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的上海究竟什么样

韩戍，学者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次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在其后的数年内，新政府在上海整顿金融市场、打击会道门、关闭烟馆妓院、遣散游民，以一种摧枯拉朽的态势对旧社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同时，针对黑恶势力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针对工商资本家的三反五反运动，针对文教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经过一系列改造，几乎每一个人都被安排、整合进各种各样的单位体制或居民组织之内，个人开始与国家、集体的命运真正息息相关。红星照耀上海城，上海进入了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全新时代。

关于这个新时代，过去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教科书式的话语，另一种是自由主义式的话语。后者近似于一种“压迫主义叙事”，认为1949年开启了一种集权的体制，个人自由受到国家的全面干涉。

近些年来，学界对后者有很多的反思与修正，一般认为，虽然1949年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呈现出巨大的断裂，但断裂之中却存在着某种延续。新的舞台已经搭建，旧的演员却未完全退场，张济顺教授新著《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便是持此种学术观点的典型一例。

从宏观角度讲，1949年之后的上海社会确实发生了巨变。比如，民国时期上海的里弄，鸦片烟馆妓院林立，历来是社会底层聚集和藏污纳垢之地，国民党利用保甲制度对其维持着一种消极的控制。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里弄得到清理，建立起新的居民委员会以对民众实现新的整合与控制。

1949年后，党报体制确立，私营报刊被逐渐取缔，自由报人转变为国家干部。过去上海是好莱坞电影的聚集地，十里洋场充斥着西洋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电影逐渐退出上海市场，影院普遍代之以播放苏联电影和革命题材电影。从表面上看，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中每一个细胞，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消失了，远东第一大都市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一座萧条的城市。

然而，事实上，个人和社会对待国家权力，却有自己的应对方式。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初期的居委会中，很多过去的保甲人员仍然改头换面地存在。居委会虽然经过多方改造，最终仍不能符合党和政府的政治要求。政府对报业的改造，也并非疾风骤雨式的进行。自由报人转变为国家干部，也并非绝对的被迫，更多是个人亦步亦趋的学习新政策，跟从新形势。至于电影事业，革命题材的影片仍然难以卖座，广大“落后”的小市民的审美和品位仍旧停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由此，到“文革”之前，香港影片实际一直都在上海上映。总之，1949年以后，国家希望按照意识形态重新塑造社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老上海并非消失得无影无踪，上海的地方性仍然得到某种程度的延续。

张教授所说的“都市远去”和“摩登犹存”，实际形容的是某种“非常态社会”与“常态社会”之间复杂交织的吊诡关系。所谓“都市远去”，实为新政权通过政治强力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改造，将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从一个浮华的消费型城市改造为一个生产型城市，将社会各行各业和三教九流都改造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所谓“摩登犹存”，指的是在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强力改造之下，社会本身仍保持着其特有的韧性，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按照旧的轨迹自然进行。此种新与旧之间统一又对立的关系，不只在1950年代，甚至在“文革”时期也是同样存在的。

就如学者金大陆对“文革”时期上海市民生活的研究。他看到，在“文革”的社会剧烈荡动中，上海的总户数却呈现走高的趋势，这说明群众的迁移分户、结婚立户总是在平稳进行的；在“文革”时期全国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上海总体上仍保持着正常的水平和状态；在禁止自由贸易的大政策下，也存在着相当规模的自由交换市场和地下交易。由此，颇让人值得反思的是，我们以往观察历史，往往过多关注上层政治以及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动，对真正下层和民间社会的情况实际仍然关心不够。所以，当代史研究需要有一种视角向下，才能对那个时代有着全面的认识。

当然，所谓正常与非正常的吊诡关系，实际也是某种常识。国家大政方针虽然变动不居，但老百姓的日子还要过。即使安静的日子过不成，老百姓千百年来积累民间智慧，也常常可以巧妙应对。

就执政者而言，他们对旧社会的改造，未必完全都是出于统治的需要。在他们看来，旧上海是一个资本主义城市，需要而且必须被改造成能够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服务的社会主义城市。所以，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活动。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自然规律或者说社会发展规律，并不会因为人的左右而改变。社会发展有自己的进度，民间社会也有自己的韧性和惰性。所以，虽然繁华的都市上海远去了，自私自利资产阶级远去了，但是带来的是贫穷和落后平均化。正如改革开放后很多上海人到香港参观之后，普遍哀叹过去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已经成为香港的穷亲戚。此种改造的结果，或许是执政者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