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从西花厅出来，心头一直充盈着得意和亢奋：这位位高权重、八面威风的周宰相，终于在自己面前卑躬屈膝，低头认错了！

这一回毛主席委托自己找周恩来谈话，可谓关系重大。一个最明显的动向，是毛主席下了决心，要以他高岗取代周恩来！周恩来虽然在中央政府的地位低于自己，但是在党内的地位却高于自己，尤其是政务院总理这个金字招牌太有诱惑力了！毛主席对他不放心，现在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同时，毛主席也给了刘少奇一个强烈信息：党中央主席之下的一切负责人的地位，都不是铁交椅，都是可以替换的。用毛主席的话说，少了哪个张屠夫，也不会连毛吃猪肉！

和周恩来的一番谈话，高岗的得意之笔，是顺手牵羊，把刘少奇给牵扯了进来。周、薄二人搞新税制，目无党中央，目无毛主席，刘少奇肯定是合谋者；前台表演是周、薄，后台指挥一定是刘少奇。可不是吗？周恩来、薄一波推行新税制，实行什么公私平等纳税，目的在于保护资产阶级，保护全国大大小小的资本家、私营工商业者的利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执行的什么路线？他们执行的是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什么现阶段要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办工厂、办实业，繁荣经济，发展生产力；什么巩固新民主主义新阶段、新秩序，目的就是要阻止和拖延我们实行社会主义！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找到周恩来、薄一波们犯错误的思想理论根源、政治路线根源了！就这么向主席汇报。新税制的问题就那些，关键是会上纲上线！妙哉妙哉，老高呀，真有你的！难怪人人都说，一般人10个脑瓜也不及高主席一个脑瓜好使……，高岗想到此，自我陶醉、兴奋不已，差点儿叫出声来！

高岗计算着最佳汇报时间，晚11时，来到菊香书屋。身着睡衣、面带倦容的毛泽东半躺在沙发上，也未起身，只是用手指一下旁边的藤椅，示意他坐下说话。毛泽东对自己最亲信的人，是从来不拘礼仪小节的。

高岗给主席打火点烟，自己也吸了一支。

毛泽东问道：“找过恩来了？他都向你汇报了些什么？”

高岗尽量以平稳的语气，将周恩来有关新税制的来龙去脉的陈述，颇为客观地复述了一遍。

毛泽东点点头：“下午，我也派胡乔木、江青分头到财政部、税务局去开了座谈会，他们带回来的情况和你汇报的，大致上差不多。你自己哪？对于恩来这次在新税制上所犯的错误，有什么高见？”

高岗胸有成竹，咝咝地吸口烟，做出认真思考的样子，然后放缓了语气说道：

“我认为，周恩来这次在新税制上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有他的一贯性、连续性，而不是偶然的工作失误，疏忽大意。我为什么这样看？有两个支撑点：一、自49年进城以来，他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一职后，在一系列重大政务上不请示、不报告、大闹独立性，以致发展到妄图以政务院取代中央人民政府，同党中央分庭抗礼。比如，他支持少奇同志的资本家剥削有功论，支持少奇同志巩固新民主主义新阶段、新秩序，支持少奇同志去年7月的春藕斋讲话，擅自批准罗长子成立公安军，擅自在政务院成立什么总党组，自任书记；直至这次，他又擅自伙同薄一波颁发新税制，根本无视政治局，无视中央主席。实际上，是又一次表明他架空中央主席权力并企图取而代之。二、我认为，周恩来同志之所以这么大胆，敢于架空中央主席，主要是因为他以为找到了大靠山，以及大靠山所提出并推行的那条保护资产阶级、保护全国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利益的路线。所以我说，周恩来只是在前台表演而已。”

毛泽东眯缝起古典式的大眼睛，认真地听着，忽而有些吃惊地问：“他有后台？刘克思？问题越扯越大了！先不要扯上少奇吧，也可以先放过他架空本主席。架空就架空吧，只要脑袋不掉，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还是就事论事，先谈谈新税制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高岗见毛泽东不愿意将周恩来的问题扯上刘少奇，心里甚是失望，却又不便表露出来：“新税制问题的实质，在于阻挠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损害工人、农民利益，损害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的利益，而保护资产阶级、资本家利益。所以说，新税制的问题是干不干社会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

毛泽东苦笑了一下：“很尖锐，也算击中要害。不过，我还是想知道，旧的税制，是不是真有大的弊端？比如有人借国家的政策优惠而瞒税、偷税漏税，使国家财政蒙受损失，等等。”

