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留下两个失去父母的孩子相依为命，姐姐小彦原来天性活泼开朗，由于父母惨死的过度刺激和对父母强烈的思念，精神再也支撑不住，崩溃了、失常了，被送进精神病院。1976年9月23日，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刚满22岁的小彦用自己的死向万恶的“四人帮”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一个原本幸福的家，破了，三条人命，亡了。

吴晗、袁震夫妇

 

[ 本文选自《实话实说红舞台》，作者：顾保孜，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

 

江青等人靠林彪支持，阴谋升级。毛泽东谈话后，中央书记处停止彭真的工作。吴晗所受迫害升级，一家四口丧失三条人命

 

“二月提纲”的下发并没有使事情结束，张春桥和江青坚持认为吴晗“研究海瑞，有一味药方极为重要，那就是骂皇帝的问题”。他们要从这里打开缺口。

 

江青看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受到北京市委的抵制，便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身上动脑筋。

 

林彪果然全力支持江青！

 

有了军队重要人物的撑腰，江青气壮了。1966年2月2日到20日，她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从会后整理的纪要看，座谈会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的巨大成就，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是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这个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由他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报送中央批准，于4月10日转发全党。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已经不再是针对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的，包括彭真在内的北京市委。它批判了《二月提纲》，使彭真、陆定一的倒台已成定局。

 

有了毛泽东的批示，林彪、江青便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包括吴晗在内的“三家村”，批判对象指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并且盗用工农兵的名义，声嘶力竭地叫嚷要揪“三家村”的“后台”。

 

毛泽东又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组要解散。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毛泽东谈话后，中央书记处于4月份停止彭真工作。自然，吴晗所受的迫害也升级了。1966年4月，关锋、戚本禹两篇被中宣部和彭真拒绝的“攻要害”文章得以见“天日”。这是比姚文元定调还要高的文章，一篇是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另一篇是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戚本禹的文章，那逻辑颇为奇妙：他引用列宁的话，“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戚本禹认为，吴晗正是依照“自己特殊的阶级敏感性”，“预知”了庐山会议，所以“提前”写了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这两篇文章比起姚文元的更明目张胆，阴险毒辣，为吴晗定下了与彭德怀罢官一样的罪。其实，揪住吴晗不放的真正意图在于，通过批判吴晗，揭出“三家村”，通过“三家村”，揭出“彭罗杨陆”，再通过“彭罗杨陆”，揭出“中共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

 

为了达到这个阴险的目的，吴晗便平白无故地遭受打击迫害，成了“文化大革命”开场祭旗的牺牲品。

 

5月8日，《解放军报》以显著位置刊登署名为“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光明日报》也在显著位置刊载了署名为“何明”即关锋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的文章。仅隔两天，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抛出《评“三家村”》等文，交织成一张猛烈的火力网，射向北京市委。与此同时，《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联名以编辑部名义发表题为《伟大的历史文件》的社论，说“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产了，这是一个突破口”，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江青之流在组织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斗争”目标就已经定好了，吴晗只不过是一系列突破口中的第一个突破口而已。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完全是由“斗争”目标需要而决定的。江青曾经兴奋地狂叫：“一个叫吴晗的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林彪在中共九大报告上说：“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批判“三家村”的同时，吴晗和他的家人也被推到了生死的边缘。他们几乎是在转眼的工夫，生杀大权已操于人手了。他们面对的是众目睽睽的鄙视，到处是如雷贯耳的声讨。整个院子里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吴晗三天两头被拉出去批斗，原来演讲的会堂成为批斗他的地方，那些洗耳恭听的学子变成了拳打脚踢的“武夫”，无情惨烈的批斗并没有换来家人的安全。

 

吴晗的家被清洗过好多次。他从青年时期节衣缩食积攒收藏了一生的珍本古书全部被抄走了；记录着吴晗、袁震夫妇一辈子点点滴滴血汗的劳动的卡片也抄走了；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全部手稿，其中有发表过的，也有未发表的，也一页不剩地抄走了；珍藏的文物字画抄走了；毛主席、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和吴晗书信往来的手迹也抄走了；外国友人送给吴晗的礼品被当做“四旧”砸烂了；电视机也不能幸免；就连女儿三岁起画的图画，也在那些人“这是什么玩意”的斥骂声里付之一炬。

