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我的《青春之歌》

——其实不是我的，是从中学同学那儿借来，最后的去处，不大好意思说。

读老鬼《我的母亲杨沫》一书，知道《青春之歌》当年的风光，具体数字记不清了，反正在出版后很短的时间内，销出了近百万本。售价是一元钱出头，以当时每月一百元钱以上就要算高工资的情形而论，称得上价格不菲了，可见时人阅读的热情。反过来，我亦由此推想“文革”时“焚书”的盛况：印数这么大、几年前的畅销书，我读小学、中学时，居然已是难得一见。不知这是否与它“大毒草”的名声有关，好多年后我看到一条资料，说北京“工人阶级”曾经举行过一场十七万人的批判大会——批一本书，聚集十七万人，不知算不算一个记录?我只是纳闷，这得要多大的场地?

但我并不知道《青春之歌》的“恶名”，“文革”的一通“横扫”之后，之前出版的书大概都已被批倒批臭，再无人提起。要“继续革命”，我们有的是更“当前”的批判对象，不要说《青春之歌》，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母本《林海雪原》，对我也像是不存在，就是说，干脆没听说过。

我撞上《青春之歌》纯属偶然。初一时有个同学，家里是“挑高箩的”(即收破烂的，南京人这么叫)，收的破烂当中，偶或有书，这成为我跟他套近乎的一个重要原因。《青春之歌》便是从他那里得来。书已破烂不堪，封面封底不翼而飞，幸而从书脊上总还可以辨识出书名。与每次得书后的情形一样，欣喜之后继之以一读为快的冲动。但这一次，阅读的快感迟迟不来，读了好几十页，如堕云里雾中——我不知道主人公在干什么。

从小学起钻头觅缝找书看，也算读过一些小说了，除了一部《艳阳天》，都是遭遇性质，逮着就看，没头没脑。没人告诉我将会读到的是怎样一部书，背景信息半点不知，它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赤条条地就来了，可以说，都是“裸读”。但冥冥中我有自己的归类法，比如，“打仗的”，像《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古书”，比如《水浒》《说唐》《说岳》《济公传》，比如“神话的”，像《西游记》，还有“地下斗争”的，像《野火春风斗古城》。至于《艳阳天》，那是讲“阶级斗争”的嘛。按说《水浒》《说唐》故事隔得远，又是古白话，更容易读不懂，可那些“好汉”故事我半通不通津津有味读下去了。《青春之歌》则大大越出了我的阅读经验，没法让它进入我的分类系统。它的故事太不“故事”。其时常被小伙伴缠着讲故事，几乎看过的每本书，我都“折子戏”式地、添油加醋地讲过，《青春之歌》好像没一个片断是好讲的。

倒也不是没有印象深刻的段落，比如余永泽的英雄救美，林、余二人的谈恋爱，虽然余后来一点不英雄，甚至变成了反派。以今视昨，我想当时让我读下去的动力，恐怕主要是书中“美女”的“另类”，林道静、王晓燕、林红、白丽萍，甚至那个出场不多，起先颇为交际场所诱，遭日本人侮辱，最终进步起来的李槐英，我也记得。当然，首先是林道静，小说开始写她逃婚，她穿件月白色短袖旗袍，带着件乐器，神情忧郁坐在火车上。这形象对我简直是一次洗礼。因此前小说中、电影中见到的正面女性形象都是妇救会长、民兵队长式，英姿飒爽，横眉立目，似这般“文艺范”的，见所未见。

天可怜见，若不是翻过一本《野火春风斗古城》的连环画，我甚至不能根据书中文字对林道静的形象做最起码的脑补，因能够提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城市女性装束的影像我们都见不到了，我好歹从《野》书连环画中的银环身上，知道了旗袍是什么样。我对衣饰本身不感兴趣，关键是月白色旗袍配合着林道静脸上的忧郁神情，引发了我对“小资”生活的朦胧想象。这当然是大大的误会：林道静的身份其实是“愤青”，或者说，《青春之歌》是一本写“小资”变成“愤青”的书。时至今日，《青春之歌》大体已被读者抛弃，当时的人再想不到，原因之一，乃是它太“革命”太不“小资”。

