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蕴晖：解读当代中国史的“钥匙”

    编者按：7月1日下午，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老师在共识会员群里，为共识网VIP会员带来了一场名为《解读当代中国史的“钥匙”》的在线讲座。此篇即为讲座内容。8月2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教授也将在共识会员群里，为共识VIP会员做一场名为《中美关系与东亚冷战》的在线讲座。想了解共识VIP会员项目的朋友，请点击：这里。

      当代中国史，即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勿庸讳言，在这六十多年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走过了一段很大的弯路。对导致这段历史弯路的源渊，学界见仁见智，应该承认历史本身就具有极其复杂的多重因素，从不同层面进行剖析和反思，完全在情理之中。我个人以为最深层的原因，则是邓小平指出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 “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2]

可以说，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是解读当代中国史最为重要的一把“钥匙”。中国共产党历经六十多年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正是由传统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转变历程。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

       是一代领导人的共识

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时起就被写入党章所要追求的目标。那末，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是怎样认识和理解的呢?《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剥夺剥夺者”;列宁概括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斯大林在苏联的实践正是按照这个基本理论观点做的。1930年代中期，毛泽东写有这样一段批语：“苏联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断发生的基础是富农的存在。其他一切矛盾，都受这个主要矛盾所规定。只有由于工业化及农业社会化，才能将此主要矛盾解决”。[3]表明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按苏联的这套路子来做。

1953年提出的“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以苏联社会主义为样板设计的。毛泽东在当年所做的关于总路线的报告中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4] 经毛泽东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则明确写道：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使社会主公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

对社会主义的这种认识和理解，周恩来、刘少奇等也都有过同样的解释。

在1955年秋冬的农业合作化热潮期间，人们对原定10到15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不到3年就匆匆完成提出质疑。 刘少奇解释说：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点。“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动摇，那末，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就不会犯重大错误。”[5]

可见，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是中国共产党一代领导人的共识。

1956年，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

       为何此后的实践却沿着苏联的样板越走越远

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在不断批评右倾保守的政治氛围下被不断加快，从1953年到1956年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全合作化和公私合营了。随着单一公有制的确立，和计划管理体制的实施。所有工、农、商业的生产、流通都得听从行政部门的指令。这就打乱了产、供、销之间原有的链结，使生产经营的人们失去了主动权，极大地影响了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造成产品花色品种单一、质量下降、商品短缺，农村则出现肥牛养瘦、瘦牛养死等弊端。这种情况中央领导人在1956年初就有所察觉。

1月20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讲话说：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6]

结合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在当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重要思想。明确指出，对苏联走过的弯路，要引以为戒。但是，《论十大关系》并没有涉及所有制和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

陈云作为主管财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观察得更仔细一些。他指出，原来的夫妻老婆店，卖的东西适合群众的需要，日常生活用品，样样都有。卖的方法也很灵活，一个信封一张信纸也能卖，售货时间晚上12点敲门也卖东西。现在组织起来拿固定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到点关门。过去晚上10来点钟挑着担子到里弄卖莲子糖粥的也没有了。总之，小商小贩的经营积极性没有了，对消费者造成很大不便。他提出小的商铺、小手工业、摊贩要长期让他们单独经营。[7]中共八大，接受了陈云“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建议，即：生产经营以国家和集体为主，允许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允许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的自由生产作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允许有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作补充。[8]

应该说，这比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前进了一步，它具体触及到了所有制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了。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在总体上还难以突破斯大林教条的束缚。在中共八大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和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讲到下一步的任务时说：“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继续采取正确的方法，把资本家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9]这就与八大通过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政策直接发生了无法统一的矛盾。

正是在这个时候，1956年夏秋，先后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这本来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发生危机的反映。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曾发表演说，认为苏联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根源是苏联的制度问题。

当年12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认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10] 针对铁托关于斯大林的问题与制度有关的观点，《再论》评论说：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是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11]于是，《再论》强调“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12]

可见，中共八大的新政策很快无果而终，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当时不仅没有深刻认识到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反而是坚定地要继续沿着这条道往前走 。

“反修”“防修”与“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强调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呢?一个基本的理念是，私有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实行了公有制，就可能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地向前发展。所以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以为有可能迎来一个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这就是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原始动因。

1958到1960三年“大跃进”的结果是：造成的损失达5000多亿人民币，导致了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近3000多万人口。本想创造一条自己独特的建设社会主义和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结果是在原有苏联模式的基础上越走越远，企图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通过实行单一公有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胡绳称这完全是一种 “对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13]，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面对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和人民饿饭的现实，1961年，中央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一些环节作了松动。这就是1961年制订的《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