 

批斗最后升级为入狱。吴晗被捕入狱的第二个月，妻子袁震又遭到江青一伙的迫害。她因为替吴晗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打成“右派”，送进了“劳改队”。袁震本来就是个体弱多病、一直病休在家的人，过去热天还穿棉袍子，现在却住进了又潮又湿的旧浴池，在熬过一个潮湿的夏天和一个寒冷的冬天之后，双腿瘫痪了。可没有大夫敢为她治病。1969年春天，女儿小彦和儿子吴彰高兴地把母亲接回家，以为母子以后可以团聚了，谁知这竟是他们母子团聚的最后一个夜晚。当天夜里，袁震的病情加重。送到医院后，医生听说是吴晗的妻子，怕划不清政治界线，不敢进行抢救。袁震含恨而去，永远离开了这个曾经寄托希望却饱受屈辱的土地。

 

袁震的惨死，对吴晗打击很大，他的处境也更加艰难。坚持气节的吴晗不愿苟且偷生，在妻子离世半年后，于1969年10月11日含冤去世。

 

留下两个失去父母的孩子相依为命，姐姐小彦原来天性活泼开朗，由于父母惨死的过度刺激和对父母强烈的思念，精神再也支撑不住，崩溃了、失常了，被送进精神病院。1976年9月23日，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刚满22岁的小彦用自己的死向万恶的“四人帮”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一个原本幸福的家，破了，三条人命，亡了。

 

吴晗无过，吴晗含冤，因为一个历史剧，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回顾十年“文革”岁月，吴晗的悲惨命运只是一个缩影，全中国人民付出的沉重代价，恐怕几个十年都难以偿还和消除。                     (责任编辑：郭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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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吴晗资料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吴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1日），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浙江金华义乌人，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学家。吴晗先加入民盟，再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副市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海瑞罢官》这部剧而被当权者批斗，最后不得已在狱中自杀，家破人亡。

 

生平：

 

1929年考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大学部预科。

 

1930年未能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经顾颉刚帮助，于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职馆员。

 

1930年因写成《胡应麟年谱》，受到胡适赏识，希望能够获得推荐直接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但胡适希望参加考试。[2]

 

1931年7月13日至22日，几乎同时参加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转学生入学考试。其北大考试因数学零分而未被录取，而清华的转学生入学考试仅考党义、国文、英文、中史、西史，以及物理、化学、生物、论理“任选一门”[3]，故此顺利录取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4]。胡适写信推荐其当工读生，专治明史。

 

1934年毕业，并留校任校，专讲明史。颇受顾颉刚、胡适、傅斯年等提携。

 

1937年起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1943年7月，在昆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停办，返回北平，任清华大学教授，其在清华的住所旧西院12号，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

 

1948年秋奔赴解放区西柏坡，见到毛泽东，并且就《朱元璋传》进行了长谈。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参加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11月任北京市副市长。

 

1953年，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以后还历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1954年起主持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等工作，后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等系列。

 

1957年积极参加反右斗争，6月亲自主持对储安平的批斗，8月又揭发批判罗隆基。公开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4月，鉴于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各级官员虚报成绩的现象，毛泽东提出要学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之后，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随即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作品[5]。当时毛泽东对于这些作品大加赞许，并赠送自己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吴晗。吴晗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最出名的知识分子之一。

 

1965年，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前往上海停留了几个月，上海市长柯庆施指派张春桥和姚文元协助其工作。同年11月10日，由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突然对多年来受到肯定的《海瑞罢官》进行批判。文章认为《海瑞罢官》宣传了错误的阶级思想，“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6]。

 

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由毛泽东指示、各方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掀开了序幕。吴晗在文化大革命被认为反毛泽东路线，遭到批斗。

 

1968年3月经康生、谢富治批准被捕入狱

 

1969年3月18日妻子袁震被迫害致死

 

1969年10月11日早晨，在狱中死去，死因不明。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1976年9月23日，养女吴小彦在精神病院自杀。

 

2012年03月09日