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都是大肚汉儿，哪有鞭杆肚？

我所在的小镇，人均不到一亩地，加上多是岗坡地，产量很低，许许多多的家庭都吃不饱。怎么办?只好偷偷做点小生意，或者在自留地里种点经济作物，私下拿到街上卖，以补贴家用。即便这样，也只能维持半饥半饱状态。想真正吃饱，那是奢望。

小孩子们不懂事，老是吵着吃不饱，嚷着不想吃红薯、萝卜，想吃大米、白面。家长哪里有办法满足小孩并不高的要求?为让孩子们填饱肚子，只能在做饭时多放红薯、萝卜、青菜等。

经常吃红薯，又没的什么油水，加上正值长身体的时候，就特别能吃。一顿要吃两、三碗，撑得肚皮往外凸，个个都腆着个大肚子，俗称“大肚汉儿”。

小伙伴洗澡时，都要先比比肚子，看谁的肚子小。如果发现谁是“鞭杆肚”，就像发现了“新大陆”，羡慕得不得了。心想，啥时候我也成鞭杆肚呢?不像现在，挺着大肚子的往往是大官或者大款，人们看到了会投去羡慕眼光。

开“九大”之前，学校接上级通知，要学生练习队列、步伐，到时候要隆重庆贺一番。学校就抽专门时间训练。像我这样年龄小、个子小的男生站在第一列。老师喊“立正”，小伙伴都赶紧收拢双脚，挺起胸膛。

老师皱起了眉头，用手拍拍我们的肚子，“叫挺胸膛，没叫挺肚子”，“把肚子往里吸”。我们按照老师说的去做，可还是“吸”不进去。老师又用根小棍子，轻轻敲敲我们的肚皮，“再往里吸”。一位同学终于忍不住了，“老师，那里面是红薯，不是空气，吸不进去”。老师苦笑笑，只得作罢，听任一个个挺着小将军肚训练。

上初中了，农忙时，要去附近的生产队“支农”。一次，在干完活后，中午吃饭时，我和同班几个同学分到一农户家，主人家端来了一笤箕白面馍。我们没待主人落座，就狼吞虎咽起来。待主人端上米汤时，我们每人已经吃下了两个馍馍。主人一看笤箕里的馍馍只剩下了三个，就说：娃们里，你们干了半天活，累着了，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要吃饱。又说，上次到我家吃饭的学生，每人都吃两个馍馍呢。我们几个面面相觑，这分明是说我们吃多了。是接着吃，还是就此作罢?两个馍馍，连饿气还没压住呢，心里想。

待主人去灶屋忙乎的时候，发现灶屋的桌子上还放了一笤箕的馍，分明是留着下顿吃的。于是我们低着头只顾吃，也不说话。主人看桌子上的馍吃完了，只好把另一笤箕的馍端出来。风扫残云般，桌子上的馍全部被干掉。每人吃了五个馍，一碗米汤，菜不算。

那时候每年冬天都要上水利工地，水利工地的活比生产队重多了，可许多年轻人争着要上水利工地。原来，在工地上，每天可以记最高的工分，13分，还可以天天吃到大米干饭，过段时间还可打下牙祭，沾点荤腥。

1975年，我们生产大队20多人在工地修水渠，我当时管伙食。一次，炊事员说，好长时间没加餐了，是不是做顿臊子面?那时候，食品公司的猪肉，是凭票供应的，没有猪肉票，自然买不到。只好到集市上割了两、三斤死猪肉。炊事员卤好后放在锅里，打算晚上再加点豆腐，做顿臊子面。

做晚饭时，炊事员打开锅一看，卤好的猪肉不翼而飞了。一问才知道，是被五队的一个社员吃了。我找到他，要他把吃剩下的拿出来，晚上给大家凑合着做顿臊子面。他指着肚皮说：都在这，你找它要去。我问他，为啥要这样?他说：下午饿了，到厨房里找吃的，掀开锅盖，发现有猪肉，正好可解馋，春节过后到现在还没有吃过肉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所在的小镇，人口增多了，土地却减少了。因扩建学校、供销社、棉花站、粮站等，占了不少的地。按理，粮食缺口会更大了。然而，做梦也没有想到，似乎一夜之间，吃饭问题就突然给解决了。在实行家庭承包的第一年，粮食就自给自足了。又过了两、三年，家家户户都有余粮卖了。

农村改革初步成功具有普遍意义，它的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城市改革和政治改革。它昭示人们：社会要文明富强，就要解放生产力，让民众享有人与生俱的自由和权利。这就必须打破垄断，包括权力、资源和思想垄断，还生产资料于民，还民众以经营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

一旦身上的无形枷锁被打开，一旦民众成了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民众中蕴含的无穷创造力就会像泉水一样迸发出来——这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源泉。

权力膨胀和权力任性，是生产力解放的最大障碍，是扼杀创新和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元凶，也是数次人为灾祸的根源。有些人总以为高人一等，处处凌驾于民众之上，以“救世主”自居，甚至把既得利益置于民生之上。要知道，民众的智慧，民众的创新能力，远在“主义”、“理论”之上;民众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对自由、民主、法治的追求，也远比统治者想像得理性和实在。民众并非像人糟蹋的那样，是需要严加管束的刁民。

借用《让子弹飞》里的一句台词：没有你，很重要。即，没有权力的横加干预，比什么都重要。民众要过上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就必须把权力关进笼子，让权力在权利面前俯首称臣，让权力再也不能飞扬跋扈、耀武扬威、指手画脚，再也不能祸害民众，而只能毕恭毕敬地为公众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