重新规定给农民发放“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让个体经营手工业和商店实行“自负盈亏”。在这同时，广大农村为渡过饥荒，许多地方搞起了“包产到户”。概括起来，就叫做“三自一包”。

就在这同时，中苏关系破裂，我们把赫鲁晓夫和南斯拉夫铁托在国内实行的某些改革措施，当作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进行公开批判。

毛泽东当时对调整国民经济的政策基本上是同意的，但对“包产到户”显然不能接受。

1962年，毛泽东听到他的秘书田家英向他陈述关于包产到户的意见后，突然向田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田一时无言以对。[14]

陈云看到田家英关于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后，认为“观点鲜明”，并说：“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提分田到户。”陈云把他的意见向毛泽东谈了以后，毛当时没有表示意见，第二天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15]

在1962年八、九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上，毛泽东大讲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严厉批评了所谓的“黑暗风”(把形势说成一团黑)、“单干风”(主张分田到户)、“翻案风”(翻1959年庐山会议批右倾机会主义的案)。郑重提出了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

1963年，毛泽东多次把所谓的“三自一包”称之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在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更向人们提出：“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1965年制订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正是为了捍卫单一、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分配大体平均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到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毛泽东而言，这是为实现他的理想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战斗。

这里要说明的是，尽管在具体政策上领导人之间存有不同意见，但当问题被提到是坚持公有制、还是搞私有制，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时，党内没有也不可能有不同意见。因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是公认的理想社会主义。

照抄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

以上梳理的历史发展过程，不难看出从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都把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基本制度。实践证明，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剥夺剥夺者，即没收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由国家来统一安排和调节生产，以为采用这样的办法就能调动全体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生产的高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分配，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只是一种主观设想。但从斯大林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来，人们不顾本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简单地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当成是建成社会主义的目标，显然是本末倒置，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了。历史的实践表明，原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商品短缺，老百姓都在过着穷日子。

“文化大革命”导致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文革”结束时，全国至少两亿农民的温饱没有解决，许多处在赤贫状况。1980年4月，邓小平在同外宾的谈话中说：“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16]1984年6月，邓小平更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7]

这样，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的工作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以后，邓小平明确提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18] “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19]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开幕，邓小平在开幕词中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0]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只能是一个模式，冲破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教条，开启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大门。

姓“社”姓“资”争论不断的根源

       邓小平论社会主义本质

但是，从1980年代以来，几乎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包产到户、个体经济、开办特区、雇工数量、私营企业、市场经济等等，都有人提出姓“社”姓“资”的质疑。最具典型的：

一是，关于包产到户问题。在1980年代初的一次全国性省委书记会议上，一部分领导人坚持应该允许或者承认包产到户是合法的;另外一部分领导人就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出现了一场“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说他那里是“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逼走包产到户的“华容道”。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池必卿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21]

二是，雇工能不能超过八个工人。按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标准，七个雇工以下是独立劳动者，八个雇工以上就是资本家了。当时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很好吃，非常有名，傻子瓜子最大的问题就是雇工人数多，大大超过了标准，怎么办?邓小平说，我们有些老同志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22]

三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是争论最为激烈、争论时间最长的一个问题。可见，邓小平所说的，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也要解放思想，其难度是多么的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专门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说：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

邓小平这一段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表述，即由实现公有制转向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就最终从传统社会主义观点中突破出来。它表明，社会主义不是建立了什么样的具体制度，制度是个工具，“三个有利”才是社会主义的目标。

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其中，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更明确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响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

由上可见，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过六十多年的摸索，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多么痛苦的摸索过程，才开始逐步觉醒。

当我们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阅读1949年以来共和国的历史时，可以发现，我们所历经的曲折，是有着深刻的理论和认识根源的。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人们的认识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又都在对历史的反思和检讨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断前进。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中国的经济有了快速发展，国家的实力得到极大增强，人民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举世瞩目，尽管现实仍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距离人们期待的社会公平、公正、平等、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历史证明打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教条，从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选择。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3] 转引自：杨胜群、田松年主编：《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1949～196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主办：《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5]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6]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3卷，1968年武汉版，第83页。

[7] 陈云：“公私合营中应注意的问题”(1956年1月25日);“公私合营后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1956年3月30日)。均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9]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2页。

[10] 《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上)，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4～395页。

[11] 《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上)，第398页。

[12] 《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上)，第404页。

[13] 《胡绳文集》197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14] 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2页。

[15] 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1～1323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64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4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21] 杜润生著：《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6～197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