高岗一时吃不透主席的意思。

毛泽东见高岗只顾抽烟，没有回答，便问：“怎么了？本来口若悬河，突然断流了？”

高岗笑了笑，忙说：“1950年、51年，国家财委和政务院，是连续发了多个政策性文件，规定国家给予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商业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工商业以种种税务优惠，促其迅速发展。现在看来，这些优惠政策是正确的、及时的，并且需要继续执行下去。短短3年时间，我们的国营工商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在下边，也的确有些国营企业和合作企业的负责人，利用国家优惠政策，不顾国家利益，偷税漏税，这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应当受到惩罚。新税制却不去惩办那些违法者，不是有啥问题解决啥问题，而是走极端，一锅涮，不分青红皂白，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搞什么公私税制一律平等，好比泼洗澡水，把我们社会主义的新生儿一起泼掉了。我们共产党国家，工农当家作主，罪恶的资本主义怎么能和我新生的社会主义闹平等？这不是公开搞阶级投降，又是什么？为什么新税制才颁行了10多天，就闹得全国商场混乱，物价飞涨，人心浮动？根子就在这里了。”

毛泽东点点头：“言之成理。不过我还是想知道，本党执政，各级政府再节省开支，也总是要钱花的。国家给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的税务优惠、减免政策，也总要有个完结的时候。你觉得定在什么时候完结比较合适呢？它们也该给国家财政做贡献呢！”

高岗脑子转得快，随即说道：“应在国营工商业和合作工商业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时候，比方说占有百分之七十以上优势，资本家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中不能兴风作浪了，才可以停止这种政策优惠。在此之前，我们要政治经济一齐下手，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不是去保护和帮助它发展。我想，这也正是主席，还有我，跟少奇、恩来他们在思想路线的分歧点。当然，随着国营工商业、合作工商业的逐年发展壮大，他们也应对国家财政作出贡献，可以避开税务优惠政策，而另行规定办法，让他们向国家上缴利润嘛。这样，既限制了资本主义经济，又鼓励了国营和合作经济，又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三全其美嘛！”

毛泽东赞许地笑了：“高大麻子，还是你的点子多！嗬嗬嗬，恩来、一波他们就是黔驴技穷，想不到这一招。看来，本人力主你调京任国家经计委主席，主持国家财政大计，是没有选错人啊，我算又当了一回伯乐！”

毛泽东金口赞誉，高岗兴奋得满脸通红，白麻粒点点，似满天星。

此时，毛办机要秘书急匆匆送来一封密件。毛泽东亲自拆开胶条封口，取出展阅。原来是西苑电话总机通过特殊设备搞来的通话记录：一、本日下午6时许，五号（周恩来代号）与薄一波通话20分钟，谈新税制。五号说，主席动了怒，新税制文件要被宣布作废。今后政务院和财政部做事，还有什么信誉？讲话谁还肯听？保不住了，要作废。你我失面子事小，财政一团糟事大。薄一波说：“不行不行，先拖住吧，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不然今后就会出现大笔赤字，谁来填还？责任，处分，由我一人向中央承担，一定要保住总理。你顶多算个官僚主义，处事不周。”二、本日下午7时许，五号与二号（刘少奇代号）通话10分钟，报告新税制惹下大麻烦，五号请求二号找主席谈谈，劝主席息怒，听听各方面意见再做决定，否则会引起今年财政大脱节，许多工程项目要下马。二号要五号直接向主席汇报，先认错，请求纪律处分，涉及全局性大事务，不请示，不报告，闹分散主义，确是严重的违纪行为，自请处分，越快越好，化被动为主动。

毛泽东阅罢，气得眼里冒火，将密件朝地下一掷：“看看，他们背着我，在干些什么？商量对策，丢车保帅，以退为进，搞攻守同盟！薄一波也真是条好汉呢，欲死保伍豪，把问题一肩挑呢！”

高岗见主席勃然动怒，迅疾扫了一眼落在地板上的那个密件，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住在西苑里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为了警卫保密、防特防刺的需要，均以一个数字做代号。由于毛泽东不愿要“一号”的虚名，陈云便成了“一号”，二号是刘少奇，三号是毛泽东，四号是朱德，五号是周恩来，六号是彭德怀，七号是邓小平，等等。有趣的是，周恩来早在南开中学参加秘密社团时，也被编为“五号”，故三十年代在上海领导党的地下武装——中央特科及红枪队时，化名“伍豪”，取的便是“五号”的谐音，因此他便成了老“五号”了。

