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农村：八面威风的县委工作队

在特定的时期上级机关向下级，特别是基层行政单位派出工作队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一个传统。为了发动群众支持和参与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战争，必须向农村基层派出工作队，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支援前方，征集作战物资等等;为了搞好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也必须向基层派出工作队，要确保土地改革运动严格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依法有序地进行。文革时期的六七十年代，时代已经去战争和土地改革甚远，但是这种工作方式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还是被保留了下来。一个生产大队或小队，几乎每年都有县委工作队常驻，特别是在政治运动发动和组织的阶段，更是如此，这是当时农村人民公社时期的一种常态。

上级工作队一般有省级的和县级的，省级的工作队由于规格高，驻扎的地方也少，我们生产队当时就无缘或者说没有资格接纳他们。人民公社是当时农村的最基层政府机构，而每个公社干部，比如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成员一般都要蹲点一个大队或一个生产队，这是他们常规性的工作。所以一般提到所谓工作队，还是县级的。县委农村工作队要进入到了每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队员由二到三人组成，称之为工作组，设组长一人;每个大队组成工作队，设工作队队长一人，副队长若干。他们一般在基层担任工作队队员一到两年，就回到原来的单位，然后又有新的工作队员被派遣下来。

工作队进村入户，一般都安排在成分在中农以下，人口比较少，生活稍微富裕的家庭生活。工作队队员都是从城里来的，他们的生活水平相对于农村来说要高很多，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远比农村人讲究。虽然他们来到农村是准备吃苦的，但是农民们实际上把他们当客人看待，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于公于私都还有很多事情要仰仗他们，哪里有安排到条件比较差的家庭生活的道理?记得那个时候的小说和电影中的土改工作队队员一般是住在村庄里的最贫穷的家庭里的，他们和穷人交朋友，发动这些穷朋友们勇敢地和地主富农作斗争。而文革时期的工作队则不一样，原因当然是他们的任务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当下的任务是要贯彻上级的指示和有关精神，让他们住在条件稍微好点的家庭，似乎更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和工作的顺利进行;况且文革时期，地主富农早就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农村最贫穷的人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是当年的地主和富农。

他们下到农村最基层后，主要是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是配合中央部署的有关政治运动，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五六十年代，他们在老支书陈永贵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斗地战天，战胜了穷山恶水，取得了农业的大丰收，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一面光辉的旗帜，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肯定和赞扬，于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阶段“农业学大寨” 成为当时的农村工作中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最响亮的口号。上级为了搞好农业生产，几乎每年都要以“农业学大寨”的名义向农村基层派遣工作队。还有如1971年的“一打三反”运动，1973年的“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县委都派出了工作队。工作队进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抓阶级斗争。首先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召开社员大会，根据上级指示的精神，跟社员讲清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然后便是批判斗争大会，根据本生产大队，或是生产小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抓住几个阶级敌人——地富反坏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揭发、批判他们。当时的政策是只允许他们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他们当然也乖乖地服从管理，言行不敢越雷池一步，战战兢兢，汗不敢出。工作队还千方百计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的舆论阵地，他们用组织农民文艺宣传队，或主办墙报等方式宣传领袖的讲话精神和上级政策。我还记得1975年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中，我们生产队还组织了一个所谓“评水浒，批宋江”小组，这个小组是通过“三结合”的方式，即由干部、贫下中农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当时农村哪里有什么知识分子，年纪大点的读了几年小学的几位农民就被结合进去了。而且这个小组的成员几乎都没有读过《水浒》，很多人甚至目不识丁，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有一本书叫《水浒》。如果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对《水浒》还有一点了解，则可能是从说书人那儿听来的，或者从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话中得来的，对《水浒》所获得的印象当然是鸡零狗碎的，或者是脱胎变形的。但是他们这些人为了迎合上级，还是煞有介事地开会、发言，狠狠地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指责金圣叹腰斩水浒，当然他们说话的内容大多是报刊电台中的一些老生常谈。

