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德高望重正直宽厚的林伯渠老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湖南省常德安福(今临澧县)人。1904年春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留学。1905年8月在东京加入中国革命者同盟会。回国后从事秘密的反清活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回湘参加反袁独立活动，被袁世凯通缉，1913年5月逃亡日本，并加入到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受命回国后，1920年，林伯渠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

1921年1月，经李大钊介绍、陈独秀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整个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后，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党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冬，林伯渠由海参崴回国。翌年三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及总供给部长等职。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1937年8月，中央派他常驻西安，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他利用自己社会联系广、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对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重大贡献。1945年4月，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中国成立时，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二届副委员长。

林伯渠是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中共五老”。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2013年4月2日，林伯渠骨灰回归故里湖南临澧。

在1945年林伯渠虚龄60寿辰之际，3月28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为林伯渠的寿辰祝词。祝词称赞说：“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中国人民的解放快要胜利了，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足见党中央对林老的崇敬。林伯渠在致辞中谦虚地说：“在这条战线上，我只是一员战士，一个老兵。”表示自己只不过“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从他们中间吸取战斗的力量。这并不是个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

林伯渠一生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四海奔波，出生入死，殚精竭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特别是他谦虚谨慎、联系群众、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与人为善、从不整人的高尚品德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爱戴，林老虽然仙逝五十多年了，但他勤勤恳恳、一心为民的高贵品质和德高望重、正直宽厚的长者风范一直活在人民的心中。

“政权的工作者就是人民的勤务员”

“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的座右铭。他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自1937年9月起，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十多年。他经常说，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从乡干部到边区政府主席，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记载，1944年至1945年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多种形式的检查会、座谈会，专门讨论机关作风问题。1945年6月13日，在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局负责人参加的边区专员联席会议上，林伯渠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权作风就是，我们各级政权的负责人员，都是广大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高居在上的官僚。”“政权工作的本体就是这样：边府的各厅、处、院负责同志，他们以什么为对象?就是以边区150万人民为对象。”在6月19日的会议上，他再次重申：“一个政权的工作者就是人民的勤务员”， “人民是政府力量的源泉”。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要从最大多数群众的最高利益来决定工作的政策和策略，要时刻了解群众情绪，帮助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尤其可贵的是，林伯渠不是口头上的泛泛而谈，也不是只要求下属这样做，而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林伯渠经常手拄拐杖，跋山涉水，深入基层走村串户，详细了解当地群众生活、生产等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1942年1月5日林伯渠到富县考察。在10多天时间里，他召开了县议员和绅士参加的县政座谈会，帮助政府改进工作，走访群众，处理有关婚姻、土地纠纷等民事案件40余起。著名的爱国将领续范亭曾赋诗赞誉：“林老奇逸人中龙，风流潇洒有大度。

胜任愉快政多宽，不事吹求公令布。童颜鹤发非导引，公余且作长征赋。漫天风雪巡洛富，怀古不忘杜工部。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

林伯渠在延安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典范，带动形成了延安时期“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风尚。

致函敦促国民党军迅速释放佳县居民张鸣儒等人

1942年1月28日，林伯渠和李鼎铭曾就国民党军抓捕佳县居民张鸣儒事件，专门致函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要求转告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迅速释放张鸣儒等6人。公函全文如下：

后方留守处肖主任：

顷据绥德分区专属呈称，有佩带二十二军符号武装队伍五人，于一月十三日突然来至佳县古本乡联保所属一保石圈峰村，将正在该村学校计算村公账目之居民张鸣儒、张鸣盛、张保儿、张买地、张候娃、张富有等六人，捆绑拉去。据该队伍等声称，是缉捕逃兵。但张鸣儒等六人，都是老百姓，并非逃兵。而且即使真正意在缉捕逃兵，也应该持具公文，通知当地行政机关，如此任意逮捕，蹂躏人权，扰乱秩序，殊非善邻之道等情。据此，请速电榆林高军长双成饬令部属速将张鸣儒等六人释放并制止今后再有此事发生为盼。

主席 林伯渠

副主席 李鼎铭

为了解救被无辜拘捕的老百姓，身为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与副主席李鼎铭联名发函，通过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敦促国民党军迅速释放张鸣儒等6人。可见林伯渠真正做到了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

抵制康生极左整人的鬼蜮行径

康生是党内大奸，臭名昭著的整人狂。在党内和革命队伍中被他以莫须有的罪名中伤、诬陷、迫害的清白无辜和正直之士不计其数。李维汉就是其中之一。

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不久既决定“立即恢复中央党校”，其名称已不再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而直称“中央党校”。