只是，这西苑电话总机的侦听设备是怎么来的？其他各位中央领导的电话，无论是公事私事，都能被窃听到？想到这里，高岗不寒而栗了。天哪，幸亏自己没有住进西苑，否则自己家里的电话，不论是打进的还是打出的，就都要被人监听得清清楚楚了，岂不要泄露天机？也亏了三妹（高岗在沈阳的情妇兼保健医生，聪明漂亮，医术高明；高岗调进北京，也将其调入中南海当保健医生，不料后经周恩来介绍，“三妹”竟成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行事谨慎，每次都离开西苑，走出老远，到街上商店里借电话打给自己。东交民巷家里共有两红四黑六部机子，会不会也被人弄了手脚啊？

毛泽东见高岗出神地望着地板上的纸片不吭声，便说：“你可以捡起来看看，看看他们在搞些什么名堂嘛！”

高岗这才附身捡起地上的密件，迅速看了一遍，仍不禁砰然心跳：“主席现在可以明察到，我说的周在前台表演，刘在后台指挥，不是冤枉他们吧？也是亏了主席，早作预防，明察秋毫。”

毛泽东吸着烟，淡淡地说：“设备是罗长子从老大哥那边弄来的，在书记处内部，也不是什么秘密，便于光明正大，彼此监督嘛。当然我也下了命令，此设备只对中央主席负责，任何人不得插手……。对了，你对财政部长薄一波这条山西好汉，有何看法？”

高岗心里又一阵激奋。薄一波历史上的那些事，正是刘周们的软肋，一个缺口，这不是揭发的最佳良机吗？但他故作轻松地说：“主席呀，你要我谈一谈薄一波，我就又要在你面前议论党的高层人事了。就像唱戏上说的，你先恕我无罪吧！”

毛泽东笑了，也诙谐地说：“好，朕恕你无罪！——又是我征求你的看法，就不算违纪；而且你我的谈话，也绝不允许出我这书房门的！”

高岗需要的，正是主席的“打包票”；这也说明，他是主席最可信赖的人。现在终于到了搬开刘少奇周恩来这两块前进路上的大石头的时候了！他压抑着激动说道：

“主席呀，说起这个山西汉子，我可要重提1936年他从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的狗洞里爬出来的那桩旧案。中组部部长饶漱石同志也向我提起，他最近通读完了党的大军区级以上高干的档案，深感忧虑，一些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人物，正在受到中央的信任，被安排在党政军各级要害部门。特别是1936年华北局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弄出来的61位同志，为头的就是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个个填写了‘反共声明’，这难道不是白纸黑字的变节行为？主席可能还记得，我和彭德怀、林彪等同志，曾在党的七大上提案，反对历史上有过污点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可是，我们的提案被当时主持大会人事安排工作的少奇同志否定了。记得当时主席还找我谈过，要我顾全大局，心胸开阔，承认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党组织所采取的某些特殊措施，我和彭总、林总都服从了主席的决定。但此事，我至今心有疙瘩，饶部长也有看法，说少奇同志包下这批人，视作亲信，都安插在要害岗位上——薄一波为中央财委副主任兼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长；安子文跟少奇同志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他历史上三次被捕，三次出狱，实在疑问一大堆，却被安排进中央组织部、列名第一的副部长；刘澜涛则是华北局第一书记……”

毛泽东发现，高岗的谈话几乎都是饶漱石提供的材料，就产生了疑问：“你和饶漱石常见面？谈论党内大事？”

高岗心中一惊，又不敢发作：“主席啊，饶漱石和我不常见面，他可是个好同志啊，历史上干净，没有被捕过。我不是说被捕过的同志都是变节分子，但白纸黑字填写过反共声明，登过敌伪报纸的人，的确不宜重用，尤其不能安排在党政军要害部门啊！”

毛泽东仍然不露深浅地问：“这是你和中央组织部长的共同看法？饶漱石既然有这么多忧虑，为什么不来和我直接谈？”

高岗豁出去了：“漱石同志说，他是想找主席单独汇报的，但他害怕少奇。少奇是中央书记处分管干部、党务的，他不敢越过少奇直接找主席。而且安子文每天都盯在身边，他怕遭打击、报复。”

毛泽东脸色涨红，神情焦躁地指着高岗说：“你替我转告饶漱石，他要怕打击报复丢乌纱帽，就趁早会华东局休息去！真是岂有此理，党中央组织部长不敢来找党中央主席，岂有此理！小高啊，是不是有人织下了一张网，把你、我，包括饶漱石们，都网在里头了？”

