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朗日：把“文革”的图像记忆还给中国

1966年，19岁的法国姑娘索朗日·布朗来到中国，在法国驻华大使馆担任秘书。一场前所未有的集体狂热和政治风暴正席卷这个国家，索朗日·布朗对此只有零星的认知。闲余时分，这个不小心踏入历史现场的姑娘端起相机，穿行在老北京的街头巷尾，对着一场游行、一次表演或仅仅一个让她讶异的表情摁下快门。

在相机都极其稀罕的年代，400多个无意撷取的镜头，天真无邪的“观看”，为我们不带偏见地记录了一段历史和为宏大叙事所遮蔽的街头景象、日常生活。

1969年，索朗日·布朗回到法国，进入法国最老的一家报纸《世界日报》工作，从报社秘书，变成报纸记者、美术编辑。后来又担任《世界外交》杂志的艺术指导。她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和照片打交道。但这批在中国的照片却被她压在箱底。直到某天，一位来自北京的艺术家看到照片，激动得从椅子上跳起来，对她说：“你把我的记忆还给了我！”

将这些图像记忆还给中国，从此成为索朗日·布朗的夙愿。10年前，她从所在刊物退休，终于有时间重新审视这些照片，开始将它们送至各处展览。2015年，这批照片首次集结为《中国记忆，1966》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关于“文革”有各式各样的叙述，集体的、个人的，官方的、民间的，文学的、非文学的。索朗日·布朗的叙述清醒、感性、表面，唯其随性烂漫反而深入细节、浸透实质。正如摄影理论家、本书序言作者之一陈小波所言：“摄影与文学、音乐一样，是存放秘密的地方，也是解开秘密的地方。难以想象没有摄影，历史如何保存。”

6月5日，在前鼓楼苑胡同一座清幽的四合院内，南都记者对索朗日·布朗进行了专访。

19岁来到中国的法国姑娘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为什么会在19岁时来到中国？

索朗日：法国大使馆在1964年才建立起来，他们需要员工。当时中国很封闭，也不为人知。大使馆向我所在的秘书学校要人。老师问我们谁想要去中国工作三年，我就说，我去！

南都：在此之前你了解中国吗？

索朗日：了解一点点。那个时候很难对中国有深刻的认识。但我是个很开放的人，总是希望四处旅行，看看这个世界。中国对我来说非常神秘。当你居住在欧洲时，你会听说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当然从报纸上也知道一点中国的政治情况。但头脑里既没有任何画面，也没有触碰过任何现实，只是一些模糊的概念。所以我来中国正是一个契机，让我得以发现这个国家。

南都：当你来到中国后，是什么促使你开始拍照？

索朗日：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冒险，也是一次有趣的发现，我希望为自己留下一些纪念。这些照片都是为我自己拍的，没有任何特别的意图，只是为了保留我的记忆。

照片回到中国引发反响

南都：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些照片的重要性？

索朗日：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时间慢慢过去了，我离开中国，回到法国，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我知道我有这些照片，它们被我压在箱底，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知道时间在向前走，中国在进步，但我从没想过我的照片所讲述的故事。

1992年，一位住在北京的艺术家到法国来，我想给他看看老北京。我第一次重新拿出我的照片，选了一些做成幻灯片放给他看。他的反应无比激烈，从坐的椅子上跳起来，把手放到墙上，好像要走入照片当中，说：“这个，这个，这个……你把我的记忆还给了我。”他说：“你应该出一本书。”我说：“是的，但我现在没有时间。当然，我之后会做这件事。”直到8年之后，我才有了时间和机会更多地思考这些照片。但是他的反应让我意识到，这些照片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它们就像是某种历史文献，因为时间流逝，变化急遽，照片里的世界几乎已经消失了。同时我也意识到，它们是彩色照片，那个时代彩色照片是很少的。于是我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梦想，将这些图像记忆还给中国人。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它甚至会变成现实。但梦想就这样开始了。

南都：2002年，这批照片出现在平遥摄影展上，观众对这些照片有何反应？

索朗日：中国观众觉得太棒了。我给幻灯片配了音乐，是从“文革”革命歌曲里选的。还有一些声音记录，是我在大使馆工作时录下的，人民喊的口号啦：“打倒……”幻灯片就在这些声音里轮番播放。在那里参展的中国摄影师，大部分来自广东，都很喜欢这些片子。

在摄影展上一个来自巴黎的年轻女人，她是英国人，但居住在法国，后来和我非常要好。摄影展之后很多年，她写信给我说：“我脑子里还记着你的照片，无法忘记它们。我们的机构现在要出版书籍，我希望第一本书是你的。”他们做了一本美丽的书《北京1966》，在法国赢得很好的口碑。

