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叹防止文革重演难

原题：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

核心提示：习仲勋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彭说：“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

峥嵘和曲折的经历

今年是我党老革命家习仲勋诞辰100周年。他生于1913年，早年和刘志丹等一起闹革命，21岁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据说，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习仲勋脱口而出：“噢，这么年轻！”他是我党老革命家中最年轻的领导人之一。

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历任陕甘边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军副政委、第一野战军副政委、政委等职，和彭德怀、贺龙共同指挥了延安保卫战和解放西北五省的战役。新中国建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国务院秘书长，1959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

正当他年富力强，协助周恩来忙于处理国家事务时，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主席递了一个条子，上写：“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当场念了这个纸条，并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了一部传记性小说《刘志丹》。她用了多年时间搜集素材，反映当年刘志丹和他的亲密战友们（包括习仲勋）在西北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故事。问题在于，当年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时已是疲惫之师，而西北红军当时正开创了良好的局面。李建彤强调她写的是真人真事，但越是说真人真事越糟糕。有的居心叵测者说：中央红军是“正统”，小说写成中央红军向西北红军“投靠”，把西北写成中国革命的“中心”，是贬损中央红军，贬损毛主席。康生得知后，就向毛主席告发，并诬指习仲勋是这部小说的“后台”。

康生领导下的审查小组在“审查报告”中说：此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进行的反党活动；习仲勋是此书的第一作者，刘景范（刘志丹胞弟）是第二作者，李建彤是执笔者。审查小组认为这部小说的罪名之一，是把陕甘写成中国革命的“中心”；罪名之二，是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罪名之三，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是高岗、习仲勋，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

《刘志丹》这部小说，后来又被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罪证，株连了上百名老干部和出版社的编辑人员，陕甘宁老区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集团”的所谓“黑爪牙”，不少人被整残、整死。实际上，这些罪名全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无稽之谈。习仲勋同志受此不白之冤，遭到长达16年的不公正对待。

1977年底，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对习仲勋的案子在查清以前，就先安排习仲勋去广东工作。受尽折磨的习仲勋，1978年4月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中，他是最先站出来表态支持的地方领导人。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他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率先提倡改革开放，公开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不要管他什么主义”；还代表广东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等地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广东首先成立了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980年2月下旬，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几天内就发出《关于为“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习仲勋一直是邓小平、胡耀邦等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

1980年9月，习仲勋调中央任职，先是由全国人大补选他为副委员长，随后在党的会议上增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时，他还兼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这反映了党对法制工作的重视，也反映了仲勋同志对法制工作的特殊关怀。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诞生于1979年2月，是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而建立的有权威性的立法机构，由80位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第一任法制委员会主任是刚从囚禁地回到北京的彭真，第二任主任由习仲勋兼任。他们的任期各约两年三个月，到1983年9月法制委员会就结束了历史使命。正是在这两位热心法制的老革命家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开始从“无法无天”、“无法可依”走向了“有法可依”、“以法治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