高岗说：“所以我想提醒主席，长痛不如短痛，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或党的组织工作会议，重新处理原华北61人出狱案，纯洁党的组织，也就断了某些人的羽翼，这实在是我们党的一项当务之急！”

毛泽东沉默了，闷头吸烟，仿佛在掂量着高岗建言的份量。一方面，他心里是认同高岗的，地下党出身的中高级干部中，不少人历史上是有些不光彩的东西，待分期分批落实、清理；另一方面，如果现在提党的七大已经有过共识的原华北局61人出狱问题，势必大动干戈，大施手术，且会把负责处理过此事的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彭真、柯庆施、王稼祥、叶剑英、陶铸等一批人物都推到对立面去，弄不好中央会分裂，党会分裂，局势不可收拾……

事情都过去十六、七年了。1936年，华北局势危急，我华北中央局有61名重要干部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国民党当局出于民族大义，愿在日本侵占北平前夕，放掉这批人士，条件是每人填写一份“反共声明”，算是例行手续。当时华北局组织部长柯庆施立即报告给华北局书记刘少奇，主张营救这批同志出狱。刘少奇火速电告了在延安的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张闻天知会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还有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经过大家同意，即批准了华北局刘少奇柯庆施的提议，允狱中同志速办手续归队，脱离虎口。有关的责任，概由中央承担。随后，以此方式出狱的，还有关押在山西的彭真，关押在南京的陶铸等人……。此事，毛泽东当时是点过头，同意救人要紧，但事后心存芥蒂，像办了一件违心事似的。麻烦还在于，毛泽东的另两名心腹大将彭真、陶铸，受过刘少奇的压抑，不卖刘少奇的账。这真是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好处置了。

毛泽东苦笑着说：“高大人，天下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可是61人出狱的案子，触一发而动全身，目前尚不可为啊。还是等肃反审干运动，再一并处理吧。历史上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今天原本是找你来谈新税制和周恩来的问题，你却扯出刘少奇一大批人物来，离题了，离题了！”

高岗还欲争辩，毛泽东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止住了：“这次不动刘少奇。他撑着党的半边天哪。筹备党的八大，全国第一届人大，调整中央政府机构，主编本人的选集第四卷，都离不开他。你高大麻子有本事拱动他，可以去试试，本人乐观其成。告诉你啊，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凡事欲速则不达。我早就要你每天安排一点时间，读读《资治通鉴》，遇事心气浮躁，看来还是没能读得进去……”

正谈话间，菊香书屋的值班卫士长敲门进来报告：“主席，高总，东交民巷的赵队长来了，说有紧急事情，立即报告高总。”

毛泽东心情正好，就挥了挥手：“去吧，一定是你后院起火。看看什么事，回来通报我。”

果然，高岗出去了几分钟，即又匆匆返回。毛泽东见他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便问：“什么急事？一定要立刻面告你？”

高岗脸一红，低着眉头爽快地说：“我从来没有事瞒着主席。是沈阳东北局政保部给我发来一封密电，说中央调查部的几位同志，趁本月初赴沈阳开会之便，背着东北局，偷偷跑到鞍山、长春等地微服私访，要秘密调查我在东北工作时反对毛主席的言论！”

毛泽东即刻收敛起笑容：“你在东北反对过我？谁派他们去搞这种秘密活动的？放心，我会派人查清楚。你和你们东北局都要装作被蒙在鼓里，绝对不许插手此事，这是纪律。”

高岗刚走，毛泽东的卫士长即进来报告：“今晚上，总理来过三次电话了，说主席还没有休息的话，想过来汇报工作，并作检讨。”

毛泽东一脸不悦：“什么总理不总理，今后你们一律给我称同志！你去回个电话，告诉他，我累了，休息了，两条腿还是不舒服，想到南方去养病。有话，明后天到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上见面说吧。还有，你给谢富治同志家里挂个电话，通知他立即来见我，一刻也不准耽误！”

说罢，毛泽东忽又想起来什么，于是缓缓起身，踱至书案前，匀了匀墨汁，扯过一张十行纸，却许久没有落笔。他心头感到一阵空寂、失落，高岗真是令人失望啊！哪里具备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从容气度？难道也要应了《三国》里的那句名言：蜀中无良将，廖化作先锋了？不，不，本党人才济济，群英荟萃，统御全局的人物，除了高岗、刘少奇，尚有邓小平、彭真、柯庆施诸人啊！