但《青春之歌》占据我的读书记忆，还不单是因为上面的原因，我怀疑更因为这书的戏剧化的收梢——不是说书的结尾，是说这书最后的下场：它掉在了茅坑里。

其时我读书的场所变动不居，如《青春之歌》这类可疑的书籍更是如此。在学校看不得，此前就因看一本叫《边疆晓歌》的书被老师找去谈过话;如父母在家，也以不看为妙，虽不至于弄到被没收，被父亲盘问也是件烦人的事;父母不在家，则老阿姨又时不时支派做家务事。故大凡准备大看一场时，我会选择带本书到家对面的五台山上，找个僻静角落，“排除干扰”地读个半天。那天带了《青春之歌》上山，实在是别无选择。另一方面，这书老读不完，也让人焦虑，我是颇以几天读完一本厚书自傲的，这本书大大影响了我的量化指标，恰因“不懂”，我发狠硬着头皮读下去，至少要在形式上结束它。

也是合当有事，坐在山坡上一小树林里看了一阵，忽觉腹疼，便走段路到五台山体育场内的厕所去如厕。那厕所既是万人体育场的附属设施，自然规模宏大，一般厕所再无如此之多的蹲位。饶是如此，场内有活动时，还是人头攒动，里外挤着人。这天却是空无一人，偌大厕所，因蹲坑之间无隔档而一览无遗，居然显得阔大、空旷起来。是敞篷式，上面没有顶的，很接近茅坑的概念，但光天化日之下，横平竖直的一大片蹲坑被围墙圈起，于今想来，很有几分诡异。

我有厕上读书的习惯，只是都是坐在抽水马桶上，蹲功欠练的，那一天不知是因从未领略过的厕所中的敞亮，还是自觉有些读进去了，总之居然有点物我两忘的意思。也不知过了多久，两腿已然麻木，要起身时，书没摆放处，便用下巴夹着。就在站起之际，惨剧发生了，听到啪的一声，定睛看时，书已入坑中。到现在也想不通，以我当时的身位，书怎么不掉在前面的地上，不偏不倚掉到下面去。

那一刻懵了，不能接受这事实。只有经历过书荒年代的人，才能了然我当时的大惊失色。有过一念：要是毛主席的书，罪过就大了(我倒是也在厕所里读过毛选，虽然主要是翻看第四卷有关三大战役的毙敌数目)，幸亏这是一本“反动”书。但“反动”书的珍稀以及它的非我所有似乎更令我慌急。片刻过后，我试图拯救它，寻来两根树枝，希望着能够夹得起来。但打捞的全部努力似乎只是让它沾染了更多的粪便。接下去便陷入了天人交战，想下到里面拿，又觉下面堆叠的人中黄没下脚处。我甚至矫情地自责怕脏怕臭，缺少“劳动人民”优秀品质，“小资产阶级”意识作怪，江华、卢嘉川必不犹豫之类。无奈自责加励志都没起作用，在厕所里徘徊良久，最后我还是空手离开了。

第二天醒来，想到没法向书主交待，又复陷入恐惶。明知已无望，我还是一大早跑到那个厕所，却发现那里已被打扫过，书和粪便一道，都不见了。所幸后来那位同学并未找我讨要，可能的原因是，他翻看过几页，判断并非像《敌后武工队》《说唐》那样奇货可居的“好书”，久而久之就忘了。

因此我可以说，实际上《青春之歌》成了我的，虽然这一点还未明确时，它已去了不妙的去处。这书于我，便在大约四分之三处戛然而止，大约过了七八年后，我才通过电影将其“完形”。又过多年，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忽然火起来，我把《青春之歌》找来八卦比勘，这时没什么不懂了，却是另一种的难以卒读。

到现在我已不止一次对人说起过当年可笑事：“我的《青春之歌》掉在了茅坑里”并非调笑语，实情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