2006年，我受邀参加“中法文化之春”，在北京798展示这些照片。此后，它们在不同的展览上亮相。接着，我遇到了两个美国人，他们对这些照片极感兴趣，成为了我的经纪人。他们联系了中国出版商，通过浙江大学的缪哲教授，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

南都：你平时看哪些摄影展？

索朗日：当然。我有许多摄影师朋友，很多一流的法国摄影师，马克·吕布、帕特里克·扎特曼等都是我的朋友。我在平遥时，遇到了中国摄影师安哥。2002年在平遥有一个他的个人摄影展《生活在邓小平时代》。有另一个摄影师沙飞关于长征的摄影展。安哥说，最好组织一个摄影展，有沙飞的长征、你的“文革”和我的邓小平时代，一条线贯穿中国历史。

看见“文革”时的中国

南都：我们来讲讲这本书吧。我知道你总共有大概400张照片，但这本书里只有96张。

索朗日：我甚至有更多。当我重新审视这些照片，我意识到最有趣的照片是那些关于人的，那些表达他们当时的生活的。因为我也有很多其他的照片，比如拍的紫禁城……事实上，这些纯风景的照片不是最有意思的。时间在人身上留下痕迹，时间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摄影在这一点上非常珍贵。

我认为我的照片并不是专业照片，它们是业余爱好者的照片，但它们在美学上足够出色。如果它们质量不够，我不会敢于展示。因为我一生都在和照片、摄影打交道，要是它们不够好，我会感到很羞愧。通过这些照片，我发现我还有些艺术细胞，这是我从前不知道的。

南都：这本书里的照片和法语版里的照片不同吗？

索朗日：是的，法语版里只有40张照片。我不知道这本书里的照片是谁选的，但我理解。最重要的是将它们还给中国。

南都：哪些照片是你最喜欢的？

索朗日：我喜欢“大头娃娃舞”这张，完全是自发的，这是一张好照片。这是在五一劳动节，杨浪（编注：此书注释撰写者）告诉我，1966年5月1日，正是满城风雨但“文革”高潮尚未到来的时候。“大头娃娃舞”出现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的游园会上。再过几个月，“大头娃娃舞”就会成为“四旧”的象征而从舞台上绝迹。这些小姑娘在笑，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笑，我只是抓住了这个瞬间。

南都：所以你只是走到那按下快门？

索朗日：所有照片都是这样的。我也喜欢这张“女民兵”的照片。我喜欢她们的表情和动作。这也是在“五一”劳动节，她们会跳舞、写生、演出戏剧，所有人都走来走去。现在不是这样了吗？

珍贵的“无知的观看”

南都：50年时光过去了，再度回到中国，你觉得这里变化大吗？

索朗日：半个世纪过去了，变化是巨大的。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在于，50年前我在中国的时候，因为无法和中国人交谈而极为沮丧。那时候没有什么外国人，没有游客，我们是陌生人，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和人们交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之所以拍了这么多照片，也是为了交流的缘故。但是，现在，对我最大的改变是我可以跟你们交谈了。真是妙不可言。

还不止这些。我知道中国一定会发展、进步，我很惊讶这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么多。我不是佛教徒，但我总说我前生大约是个中国人。

南都：我发现这些照片里的很多人都碰巧望着镜头。当你在街上走的时候，人们都在看着你吗？

索朗日：他们都看着我。这是一种交流。我一开始并未留意，当我重看这些照片时，才发现人们在我周围走动，盯着我看。因为他们不习惯我这样一个人。比如，在北京的冬天，我在大使馆上班，如果我有一点时间，会走到市中心，在街上走走。我记得有年11月，我在王府井溜达，天气非常冷，因为我在大使馆工作，必须穿裙子，所以那天我穿着靴子和长筒袜。我记得一个很老的中国女人走过来，她把手放在我的腿上，说：“不冷？不冷？”那是一个自发的举动，因为我没有穿着大棉袄和裤子。

当我在电脑上再看这些照片，重新行走在这些广场和街巷时，我突然意识到，在拍照片，他们是我好奇心的猎物，但我也是他们好奇心的猎物。以某种方式，他们也在拍摄我。这是这些照片最特别之处。这种相互的、无知的看。

索朗日语录

我总是说，这些并不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照片，它们只是我在中国所看到的东西。

由于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的出现，我看见所有人、所有时间都在拍照，于是我不再想拍了。

我更愿意观看身边的事物，感受它们。当然我也会拍下一些纪念性时刻，但那是想要保留的记忆。我不是在摄影。（文/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