二是领导和督促农民“抓革命，促生产”。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农民的一切行动要听指挥，不仅要在种什么，不种什么上听从上级指挥，而且还要在怎样种上听从上级指挥。当时生产队的土地多少用来种粮食，多少用来种棉花，都是上级早就根据全年计划确定下来的，因此作为生产队的干部也好，普通社员群众也好，根本上就不必操心种什么的问题。至于在具体工作中，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插秧，什么时间收割，甚至什么时候实施什么样的田间管理，什么时候打什么药，什么时候施什么肥，都得听从上级安排。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作队的任务就是要宣传上级的指示精神，督促生产队落实具体的工作。当时“农业学大寨”是农村工作的主旋律，而大寨精神的核心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们为了将生产队的生产搞上去，带领农民群众苦干巧干，将汗水挥洒在那贫瘠的土地上。他们虽然不熟悉农业生产劳动，但是能够和农民一起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辛苦劳作，非常不容易。记得1976年，县委有一名姓高的书记，是湖北枣阳人，生得白白胖胖，说话慢条斯理，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形象，他被安排在我们生产队蹲点。他经常戴着草帽，挽起裤腿，打着赤脚参加我们生产队插秧、割谷劳动。在劳动中，或者歇息的时候，经常和我们谈天说地，并没有将自己置身于芸芸众生之上，傲慢骄横。尽管他每天来都是小吉普司机从县城送来的，晚上又是小吉普司机将他接回县城去，但是老百姓还是理解他，认为一位高官(当时我们是这么认为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委实不容易。工作队还想尽千方百计，他们办生产队的事情就像是办自己的事情一样上心、尽力。他们到处求人，为生产队拉来贷款，甚至动用各种关系，为生产队买来紧俏物质如化肥、薄膜等。

工作队的队员都是一些有文化的城里人，他们的到来为苍凉的乡村平添了一层玫瑰色彩。我记得当时到我们生产大队蹲点的工作队是县文化部门的，他们利用他们部门的资源为农村、农民服务。那些年农村文化生活非常单调和匮乏，没有什么可供消遣和欣赏的，偶尔能够看到的是电影，放映队将一部片子巡回到各个大队上映，品种单一尚且不论，而且都是一些老掉牙的片子。他们来到我们这儿之后，经常将刚刚在县城里放映的新电影拿到我们大队放映，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次电影片《杜鹃山》刚刚在县城放映过，工作队马上就拿到我们大队放映，当时整个大队的小学校园里人山人海，盛况空前，临近大队的老老少少都跑来一饱眼福。他们还将当时的县文工团调到我们生产队参加劳动，体验农村生活，文工团在我们这儿住上了一两个月，在我们大队演出了好几次。工作人员将我们住在附近人家的大门卸下来，搬到了学校操场上，用于搭建舞台。从红日西斜，到太阳落山，一座简陋的舞台很快就搭建好了。这座舞台是一座标准的镜框式舞台，舞台上铺着一层红地毯，演出过程有专业的灯光照明，演出效果出奇的好。演员在舞台上蹦蹦跳跳，木板舞台总是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听演员的演唱声、音乐声，和着舞台的吱吱呀呀声，是为一乐。他们演出的有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的全本或折子，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节目——比如说鼓子、湖北渔鼓、相声、歌曲清唱等等。演出的时候，小学校园里也是人山人海，前边是坐着的，他们大多是附近的小孩，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远道的或迟来的都站在后边，最后边的是站在长凳上的人，小孩则骑在大人的肩上;乒乓球台上站着人，教室的窗台上扒着的是人，树丫上坐着的也是人……

当时是政治上的极左时期，工作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的当然是一种极左的思想和观念，当时发生的很多事情，或悖情逆理，或荒谬绝伦。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工作队经常强调，每家每户养鸡不能超过五只，否则就是搞资本主义，他们大会小会强调农民要将自己家里多余的鸡处理掉。殊不知当时的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两只手碰到钱的机会都很少，他们的油盐钱，买点零食的钱，送人情的钱，甚至看病的钱都是从鸡屁股里抠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没有了鸡，就没有了活路!农民房前屋后栽种的一些树木，一方面可以改善和美化环境，同时在急需时，他们将树砍伐后可以卖一点钱。但是工作队认为超出墩基一定范围的树是资本主义尾巴，这条尾巴一定要割掉。于是他们用皮尺一拉，凡是属于范围之外的要求农民自己“清理门户”。由于农民心痛自己的东西，舍不得砍，这项工作也就迟迟不能推进。我记得当时一位姓魏的女工作队员挽起衣袖，操起斧头，发誓要砍遍全队越界的树木。但她毕竟属于女流之辈，纤纤玉手力气有限，于是出现的情况是，每家每户房前屋后的超出一定范围的树木的根部四周都被砍出了一个个或深或浅的圈圈，白花花的木屑显露于外，但都都没有砍倒——有的只是伤其皮毛，并无大碍;有的已经伤了筋动了骨，元气大丧;有的已经气息奄奄，命悬一线了。

