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琳：美苏对国共内战的影响有多大？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者吕迅的一本学术著作《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今年付梓，该书以国际局势的变化为切入点，从宏观路径和微观细节完整的勾勒出美苏态度对于国共内战的巨大影响。此前对于国共内战的研究总是围绕着民心、腐败、土改等视角来诠释内战成败之因果，吕迅的新书撇开这些老视角，泼墨如水的将视线专注的投向美苏对于内战的影响。

多年前便已经有学者就外国援助对国共内战的影响撰文探讨，历史学者杨奎松认为，内战中苏联给中共的援助至关重要，而另一名历史学者刘统则认为，苏联对于中共的资助是有限的，外援并非重要因素。青年学者吕迅的这本新书中运用了很多未被国人了解的美国、俄国的原始史料和档案，并整合了散落在各种档案和回忆录中的史料，较完整了展示了国共内战时期美苏对于中国走向的态度，以及对国共双方的各种援助。美国在内战初期就抛弃了国民党，实施武器禁运政策，而苏联则源源不断支援中共。

读罢此书，不能不认为美苏对于国共内战的态度对战争胜负具有关键性作用，中共的军事胜利与苏联援助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这本书也应该可以回答为何短短三年，国共内战便立分高下，貌似弱小的中共为何战胜“虚胖”的国民党。

在世界局势这盘棋中，国共双方都是棋盘上的棋子，而棋盘后影影绰绰的下棋者正是美国和苏联。国民党与美国貌似“情投意合”，其实早已“同床异梦”，内战中期美国便抛弃了国民党，而中共与苏联拥有“共同语言”，一直进行着“秘密恋情”，直至内战尘埃落定，中共与苏联这才彻底公开并度过了一段“蜜月时期”。

美国对中共颇有好感

抗战落下帷幕也同时也掀起了内战的“盖头”，然而该书从1944年抗战尚未结束便开始写起，此时蒋介石和美国人史迪威的关系还在撕扯中，美国人出于对战后中国的关注，开始进一步介入中国事务，继而考察中共。面对美国的考察，当时表象弱小的中共的接待工作令人回味。

从1944年来，各种美国考察组接踵来到延安，2月美国记者团来到延安访问，中共紧急进行准备工作，所有反蒋标语都被撤换成了国共联合抗日，一些村庄事先进行排练。

1944年7月至8月，美国军事观察组也来到延安，其出行全部由延安来安排，没有进行任何未经许可的访问。为了招待观察组，中共提供了最好的饮食，包括鸡蛋、牛奶、面包、各种肉类，甚至甲鱼、火鸡等食物，还提供爆米花、曲奇饼、茶叶、香烟、咖啡等消遣食品。美国观察组成员曾经提出为丰盛的伙食付费，周恩来推辞说，“你就是把钱扔到河里我们也不要。”

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于11月7日来到延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去机场迎接外国人，延安为此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值得注意的是，当天恰巧是苏联十月革命国庆节(十月革命爆发于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中共并未按照惯例庆祝这一节日。

各方对于中共的考察都得出了有利于中共的报告，中共的宣传策略大获成功。美国人认为，中共比国民党政府更廉洁，更有朝气，军队更富有战斗力。此外更重要的是，在中共的接待下，美国人心中的意识形态隔阂逐渐冰融雪化。众所周知，中共曾经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但中共对美国人着重强调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和苏联已非隶属关系。斯大林也曾说过，中共大部分党员都是农民而非无产阶级，中共是一个“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毛泽东说，中共的英文翻译给了美国人以误解，他甚至考虑为中共改名，要像国民党(kuomingtang)那样采取音译。美国决策者开始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的设想。

在美国人的设想中，中国应该像美、英一样实现民主的政党轮替。在二战中美苏结盟的大背景下，大多数美国驻外官员对意识形态并没有不安，反而对国党的独裁统治深恶痛绝，对蒋介石颇有嫌恶，他们期待以民主妥协的问题解决国共纷争，这种认识为日后的美国调停内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然而，中共并非像展馆中透明玻璃下的物品一样被美国看的清清楚楚，无论中共向美国人表示对美国式民主如何推崇，他们依然坚定认为国会多党制度不过是“旧民主”而已，只是争取中间党派和国统区民众的工具。中共是一个具有浓烈意识形态烙印的政党，他们的终极目的依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抗战结束前，中共便预测美苏将走向对立，从意识形态角度中共必然支持苏联，但也没必要立即和美国“撕破脸”，中共与美国的交往展现了八面玲珑的风格。

抗战即将结束，国共都要去争取外援，然而争取外援并非是无原则的，因为国共双方都是民族主义者。

二战结束苏联态度摇摆后倾向中共

二战结束后，中国是世界上的大国也是弱国，面对国际局势的新发展及美苏两大巨人的角力，国共双方没有太多“自选动作”，不得不在国际局势的身后亦步亦趋，不断修正自己的“步伐”。

国际局势仿佛六月的天气般阴晴不定，国共双方坐上了“过山车”，惊诧、沮丧、欣喜、躁怒等情绪轮番折磨着对立的两方。本书着重介绍了1945年到1947年，美苏局势的变化如何影响国共在东北的争夺，而东北作为国共内战中的主战场，其意义不言而喻。