毛泽东心绪平静后，稍加思索，挥笔写道——

高、周、邓、陈、薄：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个中央局、分居、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促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由高岗同志汇总报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不大懂，勿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中央宜在近期召开一次全国财经会议，由国家经计委主持，一总解决财经权责混乱诸事。

毛泽东1953年1月15日

毛泽东刚放下狼毫，负责党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公安部副部长谢富治就赶到了。他身子笔挺，向毛主席行举手礼。毛泽东笑道：“兵贵神速，谢政委神速啊！”

谢富治报告：“我正好在警卫局开会，立马就过来了。”

毛泽东示意谢坐下后，说道：“深夜把你招来，有一事相问，周恩来本月初密派中调部大员去东北调查高岗同志的什么反毛言论，你知道吗？”

谢富治报告：“这事知道，总理对我打过招呼的，说少奇同志主持筹备党的八大，考虑领导班子问题，东北地区有几封告状信，需要派人去查实一下。我向罗部长通报了，罗部长说，既然事涉主席，我们就落实一下吧。”

毛泽东饶有兴味地问：“你们落实得怎样？高岗果有反我的言行吗？”

谢富治报告：“我们通过地方党委，把高岗同志在鞍山、大连、长春的多次讲话录音调来了。东北地区苏联老大哥留下的设备比关内多，也先进。我亲自听了录音，倒没听出啥出格的。高岗同志是个粗线条人，大大咧咧的，讲话口气也大。无非是教育干部，要努力读书，认真学习，不要吃战争年代那点老本，现在和平时期搞建设，就要懂经济。不要说你们，就连我们的毛主席，是位伟大的战略家、理论家，有大学问，可也不大懂经济，也有从头学起嘛……等等。所以，我和罗部长都觉得不算什么问题，事情就告一段落了。罗部长说，既然没事，也就不必惊动主席了，更不能传出去。”

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还是没有看错高岗的。他忽然脸一沉：“谢政委，你替我转告罗长子，今后除了中央有命令，任何人都不能动用中调部系统和中央政保系统，来对付党内同事。这是铁的纪律，谁敢犯这一条，无论地位再高，资格再老，功劳再大，我都请他进功德林（清代监狱）！说话算话。”……

这一篇故事，围绕着新税制，显示了高岗、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曲折复杂、尖锐激烈的斗争。这些斗争仅仅是开端，却为后来高岗案件的爆发作了铺垫，甚至为后来的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周恩来、薄一波在1953年制定的新税制，是比较科学而有益的，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一样纳税，可谓公平合理，天经地义。这种公平的政策有利于发展民营和个体经济，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从而有利于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印证了那时的新税制是完全正确、利国利民的。

但是，为什么新税制刚一出台，就会出现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人心浮动的现象呢？显然，当时的宣传工作不到位；更主要的是，在极左思想和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下，那些被社会主义优越性“惯坏”的各级干部，一旦享受不到国家政策的优惠，便故意从中作梗，制造混乱。而我们的最高领袖思想偏左，一心偏袒社会主义的“国营”，新税制便在劫难逃了！

而我们的主人公高岗，虽然很能干，但思想一直陷于极左。他给新税制扣的帽子，就是保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给毛泽东出的主意就是，限制私营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继而压制和消灭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极为薄弱的建国之初，却要限制私营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对国家建设是十分有害的。高岗之所以这么做，既迎合了毛泽东，又推行了自己的极左思想，又可实现“拱倒”周恩来和刘少奇，并取而代之的目的。

其实高岗的极左是一贯的，在东北就主张一搞土改便转入社会主义，建国之初就在东北扩建集体农庄，压制自发势力，批判富农党员，受到刘少奇的批评，一直不服气。现在一些学者，包括思想偏右的学者，极力主张为高岗翻案，实在让人不解，不说他和刘周陈邓等人是水火不容的对头，单说高岗的极左，和康生、四人帮如出一辙，如果他不倒，一直在台上执政，不仅刘周等人要大难临头，中国人民也要灾祸连连了！

毛泽东最后写信给诸位领导，建议4月份围绕新税制，召开中央财经会议，他想不到，这次会议竟然开得硝烟弥漫，惊心动魄，表面看是刘周薄遭遇华容道，实际上成了高饶的走麦城！

毛泽东最后听了谢富治的汇报，似乎又认可了高岗，岂不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高岗的陷害不停息，刘周的反击就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