他们的说话的权威性远远超过当地的大队和小队干部，他们实际上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钦差大臣，口衔天宪，一言九鼎，无人敢于违拗拂逆他们。当时农民家里如果有小孩哭闹，吓唬他们，阻止他们哭闹的方式是说，工作队的某组长或某队长来了，这种方法非常灵，听到这句话，小孩擦干眼泪，瞪着双眼，紧张地东张西望一番，然后乖乖地停止了哭泣，是可作为他们八面威风的证明。在法治不张的历史时期，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法”的象征。农村中社员之间如果出现了矛盾和纠葛，到工作队员面前评理可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他们调解民间纠纷的效率非常高。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知识、有水平，了解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是当地人，和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恩怨关系，一般都能够做到公正和公平。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由于他们的“言”就是“法”，所以处理问题难免带着浓重的自我偏好，或不自觉地袒护偏私一方，或对同类的事情处理前后不一致，因而畸轻畸重，而作为当事人几乎没有申诉或辩解的权利。更有甚者他们还私设公堂，审讯和打击他们看不惯的人，不听话的人。我们生产队有一位贫协主席，他本来出身很好，是铁杆贫农，所以有恃无恐，吊儿郎当，多次和多名女性发生两性关系，在群众中影响很坏。他原来和工作队的关系都是很好的，所以人家对他无可奈何。但是有一年跟工作队的关系弄僵了，工作队想好好地整他一顿，于是便将他软禁起来，在一个冬天的晚上私自在办公室里审讯他。两位工作队员是主审法官，而我则是生产队里能够握住笔杆的人，所以担当书记员。这位贫协主席见到两位工作队员好像老鼠见到了猫，浑身瑟瑟发抖，说话也结结巴巴。主审法官问什么，他便答什么，毫无隐晦。这两位工作队员似乎有“窥伺癖”，特别喜欢刺探人家的隐私，凡事总是往细处问，往深处问，往下流处问。如果把这些细节全部写出来，无疑可以成为一部新时代的《肉蒲团》或《金瓶梅》。转钟两点，审讯完毕，这位贫协主席灰溜溜地走了，两位工作队队员用手挥动着我的记录稿，笑嘻嘻地说，今后他再捣蛋，用这些材料就可以整死他。好在这位贫协主席“逊位”后，知趣识相，老老实实做人，不再张狂，不再有恃无恐，这些事情才不了了之。

县委工作队走了之后，还留下了一些可供消费的“资产”，这些“资产”究竟是“正资产”还是“负资产”，人们的理解不同，利益关系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人的天性，一半是天使，还有一半是魔鬼。这些县委工作队队员正是身强力壮的时期，又和自己的配偶处于分居状态，人的无意识深处的“力比多”有时会冲破自我的约束，所以难免演绎出一个又一个缠绵悱恻的故事。当年的乡村的美人儿现在已经处于人生的薄暮时分，她们的脸上已经满是皱巴巴的“深沟险壑”，风光不复当年，但是社会上的某位风流工作队队员留下的种子的流言并没有消弭，还在明里暗里困扰着一些人，一些家庭。有一些工作队员回到城里后升了官，手中握有了权柄，不忘农村蹲点时的住户或相好人家相识相知相助之情，或摆脱不了他们常青藤般的攀援和缠绕，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提携帮助这些人家的子女，或将他们转成商品粮户口，或推荐其上大学，或提拔他们当干部，让这些家庭也沐浴浩荡皇恩，上演了新时代的一幕幕“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人间喜剧。直到现在，他们的故事似乎还没有完结，还在继续演绎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