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民：1958年的降稿费风潮

主动不要稿费的作家

1958年，人们的情绪处在“大跃进”的亢奋中。我先是在当年9月29日《人民日报》上读到张天翼、周立波、艾芜的《我们建议减低稿费报酬》：

自从大跃进以来，广大工农群众，不仅夜以继日地进行苦战，而且自动地要求取消加班费，取消奖励金。许多计件工资的工人，也坚决不要按照跃进后产量发给的工资。他们的口号是“我们要红旗，不要钞票”。应该说，这是劳动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最好的表现。很值得作家们考虑自己的稿费报酬问题。我们很多作家在近半年来，都深入了群众，亲眼看到了群众的冲天干劲，群众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精神，也深深地感到目前稿费报酬过高的不合理。事实上由于稿酬过高，使作家同群众的生活、时代的精神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在广大青年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中间已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近年来出现了不少投机者和抄袭者，还有些业余作者为了追求稿费，甚至不安心本职工作，一心要当专业作家，实际上这样做正是妨碍了他们从事文艺创作，因为他们脱离了生活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另外，有一些作家也斤斤计较稿费。

现在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共产主义的萌芽。我们作家必须首先具有共产主义的精神，把为报酬而写作的思想，赶快抛掉。斤斤计较稿费的高低，是进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目前还没有马上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还在过渡期间，稿费还不能马上取消，但把稿费减低是非常适合和非常必要的。因为稿费太高，作家的生活，容易特殊化，容易脱离群众。作家一脱离了群众，就等于断绝了创作的源泉，就会什么东西也写不出来的。

接下来10月8日的《人民日报》，有苏星、侯外庐、蔡云岭、吴传启等学者的《拥护降低稿费标准》呼应文章。很快，又一位大作家出马了，1958年第19期《文艺报》，曹禺以更坚决的口气写下《必须减低稿费和上演报酬》，他说：

作家的稿费应当大大减低，已成了从事创作的人们的普遍要求。作家应该是一个普通劳动者，他的生活与待遇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该有悬殊……稿费、名声、地位等等观念，只是妨碍作家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绊脚石。有人因为稿费多了，私人生活变了，离开群众远了，写不出什么好东西，而且甚至写出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稿费过高，便会产生这样的“并发症”。

稿费，一夜之间似乎就成了万恶之源。在《人民日报》编发的各界反响中，张志民说：“我十分拥护张天翼等同志的建议，并希望能尽早地实现取消稿费报酬的办法。这样作，对于繁荣我们的创作，对于纯洁我们的创作队伍，对于创作人员的思想建设，都有极大好处，没有半点坏处。创作是我们的工作任务，我们希望要红旗(使自己的作品得到群众喜爱，对读者有益，对建设社会主义有用)而并不希望得到额外的稿费。作为一个创作人员，我愿意表示自己的态度。”(195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

作家不想要稿费，你没有看错，这也不是梦呓。这到底是怎么了？

“劳动人民”心理不平衡

近代稿费制度的实行，使得职业作家成为可能，市场的推动和读者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作家的创造力，更重要的是他保证了作家的独立性。当然，市场的变化，加上写作的独特性，也造成作家生活的不稳定，正因为如此，作家对稿费和版税特别看重。傅雷在1956年8月5日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务室的信上谈到稿费：

一、自从周总理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高教界、中小学教育界均已开始调整级别及待遇。作译者所得报酬，显而易见落后于近几年的劳动成就。出版社迟迟的不主动的加以修正，也是落后于其他文教部门改善知识分子措施的表现。这是个有关政策的原则性问题。

二、关于稿费，近年来各出版社对译作酬报，绝大部分是每千字九元。我一向是每千字十一元。既然待遇的不同是根据译作的质量而定的，正如大学里助教与讲师，与副教授、与教授待遇各各不同，同为讲师，同为副教授，同为教授，待遇也还分许多等级；所以，我希望把拙译同大多数译作在品质上、在劳动强度与所费的时间上，在艺术成就上，作一公平合理的纯客观的比较；也希望把我译的罗曼·罗兰、巴尔扎克、梅里美、服尔德，等等，和英译、德译、俄译……的各类作家的作品，在品质上、在艺术上作一公平合理的比较，看看是否我的译作与一般的译作，报酬总应该每千字有两元的差别。这是一个“按劳取酬”的问题。(《傅雷全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傅雷是职业翻译家，对稿费的看重是可想而知的，这封信写于1956年，那是社会上关心知识分子、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呼声最高的年份，两年后情况完全变了。“反右”之后，知识分子不再被信任，而傅雷提到的“待遇各各不同”，恰恰又是后来大家力批的知识分子脱离群众、做高高在上的大老爷的例证。

