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高考两地书

这是一对上海夫妻的书信往来。丈夫是一名文学青年，热爱写作，颇有才干，一直在芜湖工厂当工人。1977年，得知恢复高考，妻子热切地鼓励丈夫报考复旦大学，为的是能让丈夫回到上海，一家团圆。

信件写于高考前。恢复高考，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意义深远，而对于身处那个年代的民众来说，它不仅是个人的期盼，也维系着全家人的命运，其负载比现在沉重得多。所以这位妻子在信中写道：“这次的考学是顺利的，能造成一个幸福的结局呢，还是……往往不敢想象下去！”

从收集到的诸多国人书信中读到这封高考两地书，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乐天不禁也回想起自己的那段高考岁月。

我心爱的华：你好！

亲爱的，报考复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和复旦的历史系也好，只是得弄清，北京广播学院是否属地方性院校，因为在我给你摘抄的国务院112号文件中已讲明了地方性院校将来毕业分配的原则，故如北广确属地方范围的话，则万不可报考也。请弄明勿误。

其实我觉得，报考国际政治系也未必不可，加试外语对你来说确是一难题。然而要知道，在目前的社会里，要找一个各科目都很全面的人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据说上海市曾考察过，连大学生在内，目前懂得四国文字（精通）的青年只有一人，既然连读书深造的大学生在内，都如此的不全面，又何况流散在社会里多年的赴考生呢？我想这次负责招生的人是会考虑到这一点的。

当然，做好各种复杂的思想准备和精神准备，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我一直视你为一个优秀青年的原因。但是我觉得这次你还可以大胆一点。杨子荣不是唱道:“要大胆、谨慎”吗？既然你酷爱国际政治系何不试一试呢？（我也做好了此种准备了。）心爱的，问题就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在报考上要敢于填写自己的志愿，在复习的时候，就要复习得多一点，准备得复杂、充分一点，这些只是出于我渴盼你能回沪求学和不报考国际政治系很使人遗憾的心理状态所有的想法，可能不对，仅供夫参考。

心爱的，至于游芜，我想如果你能入学上海的话我便即赴芜，按原计划双双游完返沪，如果你入学北京或外地或不录取的话，我便不赴芜了。而你则一定要回沪过春节，因为①不录取的话就没有必要赴芜；②我极不愿在南京同你分手，想想吧，在遥远的地方单独和你分手，然后再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地走向征途。这怎么叫我受得了呢！心爱的，请一定不要这样做，不然我真有可能会倒在归途中的。呵呵，真不敢想象！心爱的，好吗？你一定像以前一样回来过节？

心爱的，不要说那些使我不愉快的话，大学生不准谈恋爱那是“文革”以前的事了，不!就是“文革”以前的大学生也还半明半暗地谈恋爱呢，还何况今年入学的都是从社会中而来的人呢？大学期间不准结婚，这倒是真的，现实的。

我想，如果入学的话，你也不能像以前在农村和船厂一样逐步公开我们的关系吗?不然的话，待临毕业时你拿什么要求分至上海，又怎样取得别人的同情呢？如果你入学的话，我是不会妨碍你的学业的。我全心全意送夫上大学，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多学一点，学得好一点，并力争成为尖子，难道你还不信这一点吗？……

致吻，

极想念你！

你的妻77.11.14夜11：15分

对话嘉宾：张乐天(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当代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

解放周一：您本人也是通过参加1978年高考进入复旦大学的。阅读高考两地书，是否也唤起了您的高考记忆？

张乐天：是的，每当看到1977、1978年高考的影像资料、书籍，这样的记忆就会格外强烈，因为和信中的这位丈夫相比，当时的高考对我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可以说是一场人生的赌博。

信中的这位丈夫是工人，在当时有很好的职业，社会地位高，比我当时的处境好得多。我出身于资本家家庭，那时一直被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顶帽子我“戴”了多年。在海宁农村的生产大队里，尽管我干活卖命，态度认真，仍始终得不到信任。当时有一个机会，大队可以推荐人上大学。我中学就读上海的同济附中，曾经发誓连复旦都不要读，只有北大清华才放在眼里。但命运多舛，“文革”中我到了乡下务农。这次上大学的机会我看得很重，也相信自己应该有资格，但没想到队里没有推荐我，这对我来说打击很大，甚至很绝望，觉得这辈子不可能翻身了。如果不是恢复高考，我的人生就不是今天的这个模样。

解放周一：刚恢复高考时，许多考生已经成家立业，高考对他们的意义非常重大，这一点在信中可见一斑，写信的妻子甚至觉得，高考关乎了他们两人是否能有一个幸福的结局。您的情况也是如此吗？

张乐天：这一点我特别有体会。我当时已经在乡下结婚，在生产大队当代课老师，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都不敢相信。不相信像我这样的人还能上大学，也不相信大队会给我开证明。我压根不认为自己还可以读大学。所以1977年高考我没有参加。参加那一年高考的高中同学考完后来乡下看我，劝说我无论如何都要去考一考，我母亲也给我鼓励，最后，我决心参加1978年的高考。

从决定报考到正式开考，这中间只有3个月的时间。当时，我是公社里高考复习班的文科老师，我一边辅导学生，一边自己复习。爱人那一年怀孕，但我完全照顾不了，每天跑5公里路去镇上辅导学生，晚上回来批改作业还是请爱人帮的忙。现在回想起来，当人觉得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对生命有特别巨大的意义时，你就会充分调动你的潜力。

解放周一：信中，夫妻两人为报考什么系而纠结。看起来，国际政治、新闻系好像是当年最热门的？

张乐天：当年，只要带“国际”两个字，都被认为是“高大上”的，而新闻系一直是社会上公认的热门专业。

我没有信中那位丈夫的高远目标，也不像他当时准备得那么充分。高考分数出来后，我们被通知去海宁市体检。路上就有人指着我说，这个人就是海宁高考第一名。到了海宁教育局重新填志愿时，工作人员对我说，我的分数不管填哪里都能被录取，我就填了复旦大学，第一专业新闻系。旁边有位老师说哲学系分配比较容易，于是我就在第二专业那一格里填了哲学系。几天后，县里有人通知我去拿录取通知，我借了辆自行车赶去邮局，拿到通知一看，我被复旦大学哲学系录取了。

那一刻，感觉自己面前的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命运被彻底改变。我本来注定做一辈子农民，现在不仅来到上海，还成了复旦大学的学生。当时大家看你的目光中都透露艳羡。

我进入复旦后的心情和读书状态，与现在这个年代的孩子完全不同。我记得我们拿到校徽以后，天天把校徽别在衣服上，开始重新设计人生。而我在乡下务农的一些同伴想要回上海，后来只能通过病退的名义和途径，病退后也只能进街道生产组、小工厂。可以说，当年考取大学几乎是整个命运的“翻盘”，但对今天的青年来说，人生的选择比我们当年要宽广得多，高考不再是唯一出路，那位妻子在信中写到的内心纠结，也终将会是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