1937年4月，董必武调任抗大第四大队政委后，中央即决定由李维汉任中央党校校长。李维汉任校长后，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受到中央领导和广大学员的称赞。但是，自从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飞到延安，以“钦差大臣”的架势，对中央的工作横加指责，整人成性的康生就将魔爪伸向李维汉。不久，李维汉到陕北公学担任副校长，中央党校校长一职由康生接任。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提到这件事时说：“康生一进党校就宣布罗迈(即李维汉)是‘半个托洛茨基分子’，不能当党校校长。”

后来，李维汉调任陕甘宁边区秘书长后，康生对李维汉的中伤和构陷仍然没有停止。据《林伯渠传》载，1942年9月，李维汉到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康生的权力很大，手也伸得很长。李维汉到了边区政府后，康生借口李在历史上犯有某些错误，规定不让李看机密文件，有些会议也不让他参加。一贯正派厚道的林伯渠知道后很生气地说：“他是边府秘书长，不看文件，不参加会议，怎么搞工作呢!”并指示秘书处，凡送给他看的文件，一般都要送李维汉同志阅读。每当秘书送文件给林伯渠时，他总要问：“罗秘书长(李维汉)看过没有?”在林伯渠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凡李维汉在场，他都要主动征求李维汉的意见。

康生先以莫须有的“半个托洛茨基分子”的罪名将李维汉逐出中央党校，后来又以李维汉“历史上犯有某些错误”为借口对他恶意中伤，甚至规定不让李维汉看机密文件，有些会议也不让李维汉参加。李维汉当时的艰难处境可想而知。幸亏德高望重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正直、宽厚，敢于抵制康生的鬼蜮行径，对李维汉充分信任、尽力支持和保护，使李维汉免遭康生对他更大的构陷。

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互相揭发、人人自危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林伯渠竭力反对和抵制康生极左整人的“抢救运动”，争取到了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批示，使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的许多干部避免了一场大的劫难。

林伯渠、谢觉哉二老与“运盐风波”

中共中央和红军历经万里长征到底陕北后，陕甘宁边区很快发展成为管辖27个县市，横跨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人口约150万的革命根据地。

由于自然条件差，地广人稀，基础薄弱，交通闭塞，所以经济、文化建设的任务非常艰巨。根据陕北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发展盐业生产，繁荣食盐贸易成为事关陕北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工作。

据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载，1941年七八月间，在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时，以高岗为首的西北中央局和以林伯渠、谢觉哉为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之间，在边区财经政策上，出现了分歧和争论，并酿成轩然大波。这场“运盐风波”惊动党中央，毛泽东花费很大精力才把这个问题解决。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也有此事的记述：边区政府从1937年成立以后，主席职务一直由林伯渠同志担任。在开头的几年，林老曾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但边区政府主席一职仍由他兼任着，政府日常工作先后由张国焘、董必武、高自立代理。1940年10月林老返回延安后，便专任边区政府工作。边区政府的另一重要领导人是谢觉哉同志。边区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为高岗。自1938年4月以后，高岗相继担任边区党委书记、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中央局书记。林老、谢老年高德劭，中央苏区时就担任过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毛主席对他们十分尊重。高岗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熟悉边区情况。毛主席把高岗看做本地干部的代表，非常器重，常加表扬，在决定成立边区中央局时，明确讲：“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

1941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各种矛盾都突出起来。在一些经济政策问题上，如怎样看待减轻民赋问题、如何认识当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运盐政策问题、政府预算问题、纸币发行问题等，边区政府与中央局之间出现了分歧和争论。这场“争论的问题是所谓施仁政，减轻民赋”，焦点是“对‘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的不同估计”。

以高岗为首的边区中央局坚持实行“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这项政策就是从乡到边区，全部成立食盐运销委员会，高岗亲任边区运销委员会主任，军队负责人为各路运销司令，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由党政正职干部亲自挂帅，实行带有军事化的半强制性的运盐政策。

很显然，这种半强制性的“官督民运”政策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增加边区群众的负担，工作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林、谢二老在工作中发现了这一政策的不足方面，并为此进行了一些研究。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盐的运销应由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即使有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压力为限，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38页)

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官司只好打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虽然说“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作结论”，但从内心里说，毛泽东是支持高岗“官督民运”政策的，他委婉地批评“我觉得二兄在这点态度上是不足的。”从1941年7月24日至8月22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给林伯渠、谢觉哉写了十封信，还与二人数次长谈。说服林、谢二老，维护中央局现行的政策。1941年8月13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做了总结性讲话，肯定“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

高岗坚持“官督民运”办法，目的旨在完成食盐贸易任务，确保党中央、边区政府、军队工作、发展的经费需要。林伯渠、谢觉哉二老则是从体恤民力考虑，主张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因为运盐影响农事，人力、畜力都要量力而行，强调“仁政”，反对过于强制。现在看来，都不为错。为此而酿成的这场“运盐风波”，已成为人们值得思考的历史。

