗青长过目。罗一看，大吃一惊：“高主席！”

周恩来镇静地说：“这是东北地区的一些干部、党员，向中央反映高岗同志的不检点行为，压在我这里好久了。其中涉及他妄自非议毛主席、非议中央人事，私自与苏方人员搞非正常接触，泄露党的机密等问题。现在少奇同志主持筹备党的八大和第一届全国人大，考虑党和国家的重要人事安排，不能不对中央机关的负责同志进行一次新的考察。除主席外，包括少奇同志、高岗同志和我本人在内，都要毫无例外的接受党中央的考察。这事，我想来想去，只有派你去东北一趟可靠、适合。你先去鞍山，后去长春、哈尔滨，利用中调部内部渠道，一定不要惊动了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记住，此事，你只向我负责，除此没有第二人！”

罗青长连连答应。他知道事关重大，弄不好会掉脑袋的。老首长是出于对自己的绝对信任，才把如此绝密、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

周恩来在党内，是公认的严守纪律、广结善缘、克己忍让的谦谦君子，这一次却是忍无可忍了！为了对付高岗掀起的风浪，不得不利用自己的权力和手段，开始绝地反击了！

中共高层政治舞台上，第一次刀光剑影、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就此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