1945年2月，决定战后中国命运的雅尔塔会议召开，美苏攥住了中国命运的喉咙。出于对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的忌惮，为了换取苏联进兵东北对日关东军作战，罗斯福同意了苏联提出的多项条件，诸如维持外蒙古现状，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属于苏联，保证苏联在东北的优越利益，而这项秘密协定蒋介石政府一个月后才得知。1945年8月，苏军进入东北。

对于国民党而言，苏联手中紧握着进入东北的钥匙。1945年8月15日，东京投降后数个小时，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条约》，随后斯大林电告中共，苏联已经和美国达成一致，为避免中国内战爆发，国共应该和谈，同时苏联会把中国东北领土全部交予国民党。早在抗战结束前，毛泽东就断定苏联一定会支援中共，且东北拥有中国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资源丰富，地理上头枕苏联，背靠朝鲜，是中共必争之地。苏联的态度着实浇了中共一盆凉水。中共不得不改变占领东北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计划，决定先夺取小城市和乡村。

随着美军在1945年9月华北地区登陆，国府亲美成为定局，美苏两国的摩擦日益增多。面对远道而来的中共军队，斯大林决定背弃条约中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命令驻东北苏军接待共产党，并在随后支持中共控制东北。

事实证明《中苏友好条约》给中共带来的阵阵凉意不过是初春降临时的倒春寒，苏军在东北向中共提供日本遗留下来的武器弹药，甚至将自己控制的大连政权交给中共。苏军还拒绝国军部队在大连、营口、葫芦岛登陆，延缓了国民党进驻东北的时间。

面对新局势，中共喜出望外，立刻改变了南下战略，转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全力挺进东北。1945年11月，国军在中共军队进入东北2个多月后，才在秦皇岛登陆，这场争夺东北的“盛宴”，国军已经姗姗来迟。

面对苏联的态度，蒋介石一气之下决定撤回东北行营，苏联为了缓和矛盾宣布从长春撤退，并要求中共撤出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和铁路线。形势对中共又急转直下，陈云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称独占东北已无可能。又一轮“大风降温”下，毛泽东也紧张过度，他“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夜不能寐”。

一番政策摇摆后，苏军的钟摆最终又摆回到中共一方。1946年3月，苏军在即将撤离盘踞7个月的东北前，将消息告知中共，希望中共抢先占领各个大城市。此时中共已经在东北发展成为拥有34万正规军的部队。苏军撤离后，国共双方“大打出手”，46年4月，四平争夺战打响，一个月后，国民党新一军夺回四平，林彪主力遭到重创，不得不撤到松花江以北。

为何斯大林对毛访苏要求一再拖延?

正值中共东北部队生死存亡之秋，美国负责调停内战的特使马歇尔出手“挽救”中共。二战后，受到复员大潮、经济因素、战略重心等多因素考虑，美国不希望卷入中国内战，期待国共之间建立联合政府。秉承这一理念的马歇尔一直在中国进行内战调停，此时他强烈要求国共东北停战，迫于马歇尔的压力，蒋介石只能就范，国军此时已经兵临哈尔滨，近在咫尺却天涯永隔。中共对于马歇尔的停火计划求之不得，并提出延长停火时间，在东北停战期间，林彪得到苏联源源不断的支持，其积蓄力量并羽翼渐丰。

美国特使马歇尔的内战调停毫无效果，因为马歇尔对中共只能坐而论道，根本没有制约的任何底牌，他将压力不断倾泻在国民党一方，从而迁就中共，达成停战和平的“黄粱梦”。为进一步压制国民党，1946年7月29日起，美国中止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由于美械装备对于弹药及补给需求量较大，在军火禁运下，国军战斗力大打折扣。马歇尔不断向中共示好，甚至将周恩来遗失在他专机上的笔记本交还，笔记本中记录着中共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高级情报人员熊向晖。

国共和平终究只能是易碎品，磕碰一下便摔得粉碎，和谈达成的各种协议约定都成为任人踩踏的废纸。1947年1月，和平大使马歇尔调停失败，离开战火纷飞的中国，他发表声明称，和平最大的障碍在于国共之间完全不信任。马歇尔回国后决定避免任何形式的对华军事支援并放弃中国，美国从中国事务的插手者变成了旁观者。这无疑在国民党胸口上捅了重重的一刀。将国民党甩到脑后的马歇尔将目光投向欧洲，他主持了美国复兴西欧经济的宏大援助计划。

为了获取苏联更多的支持，毛泽东早在1948年便多次筹划去苏联拜见斯大林，但斯大林一直拖延，直到中共建国之后，毛才首次访苏。尽管如此，其对中共的援助依旧不打折扣。马歇尔曾经称美国从未搞到苏联是否援助中共的证据，苏联表现的洁白无瑕，美国则满是污泥。这句话可以为斯大林在内战尘埃落定前迟迟不见毛泽东做最好的注解。1949年1月，苏联特使米高扬来到西柏坡秘密访问，毛泽东告诉米高扬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共很难取得现在的胜利。1949年内战胜负底定，中共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进入到全面反美的时期。

早在1947年6月，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曾说，国民党内战胜利的两个把握就是美国帮助其打内战，而苏联不帮助共产党，然而局势发展大相径庭，国党因此并无胜算。这句话可谓国际局势与内战成败的精妙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