曾力图促使陈独秀回党工作

1920年夏，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于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即陈独秀寓所)开会。共产主义小组“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时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的林伯渠，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前往陈独秀寓所表达入党的意愿。经陈独秀批准，林伯渠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陈独秀说：“我们的组织刚刚成立，特别需要发展好的党员，你是孙先生身边多年的同志，能加入我们的共产党，这说明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1937年8月23日，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坐牢5年的陈独秀走出国民党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出狱后，陈独秀申明自己已脱离托派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陈独秀的态度得到中共驻南京的代表的赞同。于是，罗汉持中共办事处开的介绍信和旅费，于9月2日到达西安，见到了时任八路军驻陕西办事处党代表的林伯渠。

林伯渠见到罗汉，提到陈独秀事，林伯渠回忆往事，非常感慨地说：“和仲甫一晃有十年未见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过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又说：“只是仲甫脾气太倔。”“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罗汉说：“仲甫与党中央有过争论，我担心延安不让他回去。”林伯渠说：“仲甫曾经站在时代前头，我希望他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的一切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鉴于兹事体大，林伯渠说：“此事非同一般，须党中央拿意见，我即给延安拍电报，请示中央，你稍住几天。”林伯渠给延安拍电报的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弟意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罗汉后来曾回忆说：“与伯渠兄详谈。伯渠当即电询延安方面，是否需我前往。随得复电相招。但彼时因山洪毁路，汽车不通，一时无法前往”，于是改由“经过电台解决”。

9月10日，党中央以“洛、毛(即张闻天、毛泽东)”名义签发致林伯渠的《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对陈独秀去延安问题提出三个条件：

伯渠：话告罗汉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系，而且竭诚欢迎你们的转变。(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且条件实现之后以再行考虑。洛、毛

当天，林伯渠收到电文后即出示于罗汉。罗汉看过中共中央的电报，心情很沉重，说：“陈独秀的脾气和为人我是深知的，叫他悔过，十分困难。”林伯渠也知道陈独秀脾气与秉性，但他还是希望陈独秀能回心转意，回到党内，遂建议罗汉劝劝陈独秀，说：“仲甫要回延安，须先实现这三个条件，你再多做做工作。”稍后，罗汉在武汉双柏庙后街26号找到了陈独秀，“他把自己和林伯渠的谈话及前前后后的事说了一遍”。果然，陈独秀在听完罗汉所述后，愤然说道，“我愿意写声明，但不愿意写书面检讨。”后来又表示：“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从命。”

接着，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陈独秀回党工作的希望破灭，林伯渠的一番苦心努力也随之化为泡影。

“自有群众作结论”

林老性格温和，处事稳重，顾全大局，讲究方式方法，遇到问题虽然不是“面折廷争”的那种类型。但他敢说真话，绝对不说假话，更不会落井下石，伤害他人。对出现的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他总是采取温和、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如1957年到1959年的三年中，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辞劳苦到各地视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深入乡下调研，听取民声民意，当时农村泛滥起来的“五风”问题引起他深深地忧虑，留下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力戒浮夸片面”的日记。

1959年7月参加庐山会议时，他在自己准备的发言提纲中，记有“我们的不足”是“既忽视客观规律又未能综合(平衡)，其不足之处，一部分是发展中的困难，是不可免的;一部分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如“刮共产风”、“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这是“脱离群众的”。7月13日，他在《庐山即景》 诗中写道：“五老峰头气象新，居高临下一身轻。空中蝴蝶迷茫梦，大计熟筹问耦耕。花木怡然属自我，阴阳终古影乾坤。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做结论。”诗中深刻地反映了林老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细玩“空中蝴蝶迷茫梦”句，这是他借用庄周梦蝶的典故，委婉地批评脱离实际的浮夸现象;而“大计熟筹问耦耕”、“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做结论”等句子，则是强调违反客观规律的蛮干、冒进必将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民众心中有杆秤，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历史和人民群众是会作出公正结论的。

林老伯渠写下这首诗后，不到一年，就在全国进入大饥荒的灾难中与世长辞了。

据林老的儿子林用三回忆，“1959年后，他就变得沉默了。”“1959年，父亲参加了庐山会议，返回时，情绪变化非常大。那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在房里写大字，写的就是实事求是，字体很潦草，写完后就撕掉。”由此可见，庐山会议对他的刺激。林老伯渠在生命的最后时日，由于国家和人民陷入灾难之中，他心境是忧虑、沉郁乃至痛苦和激愤的，林老在辞世前夕，最渴望的仍然是对事对人的“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