陈骢在《拥护降低稿酬标准的倡议》中就说：

“稿酬偏高，会使作家的生活水平和一般群众相差悬殊，妨碍他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和工农群众取得更紧密的联系，甚至会在客观上助长个人主义思想，让名利之徒钻空子。”(《文艺报》1958年第19期)《人民日报》在10月5日发表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怎样看待稿费》中也说：“现在的稿费不但过高，而且有许多根本不合理的地方。作家印出了一本书，往往得到数百元、数千元以至数万元；业余写稿者发表了一篇稿子，往往得到数元至数十元。作家和业余写稿者的收入，同一般工作人员、特别是工人、农民的收入很悬殊，这就造成了一部分作家生活过于优裕，逐渐脱离劳动人民，脱离实际斗争，并助长名利观念。……现在降低稿费标准，将有助于缩短作家和劳动人民在生活上的距离，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在劳动锻炼和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

那是个相信精神万能的时代，个人的物质享受不但拿不到桌面上来，也羞于出口。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延安时代实行的供给制在1949年以后得以沿袭，“公家人”都有自己的工资和待遇，1949年后对于作家也基本上采取了养起来的政策，他们绝大多数都担任公职，领取工资，工资之外又多了一份稿费，让“劳动人民”心感不平。

稿费问题也通“天”

1958年降低稿费的风潮，是从上海刮起的。上海的四个文艺刊物《收获》、《文艺月报》、《萌芽》、《跃进文学研究丛刊》的编辑部，首先宣布把稿费降低一半。北京的各报刊、出版社立即跟进。据新华社报道：9月28日各单位代表举行座谈会，决定自10月1日起，一致实行降低稿酬标准一半左右的办法。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出席座谈会，他说：今天，大部分作者写作是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是为了稿费。因此，倡议全国报刊学习京沪举措。(《用共产主义思想鼓励写作北京各主要报刊出版社决定降低稿酬标准》，人民日报1958年10月5日)

风从海上来，恐怕不是偶然。1958年9月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第6期上，张春桥发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毛泽东亲笔写了按语：“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张春桥提出了什么问题呢？他批评“那些攻击供给制、主张钞票挂帅的人们”，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在作怪，“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他质问：“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

那正是一个高唱公有化的年代，这些提法深得毛泽东关注，1958年10月14日、16日毛泽东在外巡的专列上曾两次与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讨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10月15日在专列上同彭真、陈伯达、王鹤寿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到了稿费问题：

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共产党宣言》，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的。《诗经》、《论语》，孔夫子那些东西，还有《道德经》，谁给他稿费呢？《圣经》的“新约”、“旧约”是什么人写的？也不是因为稿费。这些都是因为有一种需要，才写出来的。(《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钱成了烫手山芋

其实，稿费之高低，甚至取消与否，是与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升降有着密切联系的。至于降低稿费，对作家的具体影响，很难查到实证资料，倒是在巴金的私信中，我们看到过他主动降低版税的记载。1953年11月8日给萧珊的信中说：

我给家璧写了一封信，有这样的话：“蕴珍来信说，你送版税去，谢谢你。明年一月起我在晨光的三本书版税率减为百分之十二，明年售出的书都照这样计算版税。我在平明出的书业是照这个版税率计算的，这样书价也可以减低一点。”我还想把文生的书的版税也减一下，回来再谈吧。(《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第153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巴金虽然兼职很多，然而自始至终未领取国家工资，而是靠稿费生活，他常常说是读者养活了我，这次主动降低稿费是为了降低书价、让利读者。但是1958年9月30日稿费的变动则恐怕就是大势所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合同请盖章挂号寄去，稿酬十元请改为‘捌元’。《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的合同也请盖章寄回，但请把‘稿酬若干元’等字划掉，并代我注明‘作者声明放弃本文稿酬，只接受赠书十册。’”(1958年9月30日致萧珊，《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第287页)

那个时候，钱仿佛是烫手的山芋。他们应该想不到，半个世纪后，会有“中国作家富豪榜”这样的东西吧？

（文/周立民，学者，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